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年号隆庆。他在位时间不足六年，上承嘉靖，下启万历，是明朝中后期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其中，最辉煌的一笔自然是“隆庆革新”，在明朝末世之兆已相当明显的时局下，倚靠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力除嘉靖后期诸多弊政，推行涉及用人行政、理财、军政、边务诸方面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并取得一定成效。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隆庆革新”究竟是什么？

隆庆皇帝像

到底要革什么“新”？

隆庆帝的即位其实是面临着巨大压力的，老爹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确实不是一个好摊子，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存在着不少弊病，仔细归咎起来大致有四点。

一、崇信道教而引发的怠政

嘉靖帝喜好神仙之术，即位不久就大肆兴建道观，在嘉靖二年给事中郑一鹏的上书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弊端：

“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蘸。西天、西番、汉经诸厂，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亦各有之。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筵俱虚设而无所用矣。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

嘉靖皇帝影视剧形象

然而，不幸的是，明世宗对于类似的劝谏置若罔闻，依然奉玄如故。

这就势必会引发怠政懒政的问题。在明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需要通过日常亲政来推动政治运行。但是，自从世宗移居西内，君臣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互动，再加上世宗本人尊崇道教近乎荒唐，甚至依靠占卜决定国家事务。嘉靖末期的政局是十分混乱的。

二、吏治腐败

明代中后期，奢侈之风盛行，在这种风气的浸染下，官吏们为饱私欲，往往置廉耻国法于不顾，纳贿受赂，贪赃枉法。到了嘉靖时期，官僚集团的腐败现象已相当严重，正如时任都御史的王廷相所言：

“今日朝野之风……廉静之节尽丧，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便为营利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泾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是岂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官僚集团的腐败最大的根源在于官吏治废弛。在官吏的选授和升迁方面，明代中叶逐渐形成了偏重进士的风气。士子读书，只为博取功名，入仕之后，不论政绩如何，单凭进士身份就可官运亨通，身居要职；而非进士出身者则难有出头之日。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教育志在功名，不问德行，选用官吏只凭资格，不看政绩，如此一来，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势必下降。

三、财政危机

嘉靖四年，兵部尚书李钱就指出，当时京通二仓所积粮银不足三年的支出，而由于地方频繁地奏请截留漕米或镯免税粮以及运河运输条件的限制，二仓粮储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但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仅是冗匠冗役就给京通二仓造成极大的耗损。

据查，当时织染局与内官监所役军匠数额己经过万，但主事太监仍以监局缺乏匠役为由，奏乞收用新人一千余名。这样，每年要支付这些军匠的粮米就超过十五万石。在粮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冗食不节”，那么京师重地难免要陷入“仓凛空虚”的窘境。

四、南倭北虏

除了诸如上述的内部问题以外，边患问题也是明王朝的一大祸患。嘉靖初年，蒙古诸部时分时合。当时，小王子虽为名义上的君长，但俺答、吉囊等部势力强大，因此，各部实际上互不统摄，其对明朝边境的军事行动也往往频繁而且分散，在入侵明朝时，他们或联合行动，或单独进犯，每次入侵都给沿边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北方无宁日的同时，南边也正经受着倭寇的袭扰。自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后，明政府撤销了市舶司，从此，官方贸易渠道关闭，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海商集团。

明政府对此感到不安，于是，数次厉行海禁，对海商集团进行剿捕。对此，海商集团公然与官军对抗，致使冲突不断。与此同时，为获得中国商品，日本海寇也积极从事与中国海商的走私贸易，并经常配合中国海商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由此，导致嘉靖时期沿倭患日益严重起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明朝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和稳定统治局势，否则将难免王朝覆灭。而“嘉隆交替”，恰好为其提供了“除旧布新”的契机。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第一张“好牌”——扭转崇道之风

穆宗即位之初，就在《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指导下，采取了一些限制道教、否定玄修的措施。

隆庆元年正月，穆宗下令将方士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等下狱论死，方士唐秩、章冕等押发原籍为民，又下诏削夺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官爵及诰命，没收田宅，将世宗时期所授道官的太常寺官职及真人高士名号尽行革去。

此外，工部、两京内府各衙门、光禄寺等处各项物用，凡因斋蘸工作加派者，自此全部停革。原来为斋蘸修建的各处宫社秘殿，穆宗本要全部拆毁，但礼部认为建设这些宫殿耗费巨大，毁之可惜，因此最后采纳礼部建议，只去其匾额。经过此番整顿，隆庆初彻底否定了玄修，从而改变了嘉靖朝因世宗奉玄修道而造成的荒怠局面，这本身就是振兴朝政的重要举措。

第二张“好牌”——吏治革新

关于吏治，是“隆庆革新”最为核心的内容，穆宗皇帝整顿吏治大致分为“三步走”战略。

首先是恤录前朝建言获罪诸臣。

“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诸臣，遵奉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

这是徐阶担任首辅期间所完成的工作，隆庆元年正月，穆宗批准吏部所奏，将原通政使樊深、都给事中丘瞬等三十三人遵遗诏录用。当日，就将陈攒等十四人官复原职，其余以次推用，其中，原任吏科都给事中尹相、礼科都给事中魏良弼等六人，由于年事已高，穆宗便让他们升秩致仕，以显示优厚之意。

其次是整顿科举

隆庆初年，有许多人就指出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各种积弊，并提出了解决对策。例如严厉革除因科场关防不密所导致的泄露和不公平：

“怀挟传递诸弊，依拟伽号重处。今后科场搜检不严，关防不密，责在外帘举动不慎，检阅不公，责在内帘。礼部并察院分别参奏，余悉如议行。”

这种责任到人的做法，使得明朝用人选官制度再次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此外，穆宗皇帝还十分重视举荐的选官途径：

“命一京九卿及各科道广询博访，有才略过人忠诚任事者，或堪各边督抚，或堪各边兵备有司，或堪清理屯盐，无分见任去任，各具疏荐。日后所举之人果有成绩，举主一体升赏，如愤事殃民，并坐举主。”

这条诏令，对于被举荐者的要求仅是“才略过人忠诚任事”，可堪一方之任，并未对其出身资格作出限制，而对于举荐人，则继承前朝所定的举主连坐法，视被举荐者政绩好坏而一体行赏罚，这就迫使举荐人在举荐时必须十分谨慎，不能敷衍塞责或徇私情。

最后是加强官吏的管理和考核

起初，依照惯例，隆庆初对于贪腐官吏的处分，通常仅限于革职闲住。如隆庆元年，因贪墨而遭弹劾的原贵州左参议杨羡闲住，同仁府知府孙序为民。但是，这种处分显然太轻，根本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隆庆二年，直隶巡按御史顾廷对上奏称：

“近来贪墨有司，虽有提问追赃之例，而罚止纳赎，所追不及什二，稗得膺饱以去，故贪者不止。”

在顾廷看来，朝廷对于贪墨者惩处太宽，所谓提问追赃，只是虚应故事而已，当事者只要缴纳少量赎金，便可免于朝廷的追究，大量赃银最终还是入其私囊，如此一来，官吏们受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纷纷走险，从而导致贪墨之风屡禁不止。

基于这种情况，穆宗皇帝下令，吏部和都察院在考察官员时，要将“赃多迹著”者的罪状详细列出，以便朝廷量罪处治。不久，在该年对官员的考察中，副使张天复、知县汪尧仁等人便因贪墨罪行恶劣而被依法逮捕。

第三张“好牌”——经济革新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商业一直被视为末业，“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根深蒂固，即使在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明代中叶也不例外。商人要冲破藩篱获得发展是相当困难的。尽管不乏走南闯北、家资殷实的富商大贾，但更多的商民是在无休止的摧抑、盘剥下苦力挣扎，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隆庆三年五月，穆宗听闻京城百姓为商人负累困苦，便急命户、工二部议处恤商事宜。工部覆议认为，造成诸商困窘的重要原因是商人在赴各监局轮纳之际，遭到各监局“剥肤椎髓”般的横索和盘剥，因此，工部请求落实先前有关裁省的诏令，命科道官备查各监局年例加增之数，酌量裁减，以纾商困。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商人与官府交接中存在的弊端。各官府衙门中，上自长贰，下至青吏、爪牙，无不摧残商业以自肥，这是促使商业凋敝、商人困窘的直接原因。辇彀之下的京城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商人的窘况则更甚之。当时的首辅高拱指出，朝廷屡次议行恤商事宜，却鲜见成效，其原因在于“敝源所在未行剔刷”。也就是说朝廷的恤商举措缺乏力度，没有触及导致商困的根本因素，故而“终无救于困厄”。因此，高拱建议，必须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给价。商人上纳钱粮后，有司务必及时给价，不得借故拖延，使商民负累。

二、是禁贪酷。取消所谓打点、使用之费，惩革一切贪官污吏恶役的逞恶行径。

“臣愿陛下特款各该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题请而行。其商人上纳钱粮，便当给与价值，即使银两不敷，亦须那移处给，不得迟延。更须痛厘宿弊，不得仍有使用、打点之费，就中尚有隐情，亦须明言一切惩革，不得复尔含糊，则庶乎商人无苦，而京邑之民可有宁居之望也。”

另外，隆庆朝还开放了海禁，明代海禁政策经历了永乐（松弛）一洪熙至弘治（强化）一正德（废除）一嘉靖（严禁）的演变过程。在经历了嘉靖倭患的长期动乱之后，明朝终于认识到通过海禁遏制海外贸易的做法行不通。

“国初设官市舶，正以同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今徒禁绝蕃夷入贡，遂使势豪得谋其利。禁愈严，则势豪之利愈重，而残杀之害愈酷矣。”

隆庆元年，穆宗采纳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宣布部分开放海禁，所谓“准贩东西二洋”。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私人海外贸易取得合法身份，出海经商者骤然增多。

第四张“好牌”——俺答封贡

鉴于明中叶兵备废弛、武功不举的状况，穆宗统治期间，着力进行了一番颇有成效的军政改革和边防整顿，并于隆庆五年实现“俺答封贡”，初步解决了持续百余年的边患问题，北部边睡由此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明蒙之间关于封贡互市问题的分歧是北部边患的关键因素，嘉靖帝对俺答诸部的绝贡主张和军事防御、打击政策，阻断了明蒙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道路，导致蒙古方惟靠武力掠夺其所需的经济资源。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边防危机，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明蒙关系，实现正常的贡赐贸易。

隆庆四年九月，俺答孙把汗那吉来降。张居正力主封贡，并且早己通过书信与宣大督抚进行磋商并达成了共识。在其力争之下，明穆宗同意纳降，封把汗那吉为指挥使。这年12月，明朝将把汗那吉送返俺答部，俺答遂执叛人赵全等来献，并提出封贡请求。

在这个问题上，穆宗和内阁则达成了一致意见。隆庆五年三月，大学士李春芳等在日讲完毕后面奏“北虏”封贡事宜，具言“外示羁糜，内修守备之意”。穆宗言道，“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表达了完全支持的态度，于是封贡一事最终得以实现。

“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

总结来看，隆庆时期通过军事改革和边防整顿，加强了明朝的边防力量。在此基础上，穆宗一改嘉靖时期对蒙古的顽固政策，积极改善蒙汉关系，实现“俺答封贡”，迎来持续数十年的和平时期。这是隆庆时期‚更是明代历史上一项突出的成就，它不仅为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成为后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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