蔣經國用行政手段勉強維持的上海經濟秩序已出現崩潰之兆。物價開始飛漲，物資缺乏，生產停頓，老百姓怨聲載道。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現了一片搶購風潮，賈亦斌與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賈亦斌又追問他：“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他卻王顧左右而言他，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
年輕時的蔣經國（資料圖）
本文摘自《臺海風雲》，李立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1948年，國民黨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堅持打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鉅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汙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黨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髮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7月下旬，蔣介石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的認可。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介石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寧滬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發佈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介石派蔣經國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介石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蔣經國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蔣經國有蔣介石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黨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經國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在正式宣佈蔣經國出任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的前一天，賈亦斌到南京勵志社去找他，請他出席蘇州青年軍夏令營結業典禮。出乎賈亦斌的意料，蔣經國對賈說：“我另有重要任務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賈亦斌驚奇地反問：“這不是早就說好了的嗎！又有什麼更為重要的任務呢？”他有些激動地說：“這次領袖委派我去上海負責執行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的工作，任務是艱鉅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撓，只要是違犯國法者，不論其官職有多高，財力有多厚，我都將堅決依法懲辦，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賈亦斌未等他把話說完，就急忙問他：“發行金圓券的基金從何而來？”他回答說：“只需四五千萬美元就夠了，數目不多，好解決。”賈亦斌見他說得如此自信，還是有點半信半疑，但認為如果能由此使貪官汙吏和姦商得到懲處，物價能得到平抑，這對飽受物價暴漲之苦的人民還是有好處的，所以也感到高興，當即對蔣提出了八個字的希望和祝願：“秉公執法，早日成功！”然後握手告別。 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銀行大樓三層設立了經濟督導員辦公室，親自坐鎮指揮上海的經濟管制，立刻雷厲風行、大張旗鼓地行動起來。 首先，公佈了有關的經濟管制法令和物價管制辦法，規定：一、從8月19日起，發行金圓券，以取代法幣，限於10月22日前收兌已發行的法幣；二、限於9月30日前，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元和外匯，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存放外國銀行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過8月19日的物價水平(俗稱八·一九限價)，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和國際開支。 同時，蔣經國以《上海向何處去？》的醒目標題發表告上海人民書，以上海人民保護者的口吻宣稱：“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天下再沒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沒有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決心：“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對豪門巨室決不留情，揚言要用高壓手段來實行限價：“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還提出了“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門資本”；“剷除腐化勢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機倒把”等一系列的口號。這些動聽的言詞，一時確實打動了許多人的心，認為蔣經國與其他國民黨官員大為不同，由他來實行經濟管制或許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則等待著觀察他下一步採取什麼實際行動。
為了執行經濟管制法令，蔣經國立即在上海組織自己的“執法”隊伍。他將贛南系、青幹校和青年軍的幹部從全國各地紛紛調往上海，一時上海成了“太子系”緊張活動的中心，王升、李煥、江海東、江國棟等蔣經國系重要分子云集上海。蔣把“戳亂建國總隊”第六大隊調往上海，由王升擔任大隊長；後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蔣經國對親信說：“‘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正像上海國際飯店的招牌一樣，雖然不大，但名氣很響，全國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在上海復興公園舉行成立大會，共有隊員1萬人，編成20個大隊，分佈在上海各個區，由王升任總隊長。蔣經國邀請賈亦斌出席了成立大會，但賈未講話。為了加強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蔣還抽調一部分大學生，成立了一個經濟研究小組，由江國棟負責。為了開展工作，蔣經國還將中央幹校校友會和青年軍聯誼會的基金調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接著，蔣經國法出令行，果真轟轟烈烈地打起“老虎”來。他接連召見上海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軟硬兼施，要他們擁護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黃金、外匯，否則即勒令停業；甚至聲色俱厲，拍桌大罵，揚言：“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誰手裡有多少黃金美鈔，我們都清楚。誰不交，就按軍法辦理！”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也四處出動，設立崗哨，檢查行人；並與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合編隊，組成許多三人或五人小組，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登記囤積物資。對違反規定者蔣經國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大老闆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樑、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60餘人，均因私逃外匯，私藏黃金，或囤積居奇，投機倒把，被捕入獄；榮、胡、韋三人後經託人疏通，分別罰款100萬、30萬和35萬美元，才得以交保獲釋。連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囤貨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獄，判了8個月的徒刑；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因洩露經濟機密也被判刑。蔣經國還大開殺戒，以貫徹他“用人頭平物價”的主張，藉此威懾人心。林雪公司經理王春哲因私套外匯被處死，報上還刊登了王被處死時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後來還殺了破壞經濟管制的憲兵大隊長姜公美。蔣經國還殺氣騰騰地宣稱：“在上海應當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進監獄，上刑場。
蔣經國的“鐵腕”暫時發揮了作用，上海的物價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穩定，岌岌可危的財政金融危機也似乎有所緩和，一時輿論出現了一片讚揚之聲。有的報紙稱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稱頌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國記者則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蔣經國為暫時的勝利所陶醉，想趁熱打鐵，藉機在上海紮根，因而考慮先取代宣鐵吾出任上海警備司令，等條件成熟再取代吳國楨，出任上海市長。這時，蔣經國想到了賈亦斌這個對他反貪官汙吏仍存懷疑的人。他幾次打電話到南京找賈亦斌，要賈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賈亦斌看看他的“打虎”傑作，體驗一下他反對貪官汙吏和豪門奸商的決心；同時也想探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為上海警備司令時，賈亦斌是否願意充當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職。還有一件事，就是要賈亦斌為他籌備雙十節“十萬青年大檢閱”。
賈亦斌於9月中旬到達上海，先在揚子飯店住下，旋即去外灘附近的中央銀行看望他。但在那裡，他忙於接待許多客人，無暇與賈亦斌交談，於是他對賈亦斌說：“這裡不好談話，還是今天晚上8時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號)來談為好。”
當時，賈亦斌對他在上海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打老虎”，博得輿論廣泛讚揚，也感到高興，但覺得那只是個開頭，困難還在後頭，成敗尚難定論，特別擔心他虎頭蛇尾。當晚賈亦斌按時到了逸村，蔣經國顯得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就座之後，他得意地問賈亦斌：“你看怎麼樣？”想聽聽賈亦斌對他在上海政績的評價，並且滿以為賈亦斌也會像別人那樣稱頌他。而賈亦斌卻毫不隱諱地回答：“開頭還不錯，但我怕你後勁不足！”這不啻給他潑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悅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觸動。賈亦斌接著問他：“CC方面怎麼樣？”他的臉色由不悅轉為惺怒，罵道：“他媽的，他們在上海控制著大小15家銀行，我要同他們幹到底！”賈亦斌相信他的話，因為蔣經國同CC派之間早存芥蒂，他們的明爭暗鬥路人皆知。但賈亦斌最擔心的還不是CC派，而是宋美齡，因此賈亦斌又問：“夫人(指宋美齡)呢？”此問一出，他頓時呈現難言之狀，站了起來，口含菸斗，緊鎖眉頭，踱來踱去，近半個小時，一言不發。賈亦斌坐在沙發上，感到侷促不安，最後賈亦斌說：“今天不談了，以後再說吧。”他說“好，我派車送你回旅館。”談話就此不歡而散，賈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問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事後賈亦斌聽說，蔣經國在這段時間裡確實碰到了難以克服的障礙。9月下旬，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許多工商巨頭開會。會議開始，蔣經國照例客氣地表示感謝諸位對幣制改革的支持，接著話鋒一轉，帶著威脅的口吻說：“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興風作浪，危害國計民生。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物資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他的話音剛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卻不緊不慢地說道：“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一一我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在上海首屈一指，遠遠超過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時滿座的目光都對著蔣經國，看他如何反應。杜的這番話反守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蔣的預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隨即表示：“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蔣經國話雖然這麼說，但回到辦公室之後卻感到事情棘手萬分。因為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長和中國的大財閥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則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齡。宋美齡沒有生兒育女，故對孔令侃視如己出，倍加寵愛，精心培植，孔、宋兩家早已聯為一體，密不可分，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勢。而且揚子公司還在紐約、倫敦等地設有分公司，與美、英、法等國各大財團及國民黨政府許多機構都有密切關係。因此，孔令侃自認為靠山硬，誰也奈何他不得。蔣經國固然來頭大，但又能把他怎麼樣？所以他沒有把“太子”放在眼裡。明明有令規定：午夜12時以後實行宵禁，不準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這時開車闖關，揚長而去；明明規定禁止囤積居奇，揚子公司偏偏乘機大搞囤積物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長王升和其手下人為此向蔣告狀，蔣經國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輕易在“太歲”頭上動土。但如今杜月笙在會上這麼一逼，他無法迴避，不得不表態。揚子公司違法亂紀的事實路人皆知，整個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動作。事情到這一地步，蔣經國只好橫下一條心，向孔令侃開刀，於是命令經濟警察大隊長程義寬搜查並查封了揚子公司，但遲遲不對孔令侃本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餘地和後路。
查封揚子公司成為一時的重大新聞，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10月3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報刊爭相報道“揚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歡欣鼓舞，呼籲“清算豪門”；有的則因處理此案拖泥帶水，缺乏前一階段的雷厲風行作風，表示不滿，指責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各種議論都有。
賈亦斌看到這種情況，預感到自己所言蔣經國“後勁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著急。於是在一次會見時，賈亦斌問他：“孔令侃案辦不辦？”他像沒有聽見一樣，不予置答。此時蔣經國用行政手段勉強維持的上海經濟秩序已出現崩潰之兆。物價開始飛漲，物資缺乏，生產停頓，到處出現搶購風，老百姓怨聲載道。賈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廠瞭解生產和原料供應情況及工人的情緒，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現了一片搶購風潮，賈亦斌與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賈亦斌又追問他：“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他卻王顧左右而言他，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接下去就不再說什麼。
回到旅館之後，賈亦斌反覆琢磨他這句話的含義。覺得他是藉此向賈亦斌暗示：他要後退了。對此賈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來賈亦斌對實行經濟管制能否奏效，並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認為在當時打擊豪門、嚴懲貪官汙吏和姦商，平抑暴漲的物價，對老百姓也不失為有利的一著。特別是當遇上真正囤積居奇、橫行不法的“豪門資本”，全國人民拭目以待之時，賈亦斌認為絕不能退縮，應當大義滅親，依法嚴懲。否則，無以向人民和歷史交代。如果口號喊得震天響，一遇見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場具有諷刺意義的騙局了嗎？對於國民黨，賈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對於蔣經國，賈亦斌還抱有一線希望，認為他是一個有抱負有能力的領導，幾年來他對賈亦斌恩遇甚深，無論以公以私，無論作為部下和朋友，在此關鍵時刻，賈亦斌都有責任有義務向他進言，提醒、勸告他：堅持原則，不要猶豫不決，消極退縮。為此，賈亦斌主動到逸村二號去見他，開門見山地向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他本來情緒就不好，見賈亦斌又提起這個他最不願意談的話題，頓時發火了，他本來就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以訓斥的語氣嚷道：“孔令侃又沒有犯法，你叫我怎麼辦？”賈亦斌見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軟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實，反而竟然以孔令侃無罪的口實為孔洗刷，為自己辯護，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驅使賈亦斌拍案而起，一掌擊在桌上，大聲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這就是江南所著《蔣經國傳》中說到的“為了‘揚子案',經國的愛將賈亦斌曾和他拍過桌子”的一幕。爾後，他終於平靜下來，嘆了一口氣，又無可奈何地說：“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他以個人須盡孝來為不能為國盡忠辯護，明顯是把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賈亦斌根本不能接受，於是便進一步對他說：“你有對你父親盡孝的問題，而我只有對國家民族盡忠的問題。如不處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國人，又何能救國家？”說罷賈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飯店，賈亦斌連夜給他寫了一封長達14頁的長信，再次予以敦勸，結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後賈亦斌才得知揚子公司一案的內幕。原來開始時，蔣經國也想對孔令侃案進行處理，但受到了宋美齡的干預。揚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發現來勢太大，便到南京向姨媽求救。宋美齡專程到滬，乘中秋節日把蔣經國、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企圖緩和兩人的關係。宋美齡勸說道：“你們是表兄弟，我們一家人有話好說。”蔣經國對孔令侃說：“希望你顧全大局！”孔大吼一聲說：“什麼？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最後兩人大吵起來，蔣臨走時說：“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令侃回答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佈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宋美齡一聽，頓時臉色發白，手腳發抖，見他們不聽勸告，各走極端，只好連忙打急電給在北平的蔣介石，說上海出了大問題，要他火速乘飛機南下。當時，北平形勢緊張，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軍事會議和親自督戰，聞訊後立刻要傅作義代為主持，自己即乘飛機赴上海。傅作義對此極為不滿，對人說“蔣先生不愛江山愛美人”！ 蔣介石一到上海飛機場，宋美齡即帶孔令侃首先登機，搶先向他告了蔣經國的狀。然後由警備司令宣鐵吾、市長吳國楨及蔣經國等陪同蔣氏夫婦到達天平路蔣宅，大家正準備坐下向蔣彙報情況並聆聽指示，宋美齡卻宣佈：“總統長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說。”蔣經國及文武官員只得悻悻告退。經宋美齡向蔣介石多方說明原委，說兩家屬於姻親，有共同利害，家醜不可外揚等等，得到蔣的首肯。第二天蔣介石召蔣經國進見，痛罵一頓，訓斥道：“你在上海怎麼搞的？都搞到自己家裡來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揚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談不到半小時，蔣經國就垂頭喪氣地出來了。接著，蔣介石又召見上海文武官員，親自為揚子案開脫說：“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誰又能真正鐵面無私呢？我看這個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聽此言，只得唯唯諾諾而退。 在這一幕之後，上海警察局發言人也出面為孔令侃開脫，對外宣佈：“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經積極報道“揚子案”的上海《大眾夜報》、《正言報》卻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揚子公司一案風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經濟管制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蔣經國為了給自己壯大聲勢和炫耀力量，又準備於10月10日在上海舉行雙十節10萬青年大檢閱，他要賈亦斌負責籌備。賈亦斌將當時駐守蘇州的青年軍203師和駐守上海郊區的青年軍209師調來上海，加上杭州、嘉興兩所青年中學的學生和“戡建隊”、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以及各大專院校青年軍復員學生，約7、8萬人，對外號稱10萬。檢閱儀式在上海虹口體育場舉行，由陸軍副總司令關麟徵陪同蔣介石進行檢閱。10月10日清晨，蔣經國要賈亦斌驅車前往東平路蔣宅迎接蔣介石。等賈亦斌趕到東平路，才得知蔣介石已乘飛機前往虹口。賈亦斌萬萬沒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體育場，蔣介石還要坐飛機去！事後聽說這是軍務局長俞濟時臨時出的一著妙計：先從東平路驅車到虹橋機場，坐飛機到大場機場，再坐汽車到虹口體育場，這樣可以繞過上海鬧市區，以避免遭憤怒的群眾攔阻包圍。如此草木皆兵，賈亦斌聽了只覺得啼笑皆非。當天的大會主席是蔣經國，儘管內心空虛，他還是裝出充滿信心的樣子，態度慷慨激昂。隊伍經蔣介石檢閱後，舉行了遊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導，接著是摩托部隊、炮兵和荷槍實彈的步兵，後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和各界人士。遊行隊伍出虹口公園後，沿四川路、外自渡橋、外灘、南京路行進，一路有氣無力地呼喊口號，最後到跑馬廳(現人民廣場)宣佈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次檢閱純粹是虛張聲勢，它預示上海的這場鬧劇就要落幕了。
曾經轟動一時的上海經濟管制只維持了70天。被人為控制的物價又開始以更驚人的速度扶搖直上，金圓券價值一落千丈，很快變成了廢紙，到處是瘋狂的人群和搶購狂潮，許多人被擠死、踩死，情況混亂到了極點，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佈將限價改為抑價，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王雲五相繼辭職，國民黨的經濟管制政策宣告徹底破產。
隨著經濟管制政策的失敗，蔣經國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結束。結束那天，賈亦斌陪同他乘車前往上海廣播電臺發表廣播講話，他以沙啞、悲哀的聲音宣讀了《告別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書》，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並向大家告別。宣讀完畢，蔣經國黯然淚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後對賈亦斌說：“上海經管失敗比濟南失守的後果更為嚴重。”蔣經國離滬前召集親信開會，情緒低沉地說：“現在我們失敗了，今後我們究竟到哪裡去工作，做什麼工作，現在都不知道，以後再說。你們自己要守紀律，多保重。”並指示王升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組織保存，活動停止”。11月6日，蔣經國悄然離滬，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轉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鬧劇至此結束。
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對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他對國民黨政權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觀消極，情緒極度低落。回南京後，每日借酒澆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賈亦斌曾到勵志社去看他，他一邊喝酒，一邊燒文件檔案，甚至連印好的請柬也付之一炬。賈亦斌問他：“你燒請柬幹什麼？”他回答說：“亡國了，還請什麼客？”絕望情緒溢於言表。賈亦斌感到他的無力和可憐，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給賈亦斌以深刻的教訓，賈亦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內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國民黨政權由他們掌握，只有走向滅亡。賈亦斌曾寄希望於蔣經國，希望他能有所作為，但事實證明：他也不能擺脫其父親和家族的決定性影響，最後終於同他父親合流，賈亦斌對蔣經國所抱的幻想最終破滅了。在賈亦斌的面前擺著兩條道路：或者隨波逐流，跟著蔣經國，作蔣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決然，棄暗投明。賈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擇。賈亦斌從小讀孔孟之書，儒家忠孝節義的思想對賈亦斌影響甚深。想到蔣經國對賈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棄他而去，心中確實不忍，又擔心被人指責為“忘恩負義”，為此一再躊躇不決。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賈亦斌終於認識到：忠於個人是小忠，忠於國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棄大忠，就是無原則的“愚忠”，兩者不能俱全之際，只能犧牲前者，而選擇後者。國民黨執政20多年，腐敗無能，弄到天怒人怨，為民所棄，已是不爭的事實。民心所向即是個人選擇的最好指南。賈亦斌不願意執迷不悟，為這個腐朽的政權去殉葬，決心同蔣家王朝決裂，同蔣經國分道揚鑣，去尋找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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