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拜過黃大仙嗎？
黃大仙是香港華人的主流信仰，這個信仰乃是近代“本土主義”運動的產物，其真正源頭在廣州，昭示省港文化之間有著直接的血脈關係。1899-1913年間，廣州黃大仙祠成功塑造了黃大仙“有求必應”的形象，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的三個兒子有重要貢獻。這一段無意中被掩蓋的歷史，值得加以“復原”。
清末民初廣州黃大仙祠
花地黃大仙祠
2006年，香港道教道教協會總幹事吳連滋先生透露，當年進入九龍黃大仙祠的客流高達1200萬人次，日均超過3萬。（鍾國發：《香港道教》第188頁）從香港人口數和黃大仙祠狹小的空間來看，這個數字十分驚人，意味著每個香港人每年要去朝拜2次。
香港黃大仙祠（嗇色園）供奉道教神仙赤松子黃初平，將其起源追溯到晉代的浙江金華。但若從真正的傳承關係看，應以1897年番禺大嶺村的普濟壇為起點。黃大仙信仰的誕生，與19-20世紀之交嶺南頻繁發生的鼠疫有密切關係，這些道侶通過扶乩求得黃大仙仙方，而後又製作成“藥籤”，以拯救苦難中的同胞。1899年，普濟壇道侶在廣州芳村花地建成嶺南第一個黃大仙祠，1913年改作他用，這15年的歷史遂墜入黑暗，其間三水鄭家的貢獻也湮沒無聞。
1901年，廣州黃大仙祠道侶梁仁庵回到南海西樵稔崗設立普慶壇，1915年恭奉黃大仙畫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龍建成“嗇色園”，遂發展成聞名遐邇的黃大仙祠。香港黃大仙祠興旺發達之後，對其道統進行追述，承認番禺大嶺村塾師陳啟東的首創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的輝煌貢獻，可能因為史料不足，對三水鄭家兄弟的貢獻不著一字。1899-1913年間，花地黃大仙祠在鄭氏兄弟主持下，“香火極盛，傾動一時”，奠定了嶺南黃大仙信仰的群眾基礎。
廣州民國地圖之黃大仙祠一帶
2006年，香港嗇色園出版《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詳盡記錄了嶺南黃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遺憾的是提到三水鄭氏兄弟的只有一次。該書徵引《驚迷夢》第三集收錄的1899年由“悟虛道者”鄭潤深所寫的序言稱：“……業二年於茲矣，然而化不限一隅，眾惟期共濟，爰於是年春，改建觀於城西之花埭。”（《香江顯跡》第20-21頁）。這篇序文由鄭潤深執筆，顯示他是廣州黃大仙祠核心人物。花地，在當時亦寫作“花埭”。
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以後，清廷開始實行新政。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興辦新式學堂，然而政府財力捉襟見肘，不得已採取“廟產興學”辦法，將廟宇祠觀改為學堂，把廟產撥充辦學經費。大規模的“破除迷信”工作，實際從清末新政時期就開始了。
1903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岑春煊傾向維新，大力實施“廟產興學”方針。當時，芳村有一本地紳士郭澤乾，光緒四年舉人，看到這是一個辦學良機，向岑春煊提議，把花地黃大仙祠歷年積存的捐款撥作教育經費，興辦新式學堂；黃大仙祠神董鄭潤煇迫於壓力，將賬冊上交給番禺縣令，不久收到批覆：“本案現奉學務處委員來縣，會同傳訊查辦。”（1904年2月6日《香港華字日報》）
至此，鄭潤煇、鄭潤深兩人在廣州黃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凸顯出來。這兩兄弟，乃是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之子。
三水鄭家
鄭紹忠（1834-1896），原名鄭金，字心泉，廣東三水人，長身廣膊，孔武有力，據說嘴巴極大，可塞得進拳頭，綽號“大口金”。咸豐年間，鄭金加入洪兵起義中的陳金釭隊伍，因驍勇善戰，迅速成為起義軍重要將領。1863年，鄭金派人殺死陳金釭，把他的首級獻給清廷，以此“功勞”受到招安，改名鄭紹忠，所部改編為“安勇”。鄭紹忠率領安勇，參加了鎮壓太平軍餘部的多次戰役，平定兩廣地方“盜匪”，迭立戰功，1867年升南韶連鎮總兵，歷遷廣東陸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廣東水師提督，1895年賞加尚書銜。
鄭紹忠畫像
1896年，鄭紹忠去世，兩廣總督譚鍾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鄭紹忠有子四人。長潤煇，應承正二品廕生；次潤深，應承從一品廕生，均未入京考蔭；三附生潤梁；四潤濓。孫五人：應韜、應麟、應元、應燊、應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報》）接著，朝廷恩賞長子鄭潤煇“員外郎”。員外郎為從五品京官，相當於部委副司局級；不久，次子鄭潤深也取得道員職銜。
花地是廣州後花園，園林遍佈，廣植奇花異卉，從城區坐船過來十分便捷，因而成為官員、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勝地。今天我們習慣了陸路交通，許多人覺得花地有點“偏僻”，其實在水路交通為主的年代，花地距離沙面、黃沙只有一箭之遙。
鄭潤煇兄弟原籍三水，但經常在省城居住。清末廣州盛行“合族祠”，由省內各地同姓宗親集資興建，除了用作祭祀、考生宿舍用途外，有些同宗官員也會在合族祠或其附屬建築中寓居。鄭紹忠義子、廣州協副將鄭潤材的行轅就設在黃沙鄭家祠。以水路交通看，鄭家祠與芳村花地只是一江之隔，乘小舟片刻可達。
黃沙鄭家祠
1907年廣東省城內外全圖
鄭氏兄弟身為“名父之子”，饒於資財，擁有官銜，由他們出面籌款興建花地黃大仙祠，比之番禺鄉間塾師陳啟東來說，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
據香港嗇色園《香江顯跡》記載，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盧桂鬱，是三水祿步龍坡人。另據英文版《移民的神祗:香港黃大仙》一書記載，西樵稔崗黃大仙祠興建時，有一筆大額捐款來自三水崗頭村的有錢人。（Graeme Lang &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Refugee God，第26頁）清末時期，鄭氏家族是三水縣的最大豪紳，他們兄弟出面號召，同鄉紳商積極跟進，花地、稔崗黃大仙祠自然容易籌集到資金。
鄭氏兄弟虔信神仙，應該是深受乃父影響。鄭紹忠在刀槍叢中討生活，生死常在毫髮之間。1894年他在故鄉三水大旗頭村營建規模宏大的“尚書第”，內設“大仙樓”，祀奉不知名“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幾次遇白髮老人指路，得以化險為夷。（中山大學中文系《三水縣大旗頭村鄭金地主莊園調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學學報》）
當時的報章，都將廣州黃大仙祠與鄭紹忠家族聯繫起來。《香港華字日報》報道稱：
花地黃仙祠，向在鄭心泉軍門府拱（供）奉。自軍門歸道山後，其喆嗣惠霖鎮軍克承先志，朝夕膜拜，虔祀維謹。後因舉家遷回三水原籍，鎮軍就花地建廟，以侑神靈。數年來，迷信者眾，每日往拜，絡繹不絕，進款日多。各司祝以廟宇尚未堂皇，擬大加推廣，現已僱穗源店工匠繪圖，需款約二萬金。粵東地方，每興一學、辦一事，則籌款維艱。彼神棍者流建築淫祠，所費動逾鉅萬，一何闊綽乃爾？在鎮軍以為神靈赫濯，使民間藉此呵護，得以調治疾病，未始非保赤之心乎？（1903年12月26日《香港華字日報》）
文中所說的“惠霖鎮軍”，乃是鄭紹忠養子鄭潤材。鄭潤材，字惠霖，廣東南海人，本姓胡，自少年時跟隨鄭紹忠，身手敏捷，曾救過鄭紹忠一命，遂收為養子，改名鄭潤材。鄭潤材積功升至廣州協副將、北海鎮總兵，故而報章尊稱為“惠霖鎮軍”。把報道與上述調查報告聯繫起來看，鄭紹忠本來在家裡供奉無名大仙，1897年後其子鄭潤材、鄭潤煇、鄭潤深與番禺大嶺村陳啟東相識，遂將無名大仙與黃大仙合二為一。
鄭潤材與黃大仙信仰的關係非同一般。1899年8月21日，也就是花地黃大仙祠落成不久，赤松黃大仙特地給鄭潤材賜詩（通過降乩形式）一首：
紅塵看破夢難成，花鳥煙雲世外情；
修道心深人事懶，如花如水一生生。
功大功竣功未輕，國家如日奏昇平；
破除荊棘真忠勇，擁護沙場一戰成。
詩後加注“此詩嘉鄭惠霖軍門克匪事”。（《驚迷夢》第四集第36頁）《驚迷夢》是嶺南黃大仙信仰的第一部經典，記錄了1897-1899年間黃大仙和其他神明對弟子的種種教誨、訓誡甚至申斥。細閱全書，黃大仙賦詩對弟子功績進行高度讚譽的，這是唯一一次，顯示在黃大仙弟子當中，鄭潤材有著突出的崇高地位。
1904年，另有報章報道了黃大仙祠盛況：“廣州花埭有黃大仙廟，其神祀黃石公，乃數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極盛，傾動一時，鄉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攜幼走數百里路來祈福者，是以廟產極豐，廟中執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陸報》1904年第2期）報道中除了把黃大仙誤作“黃石公”外，其他內容看來都比較真實。
善堂與學堂
《香港華字日報》那篇報道對鄭家造成很大傷害。1903年起，兩廣總督岑春煊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貪風暴，參劾大小數千名官員，沒收各種非法所得用來舉辦新政。岑春煊對香港報紙十分重視，有極大的可能看到這篇報道，注意到廣州黃大仙祠準備動用“二萬金”鉅款進行擴建。2萬銀元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目。
兩廣總督岑春煊
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縣令呂道象、兩廣學務處委員劉士驥查辦黃大仙祠。兩個官員發現，黃大仙祠居中建築供奉黃大仙，左側建築為善慶善堂，用來贈醫施藥，右邊空地則準備興建“蒙養學堂”（小學）。鄭潤煇供稱，仙祠歷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錢等有三萬多兩，除用於建築費及舉辦慈善事業外，尚結存六千多兩，若要建設學堂，這筆款子仍然不夠，需要繼續募捐。
過後，鄭潤煇代表仙祠再次報告，善慶善堂辦過立案手續，先後辦理施醫藥、講善書、設立救生船等多種善舉，並解釋說：場內供奉黃大仙的緣故，乃是前幾年時疫流行，虔誠祈禱之後，疫情漸退，頗著靈驗，故而樹立神像答謝神恩；至於學堂的籌建，等新樓建成後，按學堂章程辦理，請學務處提供學堂建築圖紙；學堂落成後，“將來聘教習、訂課程、定學級、收學生各事，均請由學務處主持。”當時報紙編輯一眼就看出雙方各自的算盤：“學務處以興學為禁革黃大仙祠之謀，黃大仙即以興學為搪塞學務處之計。”（1904年2月22日《安雅書局世說編》“黃大仙祠稟覆學務處”）
由兩份報紙的報道可知，當時以黃大仙祠負責人身份出面與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鄭潤煇。為應對新政壓力，黃大仙祠設立善堂、主動提議興辦學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黃大仙祠的形象塑造成公益慈善機構，第二是興辦學堂以適應新形勢，逃脫被沒收的命運。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個機會，將歷史悠久的西關長壽寺全部變賣籌措學費，為當時十分轟動的事件。鄭潤煇的應對尚算機敏，成功逃過一劫。
查辦黃大仙祠是岑春煊打擊鄭家計劃的一部分。此時，鄭潤材擔任北海鎮總兵，負責在廣西“剿匪”，進展不太順利。岑春煊聽親信讒言，把鄭潤材撤職，以“縱匪擾民”罪名囚禁其弟鄭潤潮。鄭潤材軍功卓著，面對蠻橫處分，覺得是奇恥大辱，不堪忍受，於1904年4月9日深夜用手槍自殺。（《光緒朝硃批奏摺》第49輯第258頁）鄭潤材之死，距岑春煊查辦黃大仙祠僅2個月，種種跡象表明，兩件事之間有著一定聯繫。岑春煊督粵，對地方“豪強”下狠手以立威，同時也藉此籌集新政費用。他本來打算沒收整個黃大仙祠及其祠產，好在鄭潤煇應對得宜，以興辦善慶學堂的乖巧舉動，令黃大仙祠逃過一劫。
內訌與結束
1912年3月，同盟會員陳景華出任廣東警察廳長。有一婢女到警廳投訴遭主人虐待，經醫生驗傷發現渾身傷痕累累。陳景華大發善心，發願保護眾多受虐婢女，並培訓其謀生技能，遂將空置的善慶學堂改為廣東女子教育院。
是時，省城內外，孤苦無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陳景華儘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學生總數竟達到400多人，其中幼齡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夠用。陳景華向黃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後樓為女生寢室，遭神董拒絕。不久，“仙祠執事以數目內訌，訴諸警廳”。（梁冰弦《青衣紅淚記》，載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陳景華趁此機會，利用警權將仙祠人員趕走，沒收祠產，除安排課堂、寢室外，還將第一進給女子教育院辦工藝場。1913年9月，龍濟光督粵，槍斃陳景華，女子教育院解散，黃大仙祠建築空置，原在西關的孤兒院隨後遷入。1916年底潘達微重掌孤兒院後，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築。（1917年《廣東公立孤兒教育院第一次佈告書》）
1916年廣州黃大仙祠
1938年廣州淪陷，孤兒院荒廢，仙祠被毀。曾經熱鬧如市的花地黃大仙祠，至此蕩然無存。1999年，有關方面在原花地黃大仙祠附近建成新黃大仙祠，只收集到一些斷裂的舊石刻以及一對石獅。
梁冰弦是潘達微辦理孤兒院的主要助手，屬於事件的親歷者。他在《青衣紅淚記》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間“以數目內訌”，估計是發生在鄭氏兄弟與另一派弟子之間，雙方就此分道揚鑣。後來，香港黃大仙祠（嗇色園）的有關著作幾乎都不提鄭氏兄弟，或與此次內訌有關。
本主主義回應
有趣的是，鄭氏兄弟與陳景華都覺得自己是在從事神聖的慈善事業，雙方卻水火不相容，其間的對立，凸顯了清末民初新舊交替時期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在“西化派”陳景華看來，用虛幻的神仙降乩手段來吸引信眾，用中醫中藥治理瘟疫，屬於愚昧落後，必須加以驅逐；在鄭氏兄弟看來，藉助神仙信仰來行善，適應了民眾的心理，有利於籌集善款。
香港可算是中國最早步入“現代化”的城市，然而時至今日，香港黃大仙祠依然門庭若市，足見現代化與本土信仰可以並行不悖。香港目前依然活躍的蓬瀛仙館、青松觀、省躬草堂、抱道堂、雲泉仙館等等，都是廣東近代道堂運動的產物。香港的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節慶婚喪、中醫中藥、武術、飲食習慣）都源自廣東各地，尤以廣府傳統文化為其核心，體現了香港人的強烈的本土文化認同。即使是在英治時期，這種血脈關係也無法割斷。
在應對晚清大變局方面，實際上存在著西化派與“本土主義”的對立，只是後來在“現代化敘事”基調下，學界對“本土主義”運動大都加以貶低，甚或視而不見。
近代道堂運動的興起，是對鴉片戰爭後外來衝擊與社會困局的本土主義回應（nativistic response）。這些道侶認識到單靠正統儒家思想無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張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通過扶乩實現神與人的互動，以應對現代化過程中不斷湧現的新問題。與簡單的復古思潮相比，這個運動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既從本土思想與習俗中汲取智慧，也主張主動調整自己，適應西潮衝擊的社會現實，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廣州新黃大仙祠正面 汪麗 攝
這些道堂大都同時舉辦慈善事業，多供奉呂祖、關公、觀音、孔子、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例如廣府地區的黃大仙、潮汕地區的大峰祖師。在同時湧現出大批道堂的情況下，誰家的仙方、靈籤、乩語特別“靈驗”，就能吸引到更多信眾，汲取更多資源辦理慈善事業。黃大仙信仰就是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不幸的是，三水鄭家在發展黃大仙信仰過程中的貢獻曾被埋沒，深望拙文的寫作能還歷史人物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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