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初即位執掌大秦，面對列國紛爭的局面，頒佈詔令尋求強秦之策，並許諾“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受封於商，是為商鞅。商鞅變法，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求賢令。
秦孝公劇照
無獨有偶，五百餘年後，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也頒佈了一道詔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是更加著名的一道求賢令，短短百餘字，曹操運用了數個典故，請求世人為自己推薦賢才，而且非常明確的告訴世人自己“唯才是舉”。所以後世之人在研究三國曆史的時候，這個標籤也始終在打在曹操頭上，是肯定曹操行為的一個重要論據支撐。
那麼，到底是什麼促使曹操頒佈了這一詔令呢？
一、選官制度的奔潰
漢武帝時，在董仲舒的主導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學在朝堂佔據了絕對優勢。在治國方面，董仲舒推崇“以德治國”，建立了以察舉製為主的選官制度，即察舉孝廉、茂才（即秀才，後避劉秀諱改茂才）。茂才是孝廉中的佼佼者，所以察舉制的基礎是孝廉。所謂孝廉，即孝敬父母，廉潔公正，這是以德治國的選官制度的主要表現。
舉孝廉是郡國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擔負著為大漢培養人才的重任，“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後漢書·百官志》），也就是說，以大漢巔峰時期不足六千萬的人口數，每年產生的孝廉不過二三十人。郡國長官如何在這二十萬人中找出誰符合這個條件並舉薦上去？只能靠當事人的名聲。名聲越大，越有機會被知曉，才有機會進入大漢統治階級。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機會，想要名聲遠揚，需要的不僅僅是孝道、廉潔，如果不是特別突出能感動別人，誰會願意為一個不相識的人去揚名。想要揚名，就必須與人結交，耗費財力物力，顯然，對貧寒之家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察舉制建立之初，或許能公正的選擇，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世家門閥逐漸形成，在地方形成壟斷，再想要察舉出貧寒之家的人根本不可能，即便有，也是與世家豪強有關聯，或者是被推舉出來典型，以證明察舉制度的公正性。
光武中興，是靠著地方豪強的支持，自此以後，世家在大漢落地生根，再不復當初大規模遷徙豪強以戍陵邑的壯舉。東漢中後期，皇帝年幼登基，宦官、外戚相繼弄權，中央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急劇下降，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所謂的察舉權力完全被地方世族豪強壟斷，如袁術，出身“四世三公”家族，少年時名聲很差，卻被舉孝廉。諸侯割據局面形成後，更是完全失控，如孫權，十五歲時就被舉孝廉，當時的吳郡太守是朱治，孫堅的舊部，而此時江東掌控在孫策手中。
可以說黃巾起義後，察舉制已經是名存實亡，曹操平定北方後，深感人才不足，所以重新制定一種選拔人才的方式迫在眉睫。最終，他頒佈了求賢令，“唯才是舉”，不計德行。
二、社會風氣的變革需求
東漢中後期，隨著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士大夫的抱負無法施展，於是逐漸形成了以太學為中心的“清議”風氣，以期通過臧否時政、品評人物來影響時局，如汝南許劭兄弟的月旦評就是這種風氣下的產物。但最終未能如願，以致部分人更加消極，逐漸向著“清談”方向轉變。
魏晉清談之風
不同於“清議”，清談於時局無益，而是士大夫養望的一種手段，通過玄學的辯論來提高自己的名望，進而謀求出仕為官。其始於東漢晚期，魏晉時期達到巔峰。建安十五年，曹操已經統一北方，是最大的諸侯，佔據了最廣的地域，想要繼續發展壯大，就必須任用實幹型人才，所以頒佈求賢令，廣納賢才，以期推進社會風氣的變革。
三、解決現實問題需要
大漢選官制度早已奔潰，但直到建安十五年，曹操才頒佈求賢令。
不是曹操不想早點執行，而是現實讓他無從選擇。
曹操的出身不好，宦官之後，天然就被排斥在世家之外，所以曹操起兵之初，除了一眾親族的支持，就只有陳留衛茲傾囊相助，基本上世家之人都押注到袁紹、袁術兄弟身上。所以起兵之初曹操的勢力很弱小，又經過戰敗，最終帶著千餘殘兵駐紮河內休養。
直到初平二年（191年），東郡為黑山賊攻破，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經過兩年浴血奮戰，曹操這才奪取東郡，有了立足之基。初平三年，劉岱敗亡後，又被推舉為兗州牧，擊敗黃巾後“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這才逐漸強大起來。
但實力的增長，並不代表就被世家認可，所以曹操在兗州大開殺戒，殺了邊讓等一眾兗州名士，所以後來以陳宮、張邈為首的兗州世家背棄了曹操，迎呂布入兗州，差點就顛覆了曹操集團。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天子於許昌，佔據大義之後，這才發展起來，討呂布、滅袁術、降張繡……最終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統一中原、河北之地，此時已經到了建安十三年（208年）。直到此時，曹操才掌控了北方世族的命脈。
但這並不代表著世家就能完全為曹操所用，附於大漢江山吸血數百年，世家已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不是那個諸侯能強行命令的，就算明面上服從，暗中拖後腿的事也屢見不鮮。這年秋天，曹操南征劉表，冬天赤壁之戰爆發，沒失去北方世族的支持的曹操，被南方世族聯合劉備、孫權狙擊，失去了統一天下的最好時機。
再之後，圍繞荊州三方角力，誰也無法獲得勝利，加上後方不穩，曹操不得不暫時轉移重心，三國鼎立的局面開始成形。
為了能統一天下，曹操不得不求賢於野，頒佈“唯才是舉”詔令。因為到此時，曹操與世家之間走的愈來愈遠。
儘管一開始世家支持的是袁紹、袁術，但並不是說曹操就沒有世家的支持者。如荀彧、荀攸，都是很早就開始追隨曹操的。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但這是事實無可辯駁。
在袁術、袁紹相繼敗亡後，北方世族已經沒有了選擇，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要支持曹操——哪怕只是明面上。
實力雄厚的大漢世族，支持一方諸侯，為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能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顯然，對於以武起家的梟雄曹操來說，這是無法忍受。所以在曹操的政權中，除卻最早支持他的荀彧、荀攸，幾乎沒有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如果有，那也是空有名頭而無法掌握實權。
所以一直以來，曹操都是大力提拔寒門子弟，他的那些後世聞名的手下，郭嘉、賈詡出身寒門，程昱被視為酷吏，五子良將、許褚、典韋、臧霸、龐德等全都出身不佳，大概也就李典算得上地方豪強。所以，曹操一直都在重用寒門子弟，但為了團結世族，防止內部分裂，只用而不說。而世族出身的崔琰、孔融等，後來都被曹操藉故誅殺。
但是，隨著勢力的增長，曹操的野心也逐漸增長。建安十三年，在曹操的謀劃下，廢三公，置丞相，不久後，曹操出任其職，進一步獨攬大權。
這導致曹操和以荀彧為首的世家之間的矛盾加劇。曹操需要的人才，是能完全聽命於他的，是執行者的角色，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世家有自己的訴求，只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一面。於是乎，失去了北方世族的支持，曹操南征失敗，灰溜溜從荊州折返。
他終於徹底明白了世家的本性，於是不再有期盼，但屈服也是不可能的，從起兵之初到權傾天下，他經歷了太多的艱險，這只是其中之一。
於是，在消弭了赤壁失敗的影響、穩固了北方的統治之後，建安十五年，曹操終於頒佈詔令，“唯才是舉”，向天下寒門廣納賢才。
是的，求賢令的主要面對的就是寒門，因為世家子弟無需如此，只要願意出仕，就不愁無人舉薦。
曹操廣納賢才，一方面是為了打破世家對選官制度的壟斷，以此來逼迫世家妥協；另一方面也是想要以此推動自己統治地區的發展，為統一天下積蓄力量。
四、求賢令的效果
求賢令歷來被史學家看作曹操“唯才是舉”的重要佐證，但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不得而知，史料中沒有記載求賢令頒佈後，曹操又招募了那些人才。
但可以想象，以曹操的為人，既然選擇了公開與世家之間的裂痕，肯定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自求賢令頒佈到曹操去世的十年間，在沒有世族的配合下，曹操的實力是一直在增強著的，所以曹丕才能在結果魏國權柄之後就立即逼迫漢獻帝禪讓，可見這十年中，求賢令對曹操政權的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求賢令的影響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篡漢改元，在陳群的建議下，逐漸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是曹操“唯才是舉”的進一步拓展。但曹丕之後的魏國皇帝，沒有曹操的雄才偉略，這一制度逐漸淪為世家大族把控朝政的重要手段。可以說，九品中正制從法律上為世家門閥壟斷官職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司馬氏在世族的支持下代魏以來三百年間，這種制度逐漸發展壯大，以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但是，求賢令卻為後來者提供了一種選拔人才的思路，這才有了後來的科舉制。隋唐時庶族地主興起，科舉選官盛行以後，才逐漸打破世家操縱管制的局面，實現了“唯才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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