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什么来比喻当代中国互联网“女权”运动，那么没有什么比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里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潮中地位的释评最为恰当。在中国，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边缘的政治思潮是虚无的，不仅如此，它还面临着被一些使用者异化的危险，但是当它有了寄托物之后，就处于显形中。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大部分的“女权”主义与其反对者并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但是它无处不在，以至于很多“女权”主义的反对者被女权主义领导者却浑然不知，两者之间的激烈交锋，使得女权主义这个幽灵愈加清晰可辨。
这就是历史上的“面甲效果”：我们看不见是谁在注视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文化里寻找根源，那么这种现象很像在《诗经》与《周礼》里的片段——先王先公的幽灵作为意志依附在祭酒的主持的身上，并决断一切是非黑白。
1、当代中国互联网“女权”运动的四个特点
在展开对当代中国“女权”运动的描述性论述时，首先要做的是对她们接触到的“女权”主义下定义，本文所指的女权主义为西方三次浪潮所酝酿下诞生的意识形态，而中国近代的女权主义正是由西方第一次，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移植过来的，其内涵并没有发生演变。因此中国当代“女权”主义与之对应的本应该是西方90年代以后的第三次浪潮下的女权主义，但遗憾的是，二者很难找到相应的共同点，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女权”运动本身就是朝着西方反方向前进一场运动。
民粹主义，消费主义，高度资本化以及网络游击队构成了中国当代“女权”运动的四大特点。
中国当代“女权”运动具有民粹主义的典型特点，她们捍卫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女性”，而对组成“女性”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她们关注女性整体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家暴，性侵等，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人如一些孤寡老年妇女与农村女性受教育问题，她们便嗤之以鼻，认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她们反对权威，反对学术界对女权主义的阐释，也懒得去阅读研究女权主义的书籍，但她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认为自己代表的正是最纯正，最正确的“真女权”。“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就是她们的信条。
消费形态的商业化潮流大面积的冲击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定位，造成了中国“女权”主义与消费主义合流，西方女权主义完成了对消费社会中消费女性的批判后，反对自我身体的“女性化”、“女人味”。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者却反而将自我他者化，以《东京女子图鉴》及两部改编自该剧的国产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为代表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地将独立的当代都市女性成长起点和一双皮鞋、一只皮包挂钩，将消费视为女性迈向独立、“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第一步。同时由于当下女性的经济地位无法与男性平齐以及中国传统女性的弱势形象，这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求诸于男性来支持其消费。毛泽东时代“男女都一样”的解构主义策略瓦解，中国女性从“能顶半边天”退步到重新沦为“弱势”群体，她们不想放弃旧社会的女性特权，又想要寻找新的特权“女权”，这样只会让她们离其所追求的平等越来越远。
与西方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国近代女权运动不同的是，中国当代“女权”运动的领袖并非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或者政治家，反而是互联网时代以盈利为目的营销号、微博大V，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意见领袖，一方面将消费主义深深植入当代“女权”运动者，另一方面给了吸引流量，获取更大利润，炮制大量虚假新闻，煽风点火，炒作包装，消费死者，侮辱烈士以达成制造性别对立的目的。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cherry抽奖事件，中国消防事件，这些事情或大或小，或真或假，只要一到了她们嘴中就符号化成了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象征，她们不管斗争对象是普通网络用户，还是官媒，只要可以吸引流量，她们便无所不用其极，而被她们所煽动的群众也像休谟笔下狂热的弑君党一样，将理性献祭为狂热的奴隶。
2、网络游击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
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是在60年代初提出的，他认为，游击队的政治品格正是通过“敌人”表现出来的：游击队没有一致的敌人,他们立足于本土,一切入侵本土的人就是敌人,他们的矛头始终指向实际的敌人。游击队至此经历了大革命，列宁，毛泽东，萨兰四个阶段，他预言在未来游击队活动范围会更大，如果他活到今天会发现，网络游击队已经出现。
施密特认为游击队具备的四个特性都可以在当代互联网上的“女权”运动上找到影子。
首先是非正规性，施密特认为游击队的非正规性破坏了18世纪以来的战争法学，非正规性意味着不再佩戴标记，军装对游击队员来说只是射击目标，他自己不会在敌人面前穿戴军装。对于互联网上活动的“女权”主义者也是如此，互联网信息的隐匿性也意味着她们可以随时抽身，并不会影响到她们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她们不再像过去的社会运动一样，需要站出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横幅上，背负相应的名誉与负担，她们要做的只是敲下键盘并“射击目标”。
其次是灵活性，游击队相对正规军队行动更为迅速，更加出其不意，当然这灵活性离不开不守规则，尤其是摆脱了军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游击队必须在人民中运动，隐匿其间，形同鱼水，这也正是以“女权”为代表的网络游击队的特点，她们隐匿在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她们有闲余时间，可以接通互联网，那么她们随时都可以投身于“女权”运动，社会运动已经彻底融入了她们的生活。
然后是乡土的（tellurisch），也即是大地（terran）的，也就是作战意义上的空间，“女权”运动者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网络，准确点来说，是中产女性用户活跃的娱乐平台微博，一旦出了微博，便很难再寻找“女权”运动的痕迹，更多的是“女权”运动的反对者，这些平台如知乎，贴吧，bilibili，虎扑，nga，在这些地方“女权”从未成为主流，也很难想象未来这里“女权”会成为政治正确。“女权”运动者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在特定的作战空间活跃以制造声势并反抗“入侵者”，对于现实生活与其他平台，她们都会敬而远之。与西方和过去中国的女权运动对比，中国当代“女权”运动更多是一种内向性的集体泄愤，而非一种外向的，积极的社会运动。
最后是强烈的政治品格，游击队（partisan）的词源就来自于派性分子（partita），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里认为，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起于划分派别，游击队员便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党派立场上的，对于“女权”运动者本身也是如此，任何的事件，“女权”运动者都能将其上升到男女对立的高度，她们像游击队员一样，娴熟的从每件事情切入，有些事情可能只是抽奖用户是男性或者消防队女性人数少，她们都能制造一场又一场的争端，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件事情进一步划分敌我——无论是增加敌人还是朋友。
划分敌我是政治运动的手段，但是对于“女权”运动者而言，划分敌我反而成为了她们的目的，她们在平台上日复一日的制造新的敌人，煽动男女对立，其行为离其初衷越来越远，西方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在试图消除二元对立，而中国当代的互联网“女权”运动却致力于制造对立，这也造成了她们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如今我们想要在中国寻找女权主义的幽灵，却只能从反对“女权”运动者身上去寻找了。
3、当代中国互联网“女权”运动的起源与群体
埃里克·霍弗在其著作《狂热分子》里曾将群众运动的潜在皈依者划分为八个类别，其中的畸零人正是构成当代“女权”运动群体的主要成员。
霍弗在书中将畸零人分为暂时的畸零人与永久性的畸零人。暂时的畸零人终日惶惶不安，心怀不满，唯恐志向能伸以前，人生的黄金岁月已经消逝。其中女大学生以及毕业刚工作不久的中产女性作为暂时畸零人的代表，成为互联网“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她们渴望高品质的生活，但刚刚步入社会的她们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物欲，现实强烈的反差使得她们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挫折归结为父权社会，以至于将所有男性都视为潜在的强奸犯与杀人犯。但她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也不关心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面对女性内部之间的不平等诸如女工人的境遇，她们视之为理所应当——在女性内部她们信奉的社会达尔文式的残酷竞争，在男女之间她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平权斗士。
领导她们的“元首”是永久性的畸零人，其主要成员是中年家庭妇女，她们已经错失了人生发展的黄金岁月，终生都无法再实现自己当初的人生目标，对于她们而言，只有摆脱自我时才能得到救赎，而她们一般都能在运动的集体性中埋葬自我，放弃个人的意志，把所有力量都奉献给她们的“大业”，从此再也不用无限期地东追西逐。这些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岚（果子狸），在六年前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幸的婚姻与不顺利的生活促使其走向网络，只有在网络、在集体运动中，她才能找到自我的归属，成为呼风唤雨的“女权”领袖。
什么样的群体就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运动，当代“女权”运动的结构酷似上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被煽动的群众围绕着一两个“元首”（即微博大V），微博平台在这里变成了沃特金斯描绘的波希米亚世界。这些指挥“女权”运动的“元首”之间因为流量资本与个人关系也有激烈的对抗与分赃，其主要斗争形式为把对方“开除女籍”，将对方划到“和稀泥”或者“女权叛徒”的阵线之中，声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女权”，并利用自己的粉丝以及“挂人”的手段实现“肃反”，从她们的言辞之中你甚至可以发现早期纳粹希特勒与施特拉塞间斗争的影子。
正如沃特金斯描绘的那样：“这些党羽狂热地对心爱的主人歌功颂德。在竞争极为强烈的波希米亚世界中，人的声望大起大落，因此攀附一个有声望的领导人才是生存的条件。对立的人物身边各有党羽，彼此攻伐不断，这是波希米亚式人物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兴趣，他们的政治观也不会改变，因此他们比任何群体都更愿意接受‘卡里斯玛式领导’。”
4、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女权运动的未来
当代互联网“女权”运动的特点与起源决定了其命运：
民粹性意味着她们与精英话语的偏离，无法从外部得到领导与矫正；资本化与消费主义意味着依附资本力量的她们，只能成为资本的玩物，一场由资本引导主宰的运动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资本背叛；游击队化意味着她们是一场不断收缩的运动，把所有的同情者逼到对立面并划为敌人宣告了她们注定失败的命运；最后，由畸零人组成的群体则意味着她们彼此的内部斗争会日益剧烈，不断分裂，不断分割，等到这一批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以后，这场运动就会自主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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