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中世纪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结束，随着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整个欧洲融入了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
中世纪是暴力的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各种街头暴力，尤其是城市进入夜晚后；而围绕着金钱和土地的争端也往往靠铁与血来判决。但是这还不是让人们惶恐的原因，最大规模的死亡，还是来自于连绵不绝的战争——从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让许多欧洲青壮年劳动力再也未能回到故乡。中世纪医学的进展，相对比较缓慢。在封建制度下，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战争恐惧开始蔓延。
但是对于伊斯兰国家而言，这是光明时代，于是伊斯兰文化开始对外传输；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文化极度昌盛的时代，直到1279年宋朝灭亡。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与认知，也在逐渐发展。唐代孙思邈（541A.D.-682A.D.）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
对于痛风的诊疗认识，隋代的巢元方（605A.D.-616A.D.）等编箸的《诸病源候论》中，更是进一步论述了有关历节风候，指出历节风的症状，主要是：短气、自汗出、历节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中医将体内积聚过多且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称为“毒”。巢元方提出热毒说，认为历节病是由脏腑热毒流注四肢而导致骨节掀热赤肿疼痛。这与现代医学认为过多或排泄不良而致血中尿酸超标的痛风病机有相似之处。唐代孙思邈也赞成此说，并用”犀角汤“治疗血中热毒。唐代的王焘也认为历节病是由于感受风寒署湿之毒邪引起的。
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痛风肢节剧烈疼痛犹如虎咬，又称“白虎病”或“白虎历节”。唐代的《外台秘要》中载有深师大风引汤、古今录验防风汤、大枣汤等治疗历节疼痛，药物主要有人参、附子、干姜、乌头、茯苓、知母、甘草、大枣等，以辛甘化阳为主，甘寒养阴为辅助，并提出要忌口猪肉冷水海藻菘菜。宋代的《圣济总录》载有羌活汤、茯苓汤、附子汤、紫桂汤、知母汤、秦艽汤等，用药在桂枝芍药知母汤的基础上加以祛风化湿之药，用药思路不外辛开驱除风寒湿之气，兼以调和营卫。
唐宋时期，诗词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诗人中绝大多数都好杯中物，诗和酒常常相伴而行。不论是激发诗情，还是郁闷政治，古代的诗人和酒总是密不可分，也留下了很多和酒有关的诗篇。在唐诗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些：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湖鱼香胜肉，官酒重于饧；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等。虽然当时流行喝浓度不高的米酒，古人用来酿酒和盛酒的容器多为可能铅超标的金属杯，大量饮用铅污染的酒，使得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也是痛风的诱因之一。
目前比较明确患有“风痹症”的历史名人有如唐太宗时期的太子少师李纲、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以及香山居士白居易等。一生仕途起起落落的白居易（772A.D.-846A.D.）因为一直是妓乐诗酒放纵自娱，所以患上了反复发作的“足疾”，他专门写了一首名为《足疾》的诗：
“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
开颜且酌尊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
幸有眼前衣食在，兼无身后子孙忧。
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
为了这行走不动、反复发作的足疾，白居易应该请了不少医生来看。在他的《病疮》一诗歌中这样写道：
“门有医来往，庭无客送迎。
病销谈笑兴，老足叹嗟声。
鹤伴临池立，人扶下砌行。
脚疮春断酒，那得有心情。”
想必医生们应该为他开过防风汤、大枣汤等药物，也可能通过针灸等疗法进行治疗。但最有效的治疗，应该是他断绝酒肉吃斋。在《仲夏斋戒月》中，他写道：
“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
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
始知绝粒人，四体更轻便。
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
御寇驭泠风，赤松游紫烟。
常疑此说谬，今乃知其然。
我今过半百，气衰神不全。
已垂两鬓丝，难补三丹田。
但减荤血味，稍结清净缘。
脱巾且修养，聊以终天年。”
对于白居易患痛风的原因，《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五脏过用，气血失调，痹证内生。因为他纵情声色，肾气日衰，没有了肾气的蒸化和肾阳的温煦，湿浊内聚，郁久化热，流注关节，发为痛风。
现代医学认为，痛风患者一般来说都是摄入过多能量，如脂肪摄入过多、饮酒过多、甜食吃得太多等。在痛风发作频繁期，应停止吃中、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尽量从牛奶、豆腐、鸡肉、鸡蛋等低嘌呤食品中摄取优质蛋白质。而对于饮酒，陈年黄酒和啤酒嘌呤含量较高，尽量不要以饮用；白酒和葡萄酒能抑制尿酸排泄，所以少饮。
白居易的痛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就任刑部侍郎，也就是最高法大法官。担任这一职刚满一年，他却选择了请假三个月自动离职。究其原因有三个，一个是文宗初期重用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拜相后进而启用白居易妻族的杨嗣复、杨虞卿、杨汉公等人，一时炙手可热，使得杨氏家族在长安靖恭里的宅第被人们称为“行中书省”，白居易不太喜欢党争；二是韦处厚、孔戢、钱徽、崔植等几位白居易在朝廷的倚靠和挚友，消解了他对仕途的幻想；三便是他一直有眼病和痛风，此时57岁的他，身体状况不好。他写给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的元稹（779A.D.-831A.D.）的《和晨兴因报问龟儿》诗中说道：
“病眼两行血，衰鬓万茎丝。咽绝五脏脉，瘦消百骸脂。
双目失一目，四肢断两肢。不如溘然逝，安用半活为。
谁谓荼檗苦，荼檗甘如饴。谁谓汤火热，汤火冷如澌。”
虽然离职，白居易还是敌不过命运的安排，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白居易再任河南尹。对于这个职位，他并不很是喜欢，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宴会应酬。直到大和六年，牛僧孺、李宗闵的结党行为，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满，牛僧孺被迫离开宰相职位，以尚书右仆射出任淮南节度使。而李德裕被从西川节度调回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德裕上台后，白居易又故技重施，再请三个月长假，到期自动卸任。
不过李德裕也没执政太久，唐文宗真正信任的人是以铲除宦官专权势力的李训和郑注。这两个人指责李德裕在浙西时暗中结交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企图拥立漳王篡位。所以李德裕不久被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没多久，任袁州长史。李德裕下台后，李训、郑注又制造“宋若宪案”，指控李宗闵和杨虞卿等勾结驸马沈生，重金贿赂宋若宪，探听内宫消息，暗中搞小动作。宋若宪被赐死，李宗闵、杨虞卿以及牛党的李汉、萧瀚均被贬官，尽数逐出长安。
在不断打击两党人士的同时，李训和郑注没忘记笼络收买名望较高、对党争持消极态度的人，其中当然包括盛名闻于四海、文林一代宗师白居易。但是白居易这时居然推辞了让他出山担任同州刺史的命令，他的理由是患有痛风、双脚行动不便。
幸亏他拒绝赴任，就在一个多月后，李训、郑注就发动了旨在诛灭以仇士良为首的专权宦官集团的“甘露之变”，但事起仓促，甚至没有得到唐文宗的积极配合，行动失败，李训、郑注被杀，同时的宰相舒元舆、贾餗、王涯亦被族诛，更连累长安诸多公卿、士大夫、乃至平民家庭遭到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血洗。如果白居易当时赴任，和李训、郑注扯上瓜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也是因为这痛风足疾还是救了白居易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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