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如今偶像不好做，明星不好當，此言不假。
讀《82 年生的金智英》會被解讀為「女權」，長得再美的女愛豆也需承受極端男飯的公開辱罵。在依靠資本之外，偶像連自己的生活和思想都要被粉絲左右。進入偶像行業，便是一腳踩在堆滿銀票的資本池，一腳站在沒膝的煤油中，被多方利益緊密捆綁著，根本無法預測誰會是劃燃火柴的那一個 —— 也許是偶像本人，也許是代言的商品，以及粉絲。
一把大火不僅燒得偶像遍體鱗傷，更燃盡了資本池裡的銀票。
值得思考的一點依然是：除了扭轉資本的流向，輸出基本的業務能力等，偶像的價值到底還剩下什麼？尤其是那些「不發聲」的偶像。
針對本文討論的重點 —— 飯圈的政治化，可以考量飯圈的四個無法忽視的特徵，分別為「生產與消費」（即粉絲為積極參與式的創作者）「情感」「群體」和「對抗」。
首先要明確的是，「偶像」的形象建立和內容產出，在國內市場這一團漿糊裡，早就不再是作為賣方的偶像本人及策劃團隊決定的了。 2010 年代以來，國內市場在日韓偶像產業模式中汲取經驗，而這份始於日本、繁榮於韓國，又被我國市場參與者學盡了其中資本遊戲的文創事業，早在建立之初就沒打算跟你玩真的，建立「人設」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至祖師爺喜多川的手上。日本《時代》曾報道過「偶像」的偶然生成：上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流行文化充斥著搖滾樂和迷幻藥，受美國人啟發而建立傑尼斯帝國的喜多川，選擇以更為輕快和陽光的音樂應對日本社會經濟鉅變帶來的焦慮。偶像這一身份自此成為社會上重要的「情感勞動力」（affective labor）。
偶像的身份和形象本身即是一個文化消費品。有太多偶像表達過「成為一個藝術家」的宏願了，大抵是「藝術家」這三個字多少帶有一絲自由的浪蕩，而做一個「產品」顯然就要面臨多道工序的打磨。偶像的商品化、乃至在此過程中對某一性別的物化，成了眾多偶像職業生涯中急欲擺脫卻始終不能脫困的陷阱—— 看看三十多歲的流量們宣佈戀愛或婚訊時粉絲的反應就知道了。而對女性偶像來說，此類決定的後果往往更加萬劫不復。私人生活空間和選擇的喪失或許僅僅是獲得偶像事業的基本置換條件。
粉絲的消費對象涵蓋了偶像的身份、形象和創意成果，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有意無意對消費內容進行的再創造，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偶像自身的延伸。美國傳播學家 Henry Jenkins 在《文本盜獵者》一書中強調，「粉絲們擁有的不止是從大眾文化中攫取來的針頭線腳，相反，他們擁有的是從媒體提供的符號原材料上建築起來的整個文化體系」。的確，他們可以動用偶像本人的人設、MV 造型、場景乃至劇情進行同人創作，在滿足個人利益和愛好的同時，粉絲的再創作行為甚至可以為不在活躍期的偶像提供計劃外的熱度。韓國頂級男團防彈少年團的粉絲曾在 2018 年初在 Twitter 上創作互動式同人作品《Outcast》，高明的是，作者在個人 Twitter 上發起投票倒計時，由讀者操控角色選擇和故事走向，相當於粉絲在創作同人作品時又引入了他 / 她的受眾形成獨立的二次創作鏈條，#btsoutcast 連續幾天登上 Twitter 全球趨勢第一，以此劇情為範本創作的視頻剪輯不計其數，
自給自足的粉絲通過發揮個人想象力和創造力完全可以達成「偶像每天都在發佈新作品」的滿足感。
偶像們憑藉自身熱度給予粉絲二次創作的空間，而二次創作的成果往往反過來幫助粉絲與偶像產生共情。而在《重塑亞洲流行音樂》一書中，Christine Yano 指出，在亞洲流行文化工廠，偶像與粉絲關係建立的根本離不開粉絲在欣賞偶像作品時，幾乎不由自主產生的「代言人」意識；這種粉絲對偶像產生的共情由於個體對作品和形象理解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而在我們當下的偶像產業中，偶像生產相對片面的「仙女」「男朋友」「小狼狗」形象，粉絲手握單一的內容資源，對偶像形象的進行二次創作和猜想，這些創作或者將片面的形象更加片面化，或者產生完全離經叛道的新形象。或許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解釋圈內曠日持久的唯粉 VS. CP 粉大戰。而在眾多紛爭裹挾之下的偶像本人到底想傳達什麼信息？沒有敢於跳出既定模式的創作者和受眾，偶像往往只有在二次元形象中被估值和消費的份。
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粉絲群體已經發展成為擁有種種政治經濟文化屬性的「小型社會」，並帶有種種現實社會的特徵。粉絲群體（飯圈）不僅指在社會文化層面擁有共同行為模式的群體，更發展成為了一種具有特定規則的行為方式的隱喻，這套隱喻系統適用於文化、社會、政治等多個層面。而政治和流行文化的交叉，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飯圈化的政治」和「飯圈的政治化」貌似已發展為一對相生相依的命題。
「飯圈化的政治」在不同國家和政治背景下有不同的文化表象 ：一種是真正的政界名流，通過處事方式、演講風格、營銷技巧等強化公眾形象，形成固化的粉絲群體，從而提升政治影響力，如英國工黨領袖 Jeremy Corbyn 和他的 Corbynmania；另一種則是公司、組織甚至國家為形象塑造的偶像 —— 還記得國格的擬人化「阿中哥哥」嗎，還有共青團官方曾推出的虛擬偶像「江山嬌與紅旗漫」。
而「飯圈的政治化」也存在多元外延的理解，一方面與政治無關的飯圈是如何政治化運轉的，傳播學專家 Liesbet Van Zoonen 持有一個觀點，即通過比對政治和飯圈在氛圍、價值觀和兩者群體性操作的相似之處，可以將飯圈類比政治。另一方面則是飯圈是通過何種方式滲透到具有政治性的話題如種族、LGBT 等併發揮出不可預估的力量的。
Benedict Anderson 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並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那麼借用此觀點偶像及其粉絲群體又何嘗不是一種人造的共同體呢？Fanclub 擁有獨一無二的名字，偶像專屬的應援色和應援物是他們的身份標識，這無疑不在給粉絲創造集體歸屬感，並在集體中締結了一種（同志間的）情誼。一張口你就知道，她是圈子裡的：「集美，換卡嗎？」
在互聯網發展初期，偶像與粉絲之間是弱關係，粉絲之間至多停留在信息流的交換。但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粉絲逐漸體系化，形成金字塔般的構架 —— 上層是掌握具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粉頭」。起先是由公司聯繫「粉頭」在發動粉絲群體，形成自上而下運作機制。但在如今更為民主、權利更自由的互聯網時代，線上粉絲通常會呈現出一張自下而上的自主參與式模式。
他們層次架構分明，分工明確，在應援、公關、營銷等方面展現了有組織、有紀律的專業素質。韓娛研究學者和評論家將這種自下而上的粉絲行為命名為「Fancom」（Fan Company 的縮寫）。
通過一系列的自主行為，粉絲群體在有條理、有計劃地管理並引導自己的偶像。
花樣百出的生日作品應援和營銷策略，盡心竭力的刷票打榜和日常維護，細入毫芒的輿情監控。關於自家偶像的一切內容，粉絲會大舉進攻，半秒到達現場，拿起自己的顯微鏡、遊標卡尺，不放過一詞一字，精準測量一橫一豎，一旦發現任何超標哪怕半分半毫，口誅筆伐也好，集體舉報也好，敵情不散，武裝力量不撤，活像一場場捍衛領土主權的戰爭。
順著 Zoonen 的觀點細想，偶像如一個政權，粉絲是政權下的公民，偶像及粉絲構成了這個共同體。不同粉籍的粉絲就像不同種族的公民，允許文化交流但必須領土主權完整；存在正當防衛，但若缺乏政權的積極引導和正確規範，同時公民的自我教育又有待提升，那麼排外、激進、極端的現象也就不意外了 —— 黨同伐異的種族主義，通過發起激烈動員和集體鬥爭，以及公器私用，甚至將戰火燒至了飯圈之外。
用一個關於民主政治的有名的說法來表達就是，自由價格是買家與賣家之間最糟糕的關係 —— 如果不考慮其他的話。在粉絲話語權空前升級的時代，偶像和社會都已經意識到這是一把雙刃。
「文化針灸」（Cultural Acupuncture）是粉絲行動主義的一種模式，由粉絲主義組織「哈利 · 波特聯盟」（The Harry Potter Alliance）的創始人 Andrew Slack 於 2010 年在《赫芬頓郵報》提出，「在文化中尋找心理能量，並將這種能量導向創造更健康的世界.......作為活動分子，我們未必如耐克和麥當勞那樣富有，但我們擁有富含意義的信息......
通過文化針灸，我們將迎來一個充滿樂趣、富有想象力和超級性感的行動主義時代，並且它將會非常有效。」
Henry Jenkins 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學術概念 —— 「粉絲行動主義（Fan Activism）」—— 一種以流行文化聯繫社會議題的策略，通過一系列公共領域內運作的行為，力圖影響法律和公共政策，是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去年雪梨離世之際，韓國網友主動發起「淨化關鍵詞」運動，通過大量搜索「雪莉我愛你」、「雪莉桃子」等積極詞彙，粉絲的情感承諾以社會網絡服務為中心展開。 時至今日，這場運動也算有了結果。韓國最大的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 NAVER 決定自 3 月 5 日起，廢除在人物名稱搜索結果中提供關聯搜索詞的服務，同時由於藝人人格受到侮辱、藝人私生活受到侵犯等，NAVER 也將終止演藝新聞留言服務。
這群共同體，究竟由什麼維繫著？僅僅是情感嗎，透過偶像崇拜，將偶像背後的力量對粉絲進行賦能才是偶像存在的價值，也是團結感的終極來源。
粉絲話語權如日中天，偶像和經濟團隊或公司多少已習慣依賴粉絲的力量，享受著粉絲行為帶來的惠利，同樣地，就要承擔粉絲行為引致的後果。但很明顯，依附偶像文化產生的粉絲文化，其進化速度已經遠遠超過母文化。在當前的行業生態下，正向推進二者的共同作用和相互補給，環境、從業者、偶像、粉絲都需要積極正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
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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