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来，诸侯国间战乱频繁，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对军队的后勤保障造成了巨大压力。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对战争的胜败和国家的前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孙子兵法》有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足食才能足兵，足兵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力日渐强盛，由落后一跃而成为富强的先进国家，其最鲜明的表现是秦军战斗力的提高，六国之人曾言秦军为“虎狼之师”。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维持如此频繁的征伐，在众诸侯国中脱颖而出，进而统一六国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贯彻“农战”思想，实行“农战”政策，该政策一直作为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延续至秦皇统一。
在商鞅变法和“农战”思想的推动下，秦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而粮食补给是秦军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秦军取胜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就来深入探析秦国是如何保障军粮运输安全的。
秦政府为了保证粮食的运输安全,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范
粮食的运输关系到战争的成败，秦国以法律严明闻名于天下，一切制度都是为了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秦政府为了保证粮食的运输安全，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保证兼并战争中秦军的粮食补给，使军队能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赢得战争的胜利。
- 任何人不得私自运输军粮
《商君书·垦令》曰：“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输粮者不私稽。”
秦政府规定军需物资如粮食等需要由官运官解，在国家的监管下进行运输，不允许私人尤其指商贾参与军需物资的转运，避免国家的粮食被私人转卖侵吞。而且，服劳役运送粮食的人，不得在运粮途中私自停留，要规定往返期限，按时完成输粮的任务。这样军粮运输的效率提高了，同时也能避免途中的粮食损耗。
- 专人服役，专车运输
《商君书·垦令》曰：“令送粮无取僦，无得返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急，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这里规定，运送军粮的人不得雇佣他人的车辆，更不准运粮车辆在空返时租给别人揽载私人货物，服役的车辆的载重量也要与向官府登记时的数目一致。如此规定，是为了使受到征发的民众能够往来速疾，早去早回，不在路上耽误时日。这样一来，粮仓中的粮食就会在计划的时间内运输到前线，下一批粮食也会被及时的输送到粮仓，新粮的耕种就不会被延误。
（睡虎地墓出土的秦朝竹简，图片来源于网络）
相似的规定也出现在《秦简》中：“上节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及移输者，以律论之。”
国家征发运输粮草的劳役，职责明确。如有百姓不亲自运输而雇车或让他人代为运输的，应依法论罪。这一规定表明，国家的粮食转输之役，必须亲自执事，法律上禁止雇人运载或转交他人代替。这样规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可以精准处罚没有按照规定和日期将粮食运输到目的地的服役人。
秦国的粮食运输法令，是商鞅“农战”思想的具体体现
以上规定中，秦国的粮食运输体现了既高度集中又极其严密的特点，进一步看，这些法规高度契合了商鞅的“农战思想”，严厉打击有人舍本逐末。
《商君书·农战》曰：“国之所以兴农战也”，“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农战”政策强调，重农才能富国，重战才能强兵，农业是本业，农业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业（包括商贾技巧）都是末业。商鞅强调农业是封建国家立国的根本，国家的兴旺、社会的安定、统治的稳固都离不开农业。所以，治国者应该使人民尽力于农业，辟草垦田，多产粮食。
要知道，秦国的输粮之役是比较辛苦的。蒙恬北征匈奴，三十万军队所需的粮食是从黄海之滨转输而来，路途遥远。运输人员且需要自备干粮和运输工具，路上耗财耗时又耗力，一些不差钱的富户为了逃避这种劳役，往往花钱雇人代役运输军粮。所以，秦国法律不准他人代役，严厉打击富户为逃避转输劳役雇佣农户的行为，避免农户脱离土地，弃本趋末，荒废农耕，影响军队粮草补给。
在战争中，一旦粮草不济，纵使被称为锐士的秦军也会失败。如秦始皇南伐百越，深入越地，由于战线过长，“粮食乏决，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由此可见，粮食的运输与补给影响着战争结局，这也是秦统治者为什么重视粮食运输的原因，并且制定各种措施来保障运输安全。
秦国完善国内道路交通体系，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
从军事角度来说，完备的交通运输体系不仅可以使军队能够快速行进，完成战略目的，还是粮食等后勤补给建设的基础环节。
秦人早期从事游徙生活，秦人的祖先多是交通史上著称的人物，他们最初的职责就是为周王室养马戍边，大都善于驾车。《史记·秦本纪》中就有“蜚廉善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等记载。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图片来源于网络）
《诗·秦风》中也数见体现秦人喜好车马出行的风习：
《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
《驷驖（tiě）》“驯驖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
《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guā）骊是骖”。
秦的统治者们还有很强的交通建设意识，知道道路设施的重要性，一直身体力行。如早期秦国都城雍位置偏西，在交通条件上不利于与中原各国交往，秦统治者于是迁都咸阳，这些都体现了秦人在交通上的天赋以及对这方面重视。秦国在统一前后，一直都致力于完善国境内交通道路体系，确保军队粮食快速便捷的供应。因为士兵有了充足的粮食供应，才能生成战斗力，确保战争的胜利，“给饷馈，不绝粮道”就是这个道理。
- 秦国陆路交通设施的建设
秦国地处西陲之地，加强陆路交通建设，控制交通要地，有利于保障军队的快速行军以及军需物资的运输，掌握战略主动权，实现扩张的必要手段。随着国土规模扩大，道路也得以延伸，著名的秦蜀栈道，成为秦攻伐六国的后方供给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巩固统一，更是将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成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又以咸阳为中心先后修筑了驰道、直道、五尺道等。修筑这么多的道路肯定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同时对于巩固统一、促进当时经济发展、转运粮草起了积极作用。
秦国人对蜀道的经营。蜀道连接了关中和蜀地两处“天府”，是秦国连接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为秦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说文解字》释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即人们在悬崖绝壁上通过开凿孔穴，插以石桩或木桩，并铺以板材的通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特殊的陆路交通形式，是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因地制宜而修筑的。
秦蜀栈道，可分为北栈道和南栈道。南栈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传为秦、蜀王为“请石牛”而共建。此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翻越七盘岭进入四川，全长247公里。北栈道是指褒斜道，因秦惠文王伐蜀时在原来古道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因沿秦岭南北两侧的褒、斜二水河谷修建而得名，是连接关中和汉中两大盆地的一条栈道。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这两条栈道南北相接构成了由关中入蜀的交通，成为秦国攻占巴蜀地区的战略通道。秦国凭借栈道灭巴蜀，将大批秦人徙道蜀地，又将蜀地的粮食货财等运往秦地，蜀地粮食输送也变得极为便利，巴蜀地区也成为了秦国军队粮草的大仓库。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驰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六国故地的驰道，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关于秦驰道的记载，多见于史记，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治驰道”。
此次所修的驰道包括东方干道，东南方干道和东北方干道三大系统，主要是对六国原有的干道加以整治，为“东巡郡县”做准备。
驰道的修建有统一的标准，连同“车同轨”的规定这些普适的车辆制造和道路建设的标准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的倾向，将各国故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
《汉书·贾邹枚路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
由此可见秦驰道的规模庞大，纵横发达。修建驰道加强了关中与关东的联系，使秦军机动到达各国故地，迅速剿灭六国余孽发动的叛乱，有利于秦帝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增强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能力，缩短运输时间，提高运输效率。
深入云南境内的五尺道。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秦政府还在西南边疆修筑五尺道。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秦国蜀郡一直控制到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高山险阻，秦政府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很薄弱。秦国统一天下后，派人在原来古道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通往云南与贵州的道路，这条道路较之后的驰道狭窄，大约宽五尺，故名五尺道，它的修建使得秦军可以深入云南境内，也便于后勤粮食的输送，有利于加强秦政府在西南边疆的统治效力。
北防匈奴人的直道。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秦始皇在第四次巡视“北边”后命蒙恬监修直道，由咸阳向北，全长一千八百里，是咸阳到九原郡最便捷的道路，这样可以快速运兵粮来防御匈奴的侵扰。
《史记·蒙恬列传》中载“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司马迁通过实地察访秦直道形貌，发出了“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秦直道在运输方面所带来的便利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便利直接保障了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使天下飞刍挽粟”的现象得以缓解，便于秦军长期驻守于边塞，对匈奴又能够保持战力优势，使匈奴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 秦国水路交通设施的建设
秦国传统交通多为陆路，交通运输容易受到限制，特别是战国后期军事行动与后勤补给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就需要发展水陆交通来弥补陆路交通的不足。因此，在秦统一战争中，水路运输作用逐步凸显。
秦国对黄河水系的利用。秦国最初的水路交通当数对黄河水运的运用，《左传·僖公十三年》载秦国曾在春秋晚期，以黄河为通道，
“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帮助晋国度过粮荒，其运输场面甚是壮观。
战国时期至秦始皇统一，黄河水运得到了巨大发展，秦为巩固北方边防，曾派蒙恬北击匈奴，为供应军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溯黄河西运而“转输北河”，说明当时黄河的漕运线早已经形成。
秦国对长江水系的利用。在据有巴蜀之地后，长江水系的利用，也成为秦国水路军事运输的重要部分。根据史书记载，自秦据有巴蜀之地起至秦昭王三十年的这段时间，秦军曾经四次通过蜀地的水路大规模进攻楚国，其随军的粮食也是通过水路运输的。
《史记·张仪列传》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船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
利用水路攻伐楚国，其粮食补给不必由它处远输，随军携带的粮食便可充足供应。即使秦军与敌军陷入对峙，亦可通过水路将蜀地的粮食顺流输送，使秦军的战斗力能够持续保持，因而这四次征伐也都是以秦军的胜利而告终。
秦国人工水利设施的修建。随着秦国的扩张，特别是吞并巴蜀地区之后，便注意对蜀地的开发与利用，且蜀地的水资源丰富，利用水力进行灌溉运输也是最早被秦国开发出来的。如李冰在蜀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还开通过多处水上航路。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图片来源于网络）
秦始皇攻伐百越，由于深入越地，军队粮食供给困难，命监史禄开凿灵渠，将长江水系的湘江与珠江水系的漓江连接起来。借助灵渠，秦军的粮食补给得到保障，加速了秦统一岭南的事业，这也是秦政府在战争期间完善水路以水力用于军队粮食运输的实例。
综上所述，秦人凭借陆运与水运以及水陆联运，完善了长途运输，也使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能力大大增强。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国修建了遍及全国的交通路网，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的交流，使得各地的隔阂进一步消除，有利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形成。
秦国注重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保证粮食便捷顺利的运输到军队
古人以“千乘之国”形容国家的强大，说明车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秦穆公时就有“革车五百乘”的说法，可见秦国也非常重视制车技术的。如前文“泛舟之役”中，秦国为了救济晋国度过灾荒，曾经“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这种车船连绵不绝的景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秦国车船制造技术的发达，要不然也无法成就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
秦国陆运交通工具，除了传统的牲畜驮运与人力运输外，“双辕车”、“大车”等运输工具也得以广泛运用。大车是一种行动较为笨重缓慢，用以运输稼穑等货的单辕车。双辕车出现相对较晚，比较先进，能够节省畜力，大车行驶需二马或四马，而双辕车仅需一马。车辆的普及使得秦军的粮食运输得到切实保障，后勤粮食输送也能够根据作战计划按时完成。
秦国水运交通工具。秦国也注重造船技术的发展，对船的要求很高，即运载量增大、航行能力变强、船的体积增大等。在秦军攻伐楚国的战争中，秦国所用的运粮船只，已经具备了上述特点：“方船积粟…..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这次战争中，舟船的运输作用十分明显，用这样的船只运输粮食，无疑要比陆运以及人力运输要方便的多，效率也是其数倍之多。
另外，秦汉时期所造的船，已使用了舵、櫓、帆、锚等先进设备。虽然舵、橹等技术是西汉时发明的，但汉承秦制，秦人积累的造船技术和丰富经验被汉朝所继承，也能从侧面证明秦人造船技术的先进。
结语
在商鞅变法强国后，秦国制定了东出函谷关，兼并天下的宏伟蓝图，这极大的考验了秦军大军团长途奔袭作战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秦国开始重视对粮食运输的制度与设施建设。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秦国经常调动数十万人的大军连年出击，稳定的后勤粮食补给必不可少。
为了维持大规模的军队数量以及强盛的战斗力，使各地仓储的粮食能够及时的运输到位供应军队，秦国制定了各项法令严格规范军队粮食的运输，同时还重视陆路与水路的交通体系建设，来提高运输粮的效率。
秦统一中国后，虽然征战减少，但朝廷开始大力发展工程建设，同样需要国家拨运粮草，如修筑长城，用人最多，耗费也最大，长途转运粮草也最繁重，这些关于粮食运输的法规和交通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总而言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秦国军事粮食补给制度和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秦国的兼并六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保障，而且也为后来的西汉的军事后勤保障建设提供了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商君书》《秦简》《史记》《诗·秦风》《左传》《汉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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