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兵团同事
当年16岁的他告别送他到天津火车站的母亲，登上去甘肃的列车。列车缓缓启动，他向站在站台上抹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告别。这个年纪他没有丝毫伤感，对面前的情况只感到新鲜。他就是本文的主角：张雪年。
列车上几百人都是和他一样的天津知青，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甘肃境内的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他本人去的兵团基层农场叫饮马农场，距玉门三十公里左右，毗邻内蒙边境。全称是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从嘉峪关去敦煌路过此地。
五年前我曾因故去过，此时兵团已经撤销，只有几间平房，院子里几个大草垛，当时没有看到一个人，一派荒凉。
甘肃境内的兵团大都是农场，以种粮为主。绝大部分分布于河西地区的武威至敦煌一线，沿丝绸之路分布。在绵延千里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脚下，千里戈壁，一望无际。
在此有必要先对兵团的历史变迁，提前作一简单地交代。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的侵扰,甘肃省粮食产量锐减,全省各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加之中苏、中印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西北边疆面临着严峻的国防形势挑战。
在此情况下,为彻底解决甘肃省粮食生产难以自给的局面,同时加强西北边境的国防力量,国家决定在水源充沛、地势平坦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序列，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开始进行大规模军垦，也就是开荒。
主要就是开垦甘肃河西地区的长期荒芜闲置的土地，种小麦和相关农作物，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同时还起到守卫西北边疆的作用，对这一做法，当时叫“屯垦戍边”。
1963年11月农建十一师正式成立,全师接受甘肃省和农垦部的双重领导,装备、粮食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助,各级领导由甘肃省和新疆兵团共同抽调。
农建十一师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具有丰富军垦经验的各级领导和全师职工的努力下,在河西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随着文革的开始,全师上下陷入混乱,各项生产活动随之停滞。
1969年1月,国家决定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省农建师的基础上成立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农建十一师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原本陷入混乱的各项生产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张雪年所在的饮马农场，属于新改编的兰州军区农一师第三团。和他同一列车来的天津知青，分布于新编制的兰州军区农一师和农二师系统。
张雪年初到饮马农场的时间是1965年，那时该场还属于新疆军区管辖，69年后变更为兰州军区管辖。
1974年底,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缓和,兵团体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国家正式撤销农建师编制,至此河西走廊走完了近十一年的军垦之路。
16岁的年纪，按照现在标准也许正在读高中，饮食起居还要父母照顾。那时他们就已经在千里之外的戈壁滩上，远离父母独立生活，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
所谓半军事化，比正规的部队生活要放松一点，这点体现在业余时间，可以喝酒打牌，就寝时间没有必须统一的硬性规定。
工作时间和部队性质差不多，集中出工上下班，食堂固定开饭时间，定期政治学习，几乎是每天晚上都有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把这种做法叫突出政治。
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定期军训，训练打靶，用的是苏式7.62口径步枪。力图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既能种地，又能打仗的半军事化人才。
六十年代末是文革中期，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父母不在身边，处于散养状态。他向来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说话口无遮拦。初出茅庐，不知人世之险恶。
一次同事闲聊，因为对上面被批斗的大人物说了一句话，被当时参与聊天的同事告密，引火上身。自此便拉开了他近二十年的厄运。
那个时代因为一句话被判刑，甚至被枪毙的都大有人在。面对同一件事，同一句话，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弹性极大。这个主要看家庭出身和本人的身份。
那个时代没有法律，处理一个人，依据的是军管会的研究，政法系统也有军管会，单位认为某个人犯罪了，就整理材料报到公检法系统的军管会，军管会研究就可以决定判处刑期。
如果他当时说的这句话，由一般工农家庭出身的人说出来，可能不会有大问题，也许批评一下，自我检讨一下就过了，而他不一样，他的家庭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家庭，社会背景复杂，这下他就难以摆脱干系了。
对他的处理，单位经过研究，认为他的父母均在国民党系统效力过，性质相当严重，应当从重处理，建议判刑十五年。
在这关键时刻，上面来了文件，意思是对犯错误的年轻人不要打击面过宽。当时参与研究的人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人年轻，不懂事，可以不予判刑，给予管制处分。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个在当时的处理算是很轻的了。也使他幸运的逃脱了一场足以灭顶的牢狱之灾。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有了这个处分，就成为被重点管制监控的对象，这个标签，意味着就低人一等，尤其是在政治地位上。
这个处理结果会被计入档案，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消除。他的命运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异于常人。
被处理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七零年，他被调到兰州军区农二师第十五团四营，该营此前一直习惯称国营天门山药材农场，以种植当归为主，七四年移交武都农业局后，改称天门山牧场。
当年主人公牧羊的山坡
兰州军区农二师这个称谓，对外称兰字925部队，不知道的人认为是正规部队，只有内行才能知道，从服装上看得出来，服装和正规部队一样，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
这里山大沟深，农场就在大山包裹的一个山坳里，高寒阴湿。仰头看见远处山上终年积雪，与外界基本隔绝，离最近的岷县县城68公里，离最近的蒲麻乡镇也有七、八公里。
当时的营长兼教导员叫彭耀坤，军队干部转业，四川人，对他很好。多年后他还记得彭耀坤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给予他的关照。
所谓好，就是把他留在下场，下场和营部机关在一起，条件相对优越。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七二年，也许是他看我太小，基本不主动和我说话。每天吃饭的时候看见他端着铝饭盒，蹲在门口埋着头很快的吃完饭就匆匆离开。头发长到遮住耳朵，戴着蓝色劳动布帽子，围着旧红条围巾，身高一米七以上，皮肤白皙，戴着一副眼镜，算得上是英俊小生。
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住处经常变动。我刚进场和班长张国杰住在一起，睡的是通炕。离开农场的前一年就和张雪年住在一起，住在最后一排，靠近猪圈的地方。
张雪年和本文作者当年住过的宿舍 张雪年摄于2005年9月
那时的生活千篇一律，单身职工，晚上如果不学习，一定是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喝酒，以排遣寂寞。
集中的地方就是平时开会学习的地方，那里有个烧煤的炉子，烤火聊天。晚饭后大部分人手里端着搪瓷茶缸，陆续聚集，自己的宿舍里平时没有开水喝，这里的炉子上可以烧开水。
那时大部分职工的收入是27元，吃饭要用掉一半，剩下的就是抽烟喝酒，大部分抽的是旱烟，所谓旱烟，就是烟斗或者用旧报纸卷烟，商店有卖的烟丝。当时他就是抽的烟斗。也有纸烟，八分钱一盒。酒就是一元左右一瓶，经常买不到，断货。
当时看他和其他人聊天并无多大顾忌，也不知道他的所谓内部管制身份。他说话带有一定的知识含量，逻辑性强，但爱争论，偶露锋芒。
在当时的环境中，中学生就算是文化人了。当时全场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三个人，一个丁医生，一个王兽医。这两个都是本专业正规大学毕业；另一个就算是羊倌，因右派发配至此的兰州某回民小学的马校长。其余有文化的就是天津和青岛的知青群体，大部分是中学文化程度。
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原始简陋，没有自来水，场区里有个山洞，叫水帘洞。里面常年不断流出清澈的泉水，这既是全场的饮用水，也是生活用水。这里气温常年偏低，常年不洗澡的人大有人在。烧火做饭用木材，照明是煤油灯。
和他慢慢熟悉了，他会慢慢主动和我说话，交流渐渐多了起来，常常会谈一些读过的书和历史故事，深山里能感受到一些文化氛围。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贫乏得可怜，全国人就看八个样板戏。报纸就是官方的两三种。小说仅仅一部《金光大道》，其他小说禁止出版发行。单身职工聚在一起聊天喝酒成为主流娱乐方式。
当时的生活状态应当是处于最低的动物生存层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要说追求也就仅仅是对生理需求的向往。
兵团知青中男多女少，一个女性会有成群的追求者，他就曾经因为被一个女知青的追求者误解莫名被打。
当时有个天津知青赵玉帮，已步入大龄男行列，眼看回天津遥遥无期，无奈就和附近吊沟村的农民结了婚，知青像他这样的情况本场就他一例。
我离开的前一年多，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对他的身世和内心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
他母亲成都人，是成都草堂寺一代的韩姓大户，属大家闺秀。
张雪年的外公，三十年代在春熙路经营一家书店。母亲37年毕业于民国成都女子学校。毕业后加入宋美龄的抗日支前救护队，曾赴长沙前线参加战地救助。此后入黄埔培训医护。结业后在重庆中央党部任文员，属于中统系。
其父山东单县人，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属于国民党军统系统。曾帮助过两名地下中共党员，进入延安。该两人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
其父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因为上文提到过的帮助过两名地下党，后查证属实，减刑至15年，后因工作中意外事故在狱中去世。
按照当时的时代标准，他的家庭属于标准的官宦之家。
解放后时代变了，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注定要为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长期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
这方面不需做过多的介绍，清华大学校长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还有巴金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一系列回忆录，都足以佐证那个时代。
他每月要给他母亲写一封信，问候报平安，以他母亲的身份当时也是谨慎的生活，动辄得咎，那时家人平安成了一种庆幸和奢望。
他母亲解放后身份是“反革命加右派”，双重身份。被开除至天津附近农村务农。
张雪年姐弟三人，上面依次是哥哥和姐姐，姐姐一人工作，母亲在农村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靠姐姐一个人收入维持。
母亲65年从农村返回天津，恢复城市户籍，但没有工作，全家仍靠姐姐一人收入维持。
接下来情况稍微好转的是，他的哥哥读技校，学校包吃住，每月还有几元零花钱。基本可以解决个人的温饱。张雪年本人经街道多次动员，去了甘肃兵团，本人可以自食其力。
本文主人的母亲
面对眼前的生活，他常常会流露出，希望早点回天津，回到母亲身边，结束这种缺乏尊严的生活。
他生活中最感到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每年一次回天津看望母亲家人，那时国家职工可以享受国家给与的探亲假，每次一个月，报销往返车费。
回去的前几天他都会很兴奋，洗衣服理发，不以蓬首垢面面对家人，避免母亲伤心。
他回去的路线，步行穿越滴水崖，到新寺，再到鸳鸯镇，步行全程约四十公里。再从鸳鸯镇坐慢车到陇西或者到天水，再从陇西或天水改乘快车到天津。回来时会给我带上一把天津挂面，倍感珍贵。
在这种无边无际、孤苦寂寞的环境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食堂门口的两个藏獒，他喂它，给它洗澡梳毛，从中产生一丝精神慰藉。曾有一个职工把狗打伤了，他为此和这个职工打了一架。
他不能结婚，一是没有同来的女知青，如果和当地农村人结婚，将来回城的希望就可能落空。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29岁了，还在苦熬支撑。
支撑的内心动力就是等到回去和年迈的母亲团聚，寸草春晖，以尽人子之孝道。
时代进入七十年代末，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每次运动来临，他基本都未被触及，即使偶尔触及，也是走过场。该地地处偏远，远离政治中心，民风淳朴，同事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在四个人被粉碎后，他被武都地区农业局派来的工作组，勒令写检查，很晚了我都睡了，仍然看到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艰难的写检查，我催他睡，他说检查材料明天就要交。他感叹这写检查什么时候能是个头。
他天性有几分傲骨，对武都来的工作组不迎合，触怒了他们，国家政策统一增加工资至40元，唯独就没有给他增加仍是33元。
我还记得这个工作组长姓刘，江苏人，麻子脸。
记得张雪年一次被整治情景，在会场上让他站起来说话，工作组另一名马姓成员，用手掌猛击他的脖子，要他低头。
他被整治之后告一段落，接着整治我和那个羊倌，即兰州来的校长马千里。
这个整治的运动叫做“说清楚”，我和马一同被整，马不堪其辱自杀，而我还苟活着。
我于七七年底恢复高考后录取，离开天门山牧场去兰州，我离开的时候，他默默看着我，相对无言。
这时候知青回城的消息已经在民间流传开来。
1979年，武都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给牧场发来平反通知，对他此前被认定的政治结论予以撤销，和他一同平反的还有赵玉帮。
八六年我因公去天津出差，我离开牧场后我们之间一直没有联系，也无法联系，那时没有手机，个人家庭也没有座机，如果不知道单位和家庭住址根本无法联系。
我们在牧场一起的时候，聊天时他说过他妈在银行工作，那时就一个人民银行，不像现在有四大行。我在天津就通过114查号，打电话到银行，问有无张雪年这个人，最终查到了，他很激动的问清我的旅店住址，骑着自行车来看我。到他的母亲住处，招待我吃了一顿饭，他的母亲面带微笑，平静儒雅。
后来我换了工作单位辗转多年又失去了联系，近年来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常常萦绕于心，那段岁月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无法抹去。于是我写了一篇回忆兵团生活的文章，发在了某头条上。
该文恰被当时农场小学我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是营部朱文书的儿子，我当年常常在他家吃手擀面，他妈妈做的饭很好吃。于是联系了我。
通过他又联系到张雪年，第二天张雪年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听到他，口齿伶俐，中气十足，仍是秉性不改忧国忧民。
交谈中得知，他曾于2005年9月回到天门山，回到了给他人生带来深深印记的地方，“飞鸟恋故林，池鱼思故渊”也是人之常情。
当年的班长张国杰带着他，专门看了自己住过的靠近猪圈的宿舍，还拜会了当年朝夕相处的同事。
昔日兵团的同事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国杰、赵玉帮、郑世宣、崔金生。2005年张雪年摄于腊子口
我们自从有了联系方式，人老寂寞总是随时沟通。从他的谈话声调和叙事表达逻辑判断，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
他已年逾七十，老伴健在，孙女读小学。
问起和他一起回来的天津知青，有些已经作古，相对唏嘘。
人生无常，老成凋谢，如流水落花。健康的活着就算是成功，足以心安理得。
我们约定今年一定见个面，相约在夕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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