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市场在爆破声中被拆除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一所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购物中心垮塌了。
日本人建的公立市场一一青岛劝业场
改革开放之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一百多万市民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美其名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市民们买粮有“粮证”，买煤有“煤证”，买肉用“肉票”，买花生油用“油票”，买布用“布票”，买鞋、买暖瓶等要用“工业券”，连烟筒、炉子、和面的瓷盆都要凭票证供应。如果到饭店吃饭没有带粮票，那你凭着有钱也得饿肚子；到商店买肥皂、到食品店买白糖、买点心，你要是没有带《供应证》或是工业票、副食品票、粮票什么的就得打道回府；你平常日子要抽“大前门”香烟，要喝“青岛啤酒”，商店里根本就没有卖的，只有到了国庆节或是春节，国家才开恩：每户家庭供应5盒“大前门”香烟、5瓶“青岛啤酒”。购买的时候要在限期内，到指定的商店凭证购买，过期作废。商店里的售货员也格外的累，一要收钱、二要收票、三要写证（在“供应证”上记录你已经买了什么东西）。
1951年9月，由时任副市长张公制题写的“青岛人民市场”正式开业
那个时候，青岛这么大的城市，商店比现在少的多。商店集中的、比较繁华的街道也只有中山路和辽宁路两条，最大的百货商店就是国货公司和青岛百货商店，但是要论卖蔬菜和百货的综合性商店，最大的就是市场三路的人民市场了。说它是市场，其实就是商店，楼上是“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市民戏称为“老婆孩子商店”；楼下是专门卖蔬菜、肉、鱼、蛋等副食品的市场。
从楼上到楼下的楼梯拐角处有一面大镜子，女人家从镜子前走过，几乎都放慢脚步，拽拽衣角、抿抿头发，孩子走过，则冲着自己作个鬼脸。楼上卖布、卖鞋的柜台前总是挤满妇女；大一点的女孩子，喜欢徘徊在卖围巾手帕这样的柜台前，那时候光是卖花花绿绿的，各种图案的手绢的就有两三节柜台；我和妹妹喜欢蹲在玩具柜台前看玩具汽车和布娃娃；父亲喜欢看钢笔、笔记本、乒乓球拍的文体用品柜台；而卖自行车、卖手表、卖缝纫机“三大件”这样的柜台则冷冷清清，因为买一辆自行车或是手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奢侈品买不起，还因为需要许多“工业券”（大概要100张左右），老百姓凑不出那么多“工业券”，有钱也无用，只好望车、望表兴叹了。
国营青岛人民市场百货商店广告商标
楼下的所谓市场，平时也就是卖肉、打酱油、卖醋、卖咸菜的柜台前人还多一些，其它那些水泥柜台上都是空空荡荡。卖肉要凭证，每人大概每月也就是供应半斤的样子，那时没有冰箱，肉也不敢买多，一次买二、三两。妈妈从来都不让我们孩子买肉，都是她亲自去，一是因为凭证供应，怕我们丢了证；二是买肉这么重要的副食品，必须要大人出马，别让售货员给骗了。买回肉来，妈妈总是把肥肉烤出猪大油来，用小碗盛着，以后做菜用；瘦肉则炒出来，放些酱油腌着，每次做菜拨上一点，让菜有点肉味。打酱油、打花生油、打醋这样的活就是我们孩子干的活了，所以叫“打酱油”、“打醋”，是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成瓶的酱油和醋，要事先从家里拿着瓶子去，售货员接过瓶子，在瓶子上套一个漏斗，另一只手用一种木制的长柄小桶（人称“提子”算是一种量具），到一只装满散酱油的大桶里捞出一小桶酱油来，大概有半斤的样子，通过漏斗灌进瓶子里，也不用再称重，就交给我们顾客了。
冬季，人民市场里堆满了供应的大白菜，市场里面装不下，就堆到马路上，那些垛成一人高的大白菜，堆成一道长长的墙，为了防冻，还在白菜垛上加盖棉被。周围的老百姓凭着《供应证》，拖着自制的小车，排队挨号购买储存大白菜，一冬天每家大约供应100斤。那时候，冬天的蔬菜就是白菜、萝卜，买越冬的白菜就是大事儿，所以家家户户对买菜非常重视，特别是星期天，双职工、学生，都利用休息来购买白菜，人民市场前的市场三路，成了大菜场，买菜的人把马路挤的水泄不通。
到了过节、过年，那些往日里冷冷清清的柜台热闹起来，柜台上堆满了蔬菜，也有粉条、木耳这样的干货，还有新鲜的小杂鱼、冰刀鱼、咸鱼一类的海货。每个柜台前都是人山人海地排着曲折的长蛇队，每个队伍前头有两、三个售货员在忙碌着，有人专门收钱、收票，有人专门写证，有人专门称重。节日前采购真是辛苦，供应的鱼、肉、禽、蛋、猪下水等等，这些平日里不常见的节日商品，需要排一个又一个的长队才能买齐。父母都在机关工作，没有时间购物，于是我和妹妹就分工排队采买节日供应的商品。
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有了自由市场，沿街开了许许多多的商店，人民市场曾经火红火红的生意冷了下来。终于有一天，它被开发商相中，人民市场被一座座没有特点、没有个性的新面孔的建筑代替了，那座有尖顶的塔楼只能留在照片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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