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非常時期，每天看著不斷刷新的死亡數字，想象著數字背後一個個家庭面對離別的哀傷，不由得想起了阿圖・葛文德醫生《最好的告別》這本書。

01 田園牧歌

葛文德醫生在書中所描述的，印度老家的祖父那種“田園牧歌式”的老年生活，對我這個土生土長的潮汕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場景。

我奶奶九十多歲了，身體還很硬朗，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直到幾年前，她還經常獨自上街買東西，去別人家裡打麻將。後來腿腳漸漸不太方便，加上去年摔了一跤造成髖部骨折，現在只能藉助柺杖在家裡走一走。

對中國人來說，居家養老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特別是在潮汕這樣的傳統地區，如果有誰提出把父母送去養老院，那多半是要被人指責不孝的。

像我奶奶這樣身體較好，又有多個子女輪流照顧，在家養老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若是體弱多病的老人，尤其是失能、失智的情況下，居家養老就會給子女帶來沉重的負擔。畢竟八九十歲老人的子女，自己也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呀。

在歐美，接收需要護理的老人的主流機構是療養院，為他們提供一日三餐、專業的健康服務、理療和賓戈遊戲。美國的療養院最早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得到快速發展，取代了幾百年前就存在的“冷酷、可憎、地獄般的”救濟院（感覺就像我們的收容所）。

我對國內的養老機構不太瞭解，根據自己的日常經驗，又在網上大概查了一下，估計國內能達到美國療養院那種專業水平的類似機構應該很少。

然而，就是這種我們暫時還難以企及的療養院，卻正是本書作者反思和批評的對象。

療養院為了保證老人的健康和安全，會對他們實施控制，無視他們的隱私，對老人來說，這裡不是一個家，因為他們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當一個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不小心跌一跤就可能嚴重骨折，為了保證安全，是不是就應該把自己生活的掌控權拱手交給他人呢？在護工的幫助下按時起床、吃飯、洗澡、睡覺，一切有可能危及健康和安全的物品或愛好都必須放棄，這樣活著到底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家人呢？

02 伊甸選擇

《最好的告別》中介紹了一位老人路・桑德斯，喪偶後獨居了幾年，後來因心臟病發作和摔跤，無法獨自生活，88歲時住進了女兒謝莉家裡。謝莉照顧了他5年後瀕臨崩潰，不得不把他送進了一家輔助生活機構。

輔助生活機構“帕克之地”創始人威爾遜的初衷，是為了實現她因中風而半身不遂的母親的願望，即最大限度地滿足老年人的自主生活——這正是療養院無法給到的東西。

輔助生活機構是專為老年人設計的“家”，讓住戶擁有跟在自己家裡類似的自由和自主，而不是以健康和安全為由犧牲隱私和個人空間。

“伊甸選擇”是一個對療養院制度發起衝擊的實驗，托馬斯醫生往療養院裡引進了動物（兩條狗、4只貓和100只鳥）、植物（除了房間裡的植物還有一片菜園和花園）和兒童（員工的子女），對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這“三大瘟疫”發起抗擊，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作者葛文德對此評論道：

托馬斯實驗最重要的發現不是說有個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殘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為他們提供活著的理由是可能的。

即便那些患有嚴重老年痴呆症、已經喪失了理解周圍情況的居民，也能夠體驗到更有意義、更愉悅和更具滿足感的生活。

衡量人們對藥物的依賴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較容易，而衡量人們從生活當中得到的價值感則困難得多。

書中還介紹了新型退休社區“新橋”、政府補貼性公寓“彼得・山伯恩之地”，以及托馬斯的新項目“綠房子”，這些新型養老社區的領導者都致力於一個同樣的目標：無需因為生活需要幫助就犧牲自己的自主性。不是以安全的名義限制人們的選擇，而是以過有價值生活的名義擴大選擇的範圍。

03 養老社區

最近十年，國內多家保險公司紛紛投資興建高端養老社區。消費者通過投保指定的保險產品（通常是年金險），達到一定的保費門檻就可獲得養老社區的入住資格。

我參觀過太平的“梧桐人家”樣板房，也看過泰康“燕園”等一些養老社區的圖文介紹，應該說比較符合書中所介紹新型養老社區的理念。但既然定位高端人群，門檻自然不低，數量也必有限，只能供少數人享用。

而且，硬件設施容易模仿，也看得見摸得著，但服務水平就只有體驗過才知道了。當歐美療養院那種老年護理服務水平，在國內都尚是一種奢求的時候，高端養老社區的人文關懷精神和專業護理人才能否真正到位，在我心中還是打一個問號的。

我想，在老齡化不斷加速的中國，首先要讓大多數人都負擔得起的“中低端”養老社區得到普及，讓有需要的老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護理服務，不願住養老社區的老人可以得到上門護理服務，這樣才能使老人從與子女互相捆綁的生活中解放出來，還彼此一個自由。

當然，不以安全的名義犧牲老人生活的自主性，也應該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不然的話，老人豈不是才出狼坑，又入虎口。

04 艱難談話

這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是死亡，具體來說，是探討如何走完生命終點前的最後一程。

在美國，25%的醫療保險費用花在5%生命處於最後一年的病人身上。

看到這個數據，我不禁想起了兩年前那篇轟動一時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感染肺炎的60歲老人，從患流感到離世短短29天，花費數十萬。在進ICU插管之前，女兒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老人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繼續治吧。”

我們似乎已經接受了每個人最後都要在醫院去世的這一“事實”。而且在生命的末期，還要經歷採取各種醫學手段與“病魔”抗爭的階段，短則幾分鐘，長則幾年。即使身邊沒有這樣的例子，在影視劇裡也早已司空見慣了。

書的英文原名是Being Mortal，譯者彭小華在譯後記中解釋，這是mortal being（凡人）一詞倒裝而成，直譯是“凡人有死”。

我們都知道人終有一死，但總是逃避談論死亡這個話題，就算到了最後時刻，也往往偏執地認為“還能搶救一下”。

作者講述了自己父親的故事，父子間一次關於臨終問題的艱難的談話，幫助父親在生命末期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放棄醫學干預，接受善終服務，“把今天過到最好，而不是為了未來犧牲現在”。

如果癱瘓的話，有哪些懼怕？

如果情況惡化，有什麼目標？

為了阻止將會發生的情況，願意做哪些取捨？

之前看到金庸辭世的報道時，我留意到他是在醫院，而不是在家中去世的，不免有一點小失望。

這樣一位對佛學有深入研究，在作品中處處可見佛家思想，甚至將佛法融入武功的高人，難道最終也沒能參透生死，淪為凡人了麼？我更願意相信，不是金庸勘不破，而是家人沒有與他好好做一場臨終交談。

標準醫療和善終護理的區別並不是治療和無所作為的區別，而是優先順序的不同。普通醫療是通過犧牲現在的生存質量來延長未來的生命，而善終服務是幫助患者在當下享有最充分的生活。

這又讓我想起了兩年前在深圳公益慈善展上做翻譯志願者時認識的，為癌症晚期患者提供在家臨終關懷服務的川越厚院長。

身為一名保險顧問，我更多時候考慮的是怎麼用好保險這個金融工具，幫客戶解決醫療費用，而對癌症晚期患者“該什麼時候放手”這個問題，從未好好想過。因此當時特別仔細地看展會上的資料，特別認真地聽川越院長與客人的交談。

許多保險從業者喜歡宣傳說，有了保險，就可以住更好的病房、看更好的醫生、用更好的藥物、做更好的手術……當然這些都是事實，但無形中也是在宣揚過度醫療的思想。雖然在國內優質醫療資源極其稀缺的現狀下，能享受過度醫療的，要麼是有權有勢者、要麼是有錢又有關係的，暫時還輪不到普羅大眾。

對廣大老百姓來說，正確看待生命的進程，善待自己的身體，做好健康管理，別走上前半生拿命掙錢、後半生花錢買命的不歸路，才是正道吧。

05 三種關係

在講述父親的治療過程時，作者介紹了三種類型的醫患關係：

在“家長型”關係中，醫生是絕對權威，病人只能被動接受，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醫患關係。“資訊型”關係是醫生告訴患者事實和數據，其他一切由患者來決定，這種關係越來越受歡迎。

然而這兩種關係都不是人們想要的，我們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決權，但同時也需要指導。第三種醫患關係是“解釋型”，醫生的角色是幫助病人確定他們想要什麼，也就是醫生和病人進行共同決策。

這樣一種關係，也正是我這個保險顧問所追求的。

我不會幫客戶做決定，我會向客戶提供他需要的全部信息，傾聽他的真正願望，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和客戶一起規劃適合他的投保方案。

我需要不斷學習精進，以確保自己能夠提供正確並有用的信息，要做到從客戶利益而不是自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客戶呢，我不奢求他對我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只要能有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便足矣。

葛文德醫生的這本書，教給我的實在太多，遠不止中文版副標題所言“關於衰老與死亡，你必須知道的常識”這麼簡單。

中國三十餘年來GDP飛速發展，國民卻未富先老，面臨前所未有的種種問題，想要知道怎麼寫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太需要從發達國家的智者那裡汲取多樣化的營養了。

感謝阿圖・葛文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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