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幾天發現了一部韓國紀實電影，讓我深受感動。
這是一部尋求道歉的電影。
片名叫《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是在2018年中旬上映的一部講述慰安婦受害者群體的電影，通過還原在上世紀末（1992年——1998年）往返於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著名訴訟案件：“關釜裁判”，進一步向觀眾還原這個在歷史上曾經被忽略了的戰爭罪行。
2017年，《二十二》的上映讓我開始瞭解到這個群體，也是她們第一次站在世人的面前訴說自己的故事，不同於2014年《三十二》的特別展映，《二十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公映支持，我們也能更清晰的瞭解到那段歷史，而不是模糊的去感受她們的痛苦和憤怒。
但《二十二》儘可能的避免了對這些奶奶的二次傷害，鏡頭拍攝的也很隱忍，作為一部紀錄片，它所展現的角度異常平靜，除了當事人短暫的敘述外，畫面呈現的更多的是歷史外的留白。
它所關注的，是作為受害者群體自身的生活，以其收斂的鏡頭描述故事，呈現的是生活的現狀，而不是痛苦的過去。
而《她的故事》，則是一場正面的正義較量，是對歷史罪行的證明和痛苦的自白，和《二十二》不同，隱忍的力量並沒有成為本片的主題，它所傳達的，更多的是一種伸張正義的理念。
但同時，這也是一場足以讓生活支離破碎的訴訟。
當戰爭的創傷和當代人的諷刺、排斥發展成為生活的雙重壓力時，作為受害者本身而言，她們會怎麼看待那段屈辱的歷史呢？
當我們有機會去伸張正義時，我們究竟會不會去做？
當受害者被曝光於公眾面前時，是否是對她們的二次傷害呢？
什麼才是應該被正視的歷史？
這是電影中探討的幾個問題，對於她們而言，這也是生活的全部。
她們
這場歷史上的著名審判是怎麼開始的呢？
電影在展現這場著名的審判前，用了將近四十分鐘的時間講述了生活在以釜山為主的慰安婦群體和女子挺身隊。
前者是歷史上名副其實的被以戰爭名義遭受侵害的女性群體，而後者，則是相比於前者更龐大的群體，包括了日本本國女性在內的多國女性，假借著“為國捐軀”、“敢死隊”、“僱傭勞工”等身份或名義，實則和前者是同屬於一類性質的受迫害群體。
實際上，無論是“慰安婦”還是“挺身隊”，她們的工作都是一樣的，在日本最有名的日文辭典《廣辭苑》（1955）中，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
這裡的安慰，就是我們能夠想到最壞的一種結果。
也就可想而知，為什麼在日本戰敗之後，會對這段歷史矢口否認了。
因為造成的身體創傷和心理創傷太過嚴重，戰爭之後的和平年代，作為這段歷史的當事人，沒有一個願意出來指控罪行的，如果只是單純的指控，本片所經歷的的馬拉松式的審判長跑就未必會出現。
這場指控，已經不單單是一場簡單的指控，而是將會揭開生活傷疤的一隻鑷子，冰冷而尖銳，在這場控訴裡，她們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因為在她們的故鄉，沒有一個人承認這場戰爭屈辱的正義性，人們更多的，是否定這段歷史，埋掉這段歷史，來挽救丟失的尊嚴。
在以集體文化為核心的亞洲眾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尤其是當影響到群體的利益或名聲時，我們選擇的解決方式，往往是讓事情的影響儘可能的弱化，甚至抹掉其作用。
在《她的故事》裡，描述這種細節的片段還挺多的。
當歷史上第一位受害者因為生活所迫，將過去訴諸於世人的時候，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們而言，對於“慰安婦”受害者這個特殊群體的態度，厭惡多於同情。
女主角文社長，也是這場訴訟的發起者，在教訓女兒的時候，就說：在你這年紀，走錯一步，一輩子就毀了。
而站在背景處的戰爭受害者幫傭裴管家聽後很難受，因為文社長不認為“慰安婦”的遭遇是戰爭的罪過，也不認為是某個國家的過錯，而將這種悲劇歸咎於受害者自己的選擇上。
倘若她們沒有被日軍抓去，倘若她們學的機靈點，那麼這種悲劇就不會發生，而造成這一切結果的原因，就是因為受害者做錯了選擇。
然而真的是這樣的嗎？
女人受到傷害的原因是因為她們的選擇不對嗎？
是因為她們不夠堅強嗎？
為什麼文社長會這樣說？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社長的生活如此。
生活上強勢的文社長無法體會弱者的痛苦感受，她更多的將心思花在了工作上，花在了照顧女兒上，作為一個單親媽媽，生活上的艱難讓她無暇去估計其他方面的細節。
就連她的女兒退學了，文社長也是從朋友那裡聽說才知道的。
在影片最開始的酒會上，文社長提到一個現狀：這個社會，大都是由男人來掌權的，無論是吹噓經濟還是權力，女性大多圍繞的都是男性主體，社會不允許過於強勢的女性主體出現，一來這樣會打破男權階級的利益圈子，二來強勢的女性帶來的不會是名譽和地位，而只會讓男人被冠以“窩囊廢”的稱謂。
這樣的社會現實否定了女權主義者的存在價值，也讓女性的自我成長顯得極為困難。
所以文社長的角色定位，更像是一個獨立的女性定位，自然而然也就無法理解那些曾經經歷過沉重屈辱的人們。
“慰安婦”群體的出現，打破了文社長對女權的主觀印象，也讓她發現了生活中很多無奈和悲傷，尤其是當她發現身邊最親的奶奶幫傭裴管家也是這場災難的受害者時，對於這場戰爭的遺留問題的理解就越發深入了。
審判
為了幫助這群有著特殊身份的奶奶，文社長決定傾囊相助，無論如何也要拿下這場審判的勝利。
這也就決定了旅遊社的全數崩潰——因為涉及到外資企業（特別是日本人）的合約問題，文社長所掌管的這家旅行社其實大部分合作項目都是與日本企業簽訂的，當文社長開始正式聲明要支援這場訴訟的時候，也就代表了旅遊社的倒閉。
不止如此，公司的倒閉僅僅是這場災難的開端，作為國人的不理解，作為受害者的膽怯，作為支柱力量的文社長的本身的自我質疑，都是阻礙這場訴訟走向最終勝利的石頭。
但也正因為如此，這場訴訟才更值得展開，審判不僅僅是想要贏得關於痛苦的道歉，更是讓世界成為更好的世界的一種努力。
在這樣的審判下，參與審判的任何一方都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在電影《性別為本》裡面，講到女性和男性因為性別原因而產生各種不平等的社會現狀時，提到的就是思想的轉變。
思想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同時也是禁錮我們最有效的方式。
雖然這樣的訴訟讓本可以平靜的過完一生的奶奶們重新接受社會的注目，但是如果始終沒有人站出來，這段歷史也就就此掩蓋，誰也不會知道她們的存在，《二十二》裡面隱忍的鏡頭和孤獨的老人，是此片最強力也最痛心的無聲控訴，但是什麼都不做，也就意味著什麼都改變不了。
要想得到改變，就是要承擔起責任，試著做出改變，試著從改變自己開始，改變世界。
在電影的開頭，文社長縱容組長去發展業績，於是“招春”的罪名讓她百口莫辯，這就是對自己行為不負責的結果，無論如何，文社長始終是負有責任的，妥協還是否認，在道德和法律意義上，都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作為製造罪行的日本而言，即使有再多的藉口，這樣的歷史都不可能會被原諒，也不可能被遺忘，這是他們本該負起的責任，永遠都推脫不了。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正視這一段歷史，它們不會因為你忽略它而消失掉，無論是哪一段歷史，只要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就有自己獨有的一份力量和生命。
集體文化
假如讀過《菊與刀》，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情義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在戰爭期間或是戰後清算的過程中，他們經常會否定掉一些相應的罪行，因為這些罪行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它們的國際影響力或是國民士氣。
集體主義文化下的日本，其實是亞洲大文化圈的一個變體，它顯得更為極端和單一，沒有相比於中國更復雜的文化形式，而是以規則和階級結構相對應的“各取所需”。
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更加註重社會群體的一致性，而忽略了作為個體的差異性，在《她的故事》這部電影裡，融入社會是很關鍵也是尤其必要的，被社會所排斥的個體無法生存下去，雖然在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也是如此，但是在我們這裡，這種隔閡更加明顯。
那些融入到社會中，並沒有受到多少傷害的“慰安婦個體”為了生活，也就更不願意拋頭露面，去贏得一場對她們而言毫無意義的訴訟。
如果對於生活沒有意義，那麼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我們有時候太過務實，而使得自己錯過了良好的機遇。
也正因為如此，作為集體主義文化下的我們，更少的去幫助陌生群體，也更少的作出超出傳統文化語境太多的行為和語言，儘可能的避免出現巨大的錯誤，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也因此，我們更少的會去改變文化，改變生活。
但真的是我們無法去改變這種文化現狀嗎？
難道個人主義文化就一定比當前的集體主義文化好嗎？
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們能夠改變我們自己，也能夠改變這種文化現狀，因為文化起源於人，我們是它的創造，也一定能夠改變它。
再來，則是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這兩種文化其實都有優缺點，只不過在當前語境下，我們所處於的集體主義文化的缺點被放大化了，但我們終究要克服這個缺點，向個人主義文化靠攏的意義在於學習和借鑑其他文化語境相對於目前文化語境的不同細節，吸收和接納其優點，創造一種更加符合當前社會的文化語境。
這也是能夠讓我們更好的思考“歷史之所以值得銘記”的根源所在，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文化作為基礎，我們就無法理解生活外的思想的意義，也就永遠沒法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她的故事》，也因為這樣的思考，而具有特殊的重量。
在影片的最後，審判的結局沒輸也沒贏，她們雖然獲得了賠償，但是並沒有得到應得的道歉，所以故事其實還沒有結束。
怎麼樣才算結束呢？
永遠不會結束。
歷史不會消失，為像這群奶奶一樣的弱勢群體尋求正義的努力也不會停止，將會永遠持續下去，直到這個世界再沒有受苦受難的人，直到有一天，人人平等，團結友愛。
直到光照進狹小的縫隙，踏足地球上每一個角落。
直到生命走到盡頭，直到斗轉星移，萬物輪迴。
劫劫長存，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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