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用一种深情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说再见。" ——袁哲生

许多大陆的读者，直到2017年才知道这个名字：袁哲生。这位台湾文坛的"冷面笑匠"，被张大春誉为"撑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之一"的杰出小说家，2004年在台北自缢身亡，终年39岁。

他生前留下十部作品，获奖无数，但引入大陆的并不多。好在，联合出版社2017年引进了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秀才的手表》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一经出版，他节制的文风、对人们内心孤独世界的温柔关照、富有哲理的留白风格就在大陆读者中掀起热潮。《寂寞的游戏》获“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十大好书”、“豆瓣2017年度读书榜单中国文学（小说类）TOP1”。

而在台湾与《寂寞的游戏》有同等地位的《秀才的手表》，大陆读者对其的关注度却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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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小说中特点鲜明的乡土气息，使不熟悉闽南语的读者产生疏离感。但我却认为，那些活泼、生动、带有浓厚幽默感和巧妙哲思的闽南方言为代表的乡土元素，恰恰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亮点所在，也为他奠定了"台湾新乡土文学的开山祖师"的地位。

《秀才的手表》的另一个闪光之处，在于袁哲生借由种种人事已非的变化去描绘时间的面貌，翻转时间的节奏，探寻时间的意义与本质。也因此，他笔下人的消逝、乡村的改变、童年时光的失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下面，我将跟随作者营造的新乡土文学氛围，从作品集里三部独立而又相关的小说中，探究时间的意义和本质。

新乡土文学特征在《秀才的手表》中的集中体现

1、乡土文学与台湾新乡土文学对比解析。

在中国，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源于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

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还应带有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求索。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和脉络，大陆涌现出了鲁迅、台静农、孙梨、沈从文、汪曾祺、莫言等一大批乡土文学大家，他们的文风各具特色，不断带领乡土文学走向繁荣。

而1977年在台湾爆发的“乡土文学论战”，对台湾的影响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波及台湾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台湾社会。论战历时一年多，从早期现代主义与“纯正”乡土文学的激烈交锋，逐渐演变成互相认可和包容。

但毫无疑问，台湾乡土文学不变革与发展，就没有出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要么是农村出身，要么大部分从乡村出来，这一代对乡土生活了解和熟悉，只能写乡土，形成这种‘乡土品种’。现在这批作家都老了，年龄都在60多岁，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哲生的《秀才的手表》，一经出版便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它一改以往乡土文学“民族”、“民主”的创作主旨，对边缘化村落中的个体给予了悲悯和关怀；其次，文中出现的鬼神形象，则为多角度关注乡土世界的“常”与“变”提供了新的抓手；最后，席卷全篇的闽南方言对话等乡土元素的杂糅，极大丰富了小说的语义和语境。

2、《秀才的手表》中富含哲理与趣味的闽南语，营造出浓厚的人间烟火气

台湾闽南语发源于明郑与清治时期起，特别是海禁开放后，大量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地区，以福建南部的泉州府和漳州府闽南人占多数，其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台湾原住少数民族诸语，闽南语遂成为台湾第一大母语，使用量第一的语言。根据2009年台湾年鉴，大概85%的台湾民众，会使用闽南语。

使用闽南语的地区

小说中"我"的阿公（外公）、阿妈（外婆），"我"和武雄，武雄的父母，都说着一口地道的闽南语。他们嬉笑怒骂，全情投入在自己柴米油盐、酸甜苦辣的生活中。

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闽南语系，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却发现这种方言中有非常多的趣味和哲理。试举几例如下：

①富含哲理的，简简单单几个字，却颇有些诗情和朴素的道理在里面：

人生海海：人生也不过就是如此。海海，形容诸般事务并没有特别值得期待的地方，一切只是普普通通而已。

麦家新作就叫《人生海海》，表达的就是这个看似浅显却富有深意的含义。

一枝草一点露：有草就有露水，意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②形象生动的，让人展开丰富的联想空间，不禁佩服方言发明者的生活情趣：

一兼二顾，摸蛤仔兼洗裤：意谓一举两得。

歪嘴鸡吃好米：原指嘴巴歪斜的鸡无法吃小粒的米，反而有大米可以吃，后来多讽刺人自不量力，自身条件不好却妄想吃大米。好米，为大米。

七月半的鸭子不知死活：形容人没有忧患意识，不知大难临头。

③简单别致的，却大有深意，让人或会心一笑或细细琢磨：

牵手：太太、老婆。

缘投：英俊，形容男子长相好看。

透世人：一辈子、一生。

有影：真实不虚的。

空：形容人呆笨、头脑不清楚的样子。

恬恬：形容安静无声，或斥令别人安静。

细品成日里说着这些方言的人们，他们的琐碎生活，仿佛也被罩上了一层极草根但又极高明的意味。

3、细腻、生动的乡村景物描写，为时间的流逝染上忧伤或滑稽的色调

①在《天顶的父》中最温情静谧的篇章《西北雨》中父亲抱我漫步烧水沟的景物描写：

“我”的父亲"外省的"是一名军人，每周回来一次，每次他都会从摇篮中抱起 "我"，安静地走在烧水沟的街巷中。那时"我"的听力出奇地好。

外省的抱着我，像是兜了一台录音机往远方走去。

父与子安静的身影，融入烧水沟大街小巷的街景中：炊红龟粿的蒙蒙蒸汽从屋里绕出来，带着一点淡淡的糯米香味；老师傅胜兴仔头发梳得整齐油光，颈背上的皮尺像一条小蛇似的垂挂在胸前；一辆载满甘蔗的糖厂小火车从我们背后很远的地方驶过，平交道上发出一长串警铃的声音；还有一大群白色的山羊，一长串糖霜似的羊群从满地牵牛花的山坡上缓缓溜下，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条泛着甜味的毛毡，从人家的晒衣竿上被风吹落下来了。

这时，癞皮狗姆达突然跳起来，咬向一只飞到它嘴边的白蝴蝶，"喀"的一声！

于是，我的录音带上便留下了姆达的两排牙齿相互咬合撞击的声音。那声音敏捷而短促，听起来倒是有点空洞得令人伤感呢！

这些具有鲜明台湾乡土特点的景物和声音，叠印成了"我"记忆中永恒宁静的一日，直到父亲死去。从此，烧水沟物是人非，再也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②秀才猝然死去以后，情景交融的抒写方法

拥有了秀才手表的"我"听力迅速地退化成了普通人，偶尔，"我"还会一个人独自回到水窟仔那边钓青蛙。

当我孤单地握着一枝钓竿，等待青蛙上钩的时刻，四周更显得一片死寂。在那种全然安静无声的下午时光里，有时竟会让我误以为自己早已经丧失了听觉。

这种少年敏感心灵中自然流淌出的寂寞和孤独，在寂静的时光中发着微光，静静地浸润着读者的心。

③"我"和武雄第一次遇到时计鬼吴西郎的场景：

笔直的黄土马路上，两旁是高大粗壮的木麻黄，糖厂的烟囱飘出和昨天一样的味道，麻雀在围墙上吵得正厉害；路边的蟾蜍吃力地跳了几下之后，就像一颗石头似的跌进草丛里去。

就在这条黄土马路上，两个淘气的小伙伴兴奋地埋伏在牛车底下，准备等吴西郎走近，立马跳出来吓唬他。但是，当他们看准时机跳出来时，

咦，人不见了？

时间好像突然变快了。

刚刚还在我们头顶上的牛车远远地朝大路的尽头驶去，小个子（吴西郎）在牛车后面摇摇摆摆的，才一眨眼工夫，就像变魔术似的，已经领先我们好几十公尺了。

这些生动、细腻，满含深情的乡土景物描写，因鬼神的介入，作品的外延得以扩大，营造出一个亦真亦幻的边缘世界。

时间的多种样貌，让人思索与探寻其本质和意义

在作者笔下，时间不再像朱自清的《匆匆》中描写的那样一径匆匆着，而是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1、认为时间精准的人

在秀才和水木仔看来，时间需要用手表来精准计量，事件都在精准流动的时间长河里有条不紊地行进着。只要掌握了时间，就能预知和掌握一切事物。所以，秀才和水木仔都需要戴表来实现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在时间向着某一个目标无情行进的过程中，他们或强作冷静、或欢喜或躁狂。但人生的无常与荒诞，常常毫无预兆地降临，令人啼笑皆非。

2、无视时间的人

小说中"我"的阿妈、武雄的母亲丽霞仔，这些认真过着生活的普通人，不关心时间，他们自有自己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和坚持。

所以，当水木仔满面严肃地宣布他要买一只手表的时候，立刻遭到了阿妈的强烈反对，她说，这一年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是要拿来买大同电锅的，况且，一个剃头的师傅根本就用不到手表，而一台大同电锅却可以用上好几十年都不会坏呢！

3、能自由扭曲时间维度的"人"

关于时计鬼的精彩描写，是最能体现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时计鬼吴西朗不是人，是介于人、鬼、怪之间的存在。时间，只是他手里的玩具，他可以根据好朋友"我"和武雄的要求，指挥计时鬼小蚂蚁在打铃老伯的手表里捣鬼，自由颠倒上下课的时间长度。这三个小家伙在学校上演了一出出让人忍俊不禁的闹剧。

所以，"我"在《时计鬼》的开篇，就煞有介事地总结道：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手表和时钟的快慢都不一样的真正原因。每一个时计鬼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控制指针的移动速度，除非吴西郎特别交代（例如：上课时间走快一点、下课时间走慢一点），否则那些时计鬼便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躲在钟表里面作怪了。"

那么，时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文中的"我"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只手表，只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就可以清楚地听见那些"滴答滴答"的声音正毫不迟疑地向前狂奔着。

让自己安静下来，倾听时间奔跑的声音，这也许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吧。

不同时间维度中的死亡命题，从另一角度反射出时间冷峻的光芒

国内对死亡与现实进行深刻展现的小说，当数余华的《第七天》。余华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

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和《秀才的手表》，也都笼罩着一层死亡气息。但他却用了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法。

在《寂寞的游戏》中，他更多地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触，用"自我的不存在"代表死去。

小说中的"我"躲在一棵大树上捉迷藏，等朋友来找"我"。但许久以后，当朋友真的来到了树下，猛然抬头看向"我"时，

我还来不及尖叫便怔住了。他直愣愣地望着我，应该说是看穿了我，两眼盯着我的背后，一动也不动，令人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一张完全没有表情的脸，和那么空洞的一双眼球，对我视而不见。

这个看似幼稚的游戏，却带来沉重的发现："我"经由同伴的"看不见"，体会到的却是"自我的不在"。 游戏结束，作者悲伤地写道：

接着，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蜷缩在树上，我看见自己用一种很陌生的姿势躲在一个阴暗寂寞的角落里，我哭了。

而《秀才的手表》中，作者则将死亡放入不同的时间维度和样貌中，进行了全方位深入展现。

1、以人的消逝、物是人非的情感改变，印证好似虚无缥缈的时间流逝。

在“我”听闻父亲死讯的那一天，老邮差来阿公的剃头店，为不识字的阿妈解说了来自远方的电报，然后，“我”听到阿妈的哭声；老邮差的铁马从凉亭仔脚离去的链条声......

然后是老客人默默起身离去的脚步声，他没忘记把银角仔轻轻地放在镜台上。

“我”听到对话：

"水木婶仔，啊是哭按怎？"丽霞仔小心地问道。

"外省的呒去啊——"阿妈说。

"谁讲的？"火炎仔看向阿公。

"送信的讲的，在外岛呒去的。"阿公坐在他的剃头椅上，对镜子里的火炎仔说。

接着是一段沉默。

在这短暂而沉重的时间刻度里，"我"听懂了这些沉默、声音和话语的含义。从此，烧水沟再不是以前的模样。

2、用“鬼”这种生的反面形式，拓展死亡和时间的外延

为了进一步展现死亡和时间的其他维度，作者还在烧水沟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所在：鬼影幢幢的林家古厝。那里人鬼混杂，除了空茂央仔等一干乞丐之外，住在林家古厝的鬼至少也有一打以上。"这些鬼都穿着生前的衣服，他们大多待在固定的地方，而且多半不太爱理人。"

①"我"第一看到鬼，是在阿公的黄昏布道大会上

热衷于讲道传福音的阿公和老伙计火炎仔吵了起来，一口浓痰涌上了喉头。就在这个时候，空茂央仔刚好走到剃头店的门口，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团淡淡的人影——一个老阿公和一个老阿妈。这两团淡淡的人影，就是阿公死去的母亲和继父。

②"我"和武雄还经常跑到林家古厝找鬼玩

住在古井底下的水鸡土仔喜欢恶作剧，住在大芭乐树上的倒吊拔仔则喜欢弹小孩耳朵：

我抬起头来对芭乐树上的倒吊拔仔使了一个眼色，倒吊拔仔很利落地垂下身来，倒吊在树枝上，把一颗又大又脆的芭乐交在我手上，然后才向武雄伸出魔掌……

在作者笔下，这些鬼都很普通，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和孩子一样淘气，没有丝毫可怖的气息。在作者温和的关照下，他们作为生的反面，静静地见证着时间的流逝。

3、用一出具有强烈黑色幽默色彩的滑稽人生大戏，表达死亡与时间的关联

台湾小说家爱亚曾说：

“华文写作里面，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非常习惯于用悲情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情感以及整个的事件，但是袁哲生他有他的一套小说语言，他很擅长用一种自嘲的、自讽的语气，用黑色幽默和黑色戏剧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因此在读到爆笑的同时，可能就流下眼泪来，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揪着心得那种痛，实际上却还是在笑，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大的本钱。”

这出黑色幽默大戏始于算命仙仔的两个预言。

第一个预言：农历十二月三十，也就是除夕夜晚的十二点正，米店的老头家（老板）刘阿舍即将寿终正寝，魂归西方。这个消息，令一直不喜刘阿舍的水木仔、火炎仔欣喜若狂，典当细软夜夜饱餐庆祝，闹出许多笑话。

正当老哥俩的欢乐情绪像小孩子的鼻涕泡，忍不住要往外冒的时候，算命仙仔却说出了第二个预言：

在这出闹剧里，袁哲生几乎完成了对死亡意象的经典表达：时间的其中一个刻度恰恰是人的生死，经历从生到死的循环，人类就这样被纳入时间的流逝。

时间命题带来的生与死的启示

细思之下，为什么袁哲生独独多次提起黄昏的烧水沟，而不是清晨的或者正午的烧水沟呢？我想原因之一，时间行到此处，炊烟四起，鸡飞狗跳，流言蜚语，人间景象最为欢腾；另一层原因，黄昏之尾暗幕四合，正迎来夜之安宁和死之寂静。

在时间永恒的流逝下，孩子们不可避免地长大，老人们不管如何不情愿，也将辞世。人世更替如叶长叶落，这是自然规律。基于此，烧水沟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外延，无论是《寂寞的游戏中》中突然自省的孩童，还是疲于周旋于工作和家庭中成年人（主要是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抑或是在无聊嘈杂中打发颓唐晚境的老人（外公、火炎仔等人形象），都在烧水沟这一场域的独特磁场下，被时间的漩涡裹挟着，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死亡的大闸。

但这些死去的人，又在袁哲生的笔下活过来，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堪破生死谜题的袁哲生走了，但他的时间不会停止，游戏也不曾结束。

也许，他正像自己的小说集《送行》中希望的那样："如同沼泽里的浮藻，或是静室内的浮尘，不着痕迹地沉浸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

参考文献：

袁哲生.《秀才的手表》

袁哲生.《寂寞的游戏》

赵志明（作家）.《袁哲生 活着就是一种寂寞的游戏 》

吴鹍.《台湾后乡土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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