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发现了一部韩国纪实电影，让我深受感动。
这是一部寻求道歉的电影。
片名叫《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是在2018年中旬上映的一部讲述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电影，通过还原在上世纪末（1992年——1998年）往返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著名诉讼案件：“关釜裁判”，进一步向观众还原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被忽略了的战争罪行。
2017年，《二十二》的上映让我开始了解到这个群体，也是她们第一次站在世人的面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不同于2014年《三十二》的特别展映，《二十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公映支持，我们也能更清晰的了解到那段历史，而不是模糊的去感受她们的痛苦和愤怒。
但《二十二》尽可能的避免了对这些奶奶的二次伤害，镜头拍摄的也很隐忍，作为一部纪录片，它所展现的角度异常平静，除了当事人短暂的叙述外，画面呈现的更多的是历史外的留白。
它所关注的，是作为受害者群体自身的生活，以其收敛的镜头描述故事，呈现的是生活的现状，而不是痛苦的过去。
而《她的故事》，则是一场正面的正义较量，是对历史罪行的证明和痛苦的自白，和《二十二》不同，隐忍的力量并没有成为本片的主题，它所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伸张正义的理念。
但同时，这也是一场足以让生活支离破碎的诉讼。
当战争的创伤和当代人的讽刺、排斥发展成为生活的双重压力时，作为受害者本身而言，她们会怎么看待那段屈辱的历史呢？
当我们有机会去伸张正义时，我们究竟会不会去做？
当受害者被曝光于公众面前时，是否是对她们的二次伤害呢？
什么才是应该被正视的历史？
这是电影中探讨的几个问题，对于她们而言，这也是生活的全部。
她们
这场历史上的著名审判是怎么开始的呢？
电影在展现这场著名的审判前，用了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讲述了生活在以釜山为主的慰安妇群体和女子挺身队。
前者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被以战争名义遭受侵害的女性群体，而后者，则是相比于前者更庞大的群体，包括了日本本国女性在内的多国女性，假借着“为国捐躯”、“敢死队”、“雇佣劳工”等身份或名义，实则和前者是同属于一类性质的受迫害群体。
实际上，无论是“慰安妇”还是“挺身队”，她们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在日本最有名的日文辞典《广辞苑》（1955）中，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这里的安慰，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最坏的一种结果。
也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在日本战败之后，会对这段历史矢口否认了。
因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太过严重，战争之后的和平年代，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没有一个愿意出来指控罪行的，如果只是单纯的指控，本片所经历的的马拉松式的审判长跑就未必会出现。
这场指控，已经不单单是一场简单的指控，而是将会揭开生活伤疤的一只镊子，冰冷而尖锐，在这场控诉里，她们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因为在她们的故乡，没有一个人承认这场战争屈辱的正义性，人们更多的，是否定这段历史，埋掉这段历史，来挽救丢失的尊严。
在以集体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众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尤其是当影响到群体的利益或名声时，我们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让事情的影响尽可能的弱化，甚至抹掉其作用。
在《她的故事》里，描述这种细节的片段还挺多的。
当历史上第一位受害者因为生活所迫，将过去诉诸于世人的时候，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们而言，对于“慰安妇”受害者这个特殊群体的态度，厌恶多于同情。
女主角文社长，也是这场诉讼的发起者，在教训女儿的时候，就说：在你这年纪，走错一步，一辈子就毁了。
而站在背景处的战争受害者帮佣裴管家听后很难受，因为文社长不认为“慰安妇”的遭遇是战争的罪过，也不认为是某个国家的过错，而将这种悲剧归咎于受害者自己的选择上。
倘若她们没有被日军抓去，倘若她们学的机灵点，那么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而造成这一切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害者做错了选择。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
女人受到伤害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的选择不对吗？
是因为她们不够坚强吗？
为什么文社长会这样说？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社长的生活如此。
生活上强势的文社长无法体会弱者的痛苦感受，她更多的将心思花在了工作上，花在了照顾女儿上，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生活上的艰难让她无暇去估计其他方面的细节。
就连她的女儿退学了，文社长也是从朋友那里听说才知道的。
在影片最开始的酒会上，文社长提到一个现状：这个社会，大都是由男人来掌权的，无论是吹嘘经济还是权力，女性大多围绕的都是男性主体，社会不允许过于强势的女性主体出现，一来这样会打破男权阶级的利益圈子，二来强势的女性带来的不会是名誉和地位，而只会让男人被冠以“窝囊废”的称谓。
这样的社会现实否定了女权主义者的存在价值，也让女性的自我成长显得极为困难。
所以文社长的角色定位，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定位，自然而然也就无法理解那些曾经经历过沉重屈辱的人们。
“慰安妇”群体的出现，打破了文社长对女权的主观印象，也让她发现了生活中很多无奈和悲伤，尤其是当她发现身边最亲的奶奶帮佣裴管家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时，对于这场战争的遗留问题的理解就越发深入了。
审判
为了帮助这群有着特殊身份的奶奶，文社长决定倾囊相助，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场审判的胜利。
这也就决定了旅游社的全数崩溃——因为涉及到外资企业（特别是日本人）的合约问题，文社长所掌管的这家旅行社其实大部分合作项目都是与日本企业签订的，当文社长开始正式声明要支援这场诉讼的时候，也就代表了旅游社的倒闭。
不止如此，公司的倒闭仅仅是这场灾难的开端，作为国人的不理解，作为受害者的胆怯，作为支柱力量的文社长的本身的自我质疑，都是阻碍这场诉讼走向最终胜利的石头。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诉讼才更值得展开，审判不仅仅是想要赢得关于痛苦的道歉，更是让世界成为更好的世界的一种努力。
在这样的审判下，参与审判的任何一方都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在电影《性别为本》里面，讲到女性和男性因为性别原因而产生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时，提到的就是思想的转变。
思想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同时也是禁锢我们最有效的方式。
虽然这样的诉讼让本可以平静的过完一生的奶奶们重新接受社会的注目，但是如果始终没有人站出来，这段历史也就就此掩盖，谁也不会知道她们的存在，《二十二》里面隐忍的镜头和孤独的老人，是此片最强力也最痛心的无声控诉，但是什么都不做，也就意味着什么都改变不了。
要想得到改变，就是要承担起责任，试着做出改变，试着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世界。
在电影的开头，文社长纵容组长去发展业绩，于是“招春”的罪名让她百口莫辩，这就是对自己行为不负责的结果，无论如何，文社长始终是负有责任的，妥协还是否认，在道德和法律意义上，都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作为制造罪行的日本而言，即使有再多的借口，这样的历史都不可能会被原谅，也不可能被遗忘，这是他们本该负起的责任，永远都推脱不了。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正视这一段历史，它们不会因为你忽略它而消失掉，无论是哪一段历史，只要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就有自己独有的一份力量和生命。
集体文化
假如读过《菊与刀》，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情义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在战争期间或是战后清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会否定掉一些相应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国际影响力或是国民士气。
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日本，其实是亚洲大文化圈的一个变体，它显得更为极端和单一，没有相比于中国更复杂的文化形式，而是以规则和阶级结构相对应的“各取所需”。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更加注重社会群体的一致性，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差异性，在《她的故事》这部电影里，融入社会是很关键也是尤其必要的，被社会所排斥的个体无法生存下去，虽然在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也是如此，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隔阂更加明显。
那些融入到社会中，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的“慰安妇个体”为了生活，也就更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赢得一场对她们而言毫无意义的诉讼。
如果对于生活没有意义，那么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有时候太过务实，而使得自己错过了良好的机遇。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我们，更少的去帮助陌生群体，也更少的作出超出传统文化语境太多的行为和语言，尽可能的避免出现巨大的错误，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也因此，我们更少的会去改变文化，改变生活。
但真的是我们无法去改变这种文化现状吗？
难道个人主义文化就一定比当前的集体主义文化好吗？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也能够改变这种文化现状，因为文化起源于人，我们是它的创造，也一定能够改变它。
再来，则是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两种文化其实都有优缺点，只不过在当前语境下，我们所处于的集体主义文化的缺点被放大化了，但我们终究要克服这个缺点，向个人主义文化靠拢的意义在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语境相对于目前文化语境的不同细节，吸收和接纳其优点，创造一种更加符合当前社会的文化语境。
这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思考“历史之所以值得铭记”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作为基础，我们就无法理解生活外的思想的意义，也就永远没法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的故事》，也因为这样的思考，而具有特殊的重量。
在影片的最后，审判的结局没输也没赢，她们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道歉，所以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怎么样才算结束呢？
永远不会结束。
历史不会消失，为像这群奶奶一样的弱势群体寻求正义的努力也不会停止，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这个世界再没有受苦受难的人，直到有一天，人人平等，团结友爱。
直到光照进狭小的缝隙，踏足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直到斗转星移，万物轮回。
劫劫长存，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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