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作家方方被困在了家里，开始坐家写日记。
写日记嘛，本来也没啥，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有的坚持了几年，有的坚持写了一辈子，也没见谁评说好与不好。但方方在疫情期间不在日记里歌功颂德，这就不好了。还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相，讲出真情，向外界传递出清晰有力、诚实可靠的声音，这就是添乱，就更不好了，就得有人站出来评说评说了，甚至有人开骂了：方方，你的良知在哪里？
骂方方，总是有些道理的。
比如她总是着眼于小人物的故事，过于个人主义，而忽视了全国人民和武汉一线领导干部与医务人员的做出的牺牲；
比如她每天一篇的日记，除了描述道听途说的故事，却没有像记者一样走向医院，走向机关，走向社区；
比如一线医护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竭尽全力，而她只会躲在家里批评这个、映射那个，完全是在给领导干部们添堵，破坏同心协力一致抗疫的士气；
比如她既没有走向医院去救死扶伤，也没去社区进行封闭管制，更没有作为自愿者一样去送快递、接送医务人员、派发救灾物质，她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都没干，凭什么对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指点点、含沙射影；
比如她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一边喝着“娘奶”一边“骂娘”。
其实，这些骂都是方方自找的。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大肆吹捧领导呢？为什么不能把疫情下的丧事办成喜事呢？为什么不能写写“纵做鬼，也幸福”“感谢你，冠状君”的狗屁诗呢？为什么不写写领导“含泪劝灾民”呢？为什么不写写“书记和县长眼里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呢？
多年来，少数端着铁饭碗的作家已习惯了歌功颂德的文字，极尽肉麻之能事，却连最基本的悲悯意识和文学羞耻感都没有，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以为揶揄了群众就能取悦领导，以为取悦了领导就是文学的成功。更以为老百姓都没有个人感情只知感恩，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群众之上，可以随意拿群众当垫脚石。
君不见，那个一生都在“吃糖果”，所以对发“糖果”主人也便唱了半个多世纪感恩颂歌的所谓“著名文艺评论家”，用朽目看了方方日记便大发雷霆，还大言不惭地质问，方方的屁股是不是坐偏了。
君不见，唱颂中成长起来的“小红粉”及追随者喜不自禁地说：“此文一天时间不到，阅读量突破30余万人（他们连个留言功能都不敢设，估计是怕其中有29万人看后骂他）。”而且还阴损地建议《方方女士，到国外拿诺奖去吧》。
这些丿（他们只配一撇），这些事，作为一个省作协前主席的方方，难道不知道吗？知道了还要写疫情下的日常琐碎之事，还要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这不是自找挨骂吗？
虽然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但骂方方的毕竟是少数“五毛”，更多的群众还是喜欢方方，喜欢她的温情，喜欢她的真实。因为群众知道，方方有良知，她的良知就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因为群众知道，方方并非一个专门挑刺的人，在她的日记里，有对患病群众的悲悯，有对警察辛苦工作的真实反映，也有对政府难处的体谅。
为什么骂方方的人看不到这些呢？是因为他眼瞎吗？
不，因为他站得太高了。
你跟他说，方方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不是快递员，更不是公务员。她只是一个身在疫区的作家，她的工作不是替长江日报锦上添花，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去记录，去批判，不断地督促当地官员尽职尽职再尽职，并用自己身边的故事去慰藉别人的心灵。
可是这些话，他听不见也看不见。
他只能选择性地听见看见，有人“坐在自家低矮的阳台上发牢骚，喊抱怨，讲怪话，把道听途说来的拼凑在一起，散布颓丧恐怖、悲观绝望的情绪”。
他站得太高了，那个陈老朽不是说了嘛：一个人如果你站在二层楼往下看，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垃圾，因此你心里就一片反感和黑暗。但如果你站在十几层楼往下看，你会看到诸多宏观风景，看到更多的美的东西。
这就是他的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他可以站得再高一些，站到外太空去，什么温情啊冷暖啊，什么天灾呀人祸呀，统统看不见了，唯一能看见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蔚蓝星球。而此时，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一点杂音都没有，只能自言自语自称“孤”。
摆什么评论家的臭脸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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