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也稱“修孔子廟器表”、“韓明府孔子廟碑”，東漢永壽二年（156）立。現在山東曲阜孔廟。碑身高1.5米，寬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陽16行，滿行36字，碑陰3列，列17行；左側3列，列4行，右側4列，列4行。碑文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增置各種禮器、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事。
禮器碑 局部
《禮器碑》歷來為古人所推崇，（明）郭宗昌《金石史》說：“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彷彿，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郭氏從“古雅”“結體”“傳神”等方面給予了此碑最高評價。
確如郭氏所言，如在整個漢碑體系中找出和王羲之書法的精神氣質最接近的碑刻，恐怕只有《禮器碑》與《曹全碑》了，如果只選擇一個，那便非《禮器碑》莫屬。
（清）王澍《虛舟題跋》說：“隸法以漢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說，“唯‘韓勑’（禮器碑）無美不備，以為清超卻又遒勁，以為遒勁卻又肅括。自有分隸以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右軍如龍，北海如象”是古人對王羲之的評價，龍的特點變化多端，見首不見尾，此謂羲之書法之妙，“遒勁”二字也正是後人對王羲之的讚譽。
何謂經典？我們說的經典是以“二王”書法為主線的，歷史上普遍認同的一貫的審美標準。這種標準是同中國古典的文藝理論、文化理論相吻合的關於書法美的普遍認識。
如上文所述，《禮器碑》與“二王”的相關性古人已經多有論述，具體來說，禮器碑主要有三大特點。
首先是結體的收放對比，其次是筆畫上粗與細的反差，三是筆畫質感的溫潤。這三點同時也是“二王”書法的典型特點。
在整個楷書（正書）的系統當中，“中宮收緊、四周開張”這一規律經過“二王”的梳理與提升，在中晚唐時期，逐漸被一代代書法家進行了系統的總結。（清）楊守敬也說：“要而論之，（禮器碑）寓奇險於平正，寓疏秀於嚴密，所以難也。”平中有奇、嚴密中有疏秀，正是從結體上對《禮器碑》恰如其分的評價。每字中有主筆，其他筆畫都以主筆為中心收縮比例，“禮器碑”的收放，在整個漢碑系統中是最為誇張的一例。
也就是說《禮器碑》在漢代時期就已經將我們以上所說的，一直從“二王”延續到中晚唐時期總結的結字的基本規律運用到了。如果將歷史倒推，能夠將這一中晚唐定格的美的規律運用得如此恰如其分，如果放在當時背景中自然屬於非常異類。儘管這種收放規律，在《曹全碑》《乙瑛碑》等碑帖當中已經有所顯示，但還沒有詮釋得如此淋漓盡致。
中國人對形體的認知，在《道德經》中有一段話頗為經典：“有無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盈，前後相隨”。對形體的認識是以相對的概念來進行闡釋，長因短而顯長，高因下而居高……把一個字作為一個整體來關照，長短高下便不再絕對化。唐人歐陽詢的“結字36法”曾對這一認知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宗白華在《中國書法裡的美學思想》裡談到結構之美時，竟然直接引用了歐陽詢的“結字36法”。歐陽詢以整體的觀點對整個漢字系統分類歸納，是歐陽詢對中國書法美學的貢獻，應該說這一普遍規律並不是歐陽詢的創造發明，他只不過將代代人約定俗成的審美規律表達了出來，眾人皆以為然而已。
我們可以將這一規律與《禮器碑》中的部分字例做一比照。
如圖“福”字左邊“示”字旁整體收縮變窄，非常修長，而右側則以橫畫為主筆，下面收窄為橫畫讓路，這便符合《結字36法》中“避就”“相讓”的原則。“永”字以捺畫為主筆，其他筆畫都為捺畫留出位置。如“牟”字的上半部收縮為下部“幹”字讓位，這和後來楷書的收放規律完全一致。
從整個篇幅來看，字與字之間粗細的對比非常明顯，比如圖中“上”字與“旁”字粗細之間變化形成鮮明的對照。
綜上所述，《禮器碑》是漢代碑刻中與後世以“二王”為主線所形成的經典審美樣式和範疇一脈相承的最為典型的碑刻，由此可見，對於經典的探索歷史上從未間斷過，經典的形成也並非某個人的一己之力，也並非某個時代的集中爆發，經典的形成如一條長河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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