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好的“言論自由”呢？美國副總統彭斯召集美國衛生部門官員和學者們開會，指示各位發佈疫情信息必須“口徑一致”而且事先要向他報備。
說好的“盡在掌握”呢？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出席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聽證會，接受議員就美國內疫情防控情況問詢時,卻閃爍其辭，屢屢甩鍋。
說好的“公開透明”呢？美國疾控中心宣佈停止公佈確診和死亡人數，用“超常佛系”應對來勢洶洶的冠狀病毒，美兩黨政客均心照不宣，不能因民眾恐懼而影響了選情。
疫情全球擴散，超出2萬確診病例。世界各國政府面臨一場大考，比拼的是民心偉力、是戰略定力、是道路旗幟！
人民至上與選民至上
3月2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文《世界可以從中國的抗冠狀病毒經驗中學到什麼？》“隨著病毒遠遠超出中國境內擴散，各國政府必須認真考慮中國的哪些經驗可以推廣到它們的國家。”
學什麼？怎麼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是最根本的保證。一切來自人民、一切為了人民。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打響了阻擊防控疫情的人民戰爭，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
領袖一聲令下，全國軍民聞令而動，援鄂醫護力量集結、公安民警上崗就位、社區工作者堅守本職、基層勞動者通宵加班、志願者上路上線、解放軍千里馳援、媒體記者奮戰在一線……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動態新聞發佈會，及時更新疫情數據、保證可靠新聞供給，引導全民參與防控。國家還規定，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療費用由國家財政兜底。要知道，截止3月10日，我國累計確診8萬餘名新冠肺炎病患，這是一筆多麼巨大的醫療開支啊？免費救治，生命無價！中國政府擲地有聲！
地球的另一端，世界經濟體第一的美國，對外宣稱是“高福利醫療制度”，並沒有做到全民醫保，而低收入民眾群體沒有醫保根本支付不起高昂的醫療費用，美國政府更沒有針對患者“應收盡收”。3月2日，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問及北卡羅來納州集會是否可行？他卻欣然表示，他的競選集會沒有構成危險，是安全的。3月6日，特朗普視察美國疾控中心時表示，檢測“一切完美”，然而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美國各個州政府均反映，缺少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
我們看到一個西方政客對於民眾的真實態度——民眾的安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選票不能丟！
偽善價值與責任擔當
新冠病毒、無孔不入。飄流在海上的兩艘郵輪不幸中招，然而接下來的故事，卻把西方的偽善價值和中國的責任擔當刻畫得淋漓盡致。
2月3日，載有3700多人的英屬郵輪“鑽石公主號”抵達日本橫濱，因從香港傳回發現有確診病例，被迫實施海上隔離。該郵輪船籍雖屬英國，但為美國嘉年華郵輪集團公司所運營，按照國際法“船旗國”原則，英美兩國都擁有對郵輪的管轄權。據《紐約時報》報道，面對日本政府的緊急協商要求和人道主義災難狀況，英美兩國卻相互推諉，前期不管不問，在狹小密閉的隔離空間中，船上疫情感染者706人。
2月17日，美國兩架軍用飛機將300名美國公民撤走，將已經感染了的44名美國公民“扔”給日本。後來，在發現回國人群中仍有14名感染者時，特朗普對白宮代理幕僚長米克·馬爾瓦尼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大發雷霆。
請看！一艘停靠在中國天津港的“歌詩達賽琳娜號”郵輪，船主屬意大利，由美國公司經營，同樣也有乘客確診新冠肺炎，而且船員乘客比“鑽石公主號”多出千餘人。幸運的是，“歌詩達賽琳娜號”停靠在了中國。
1月25日凌晨1點，“歌詩達賽琳娜號”靠岸，疫情專家和醫務人員立即登船檢採樣本，檢查郵輪情況。凌晨5點30分，18名工作人員登船逐人檢測，動用直升機與警車，以最快速度運送標本，妥善安置人員，僅用了一天時間，全船的檢測、疏散、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沒有能夠“普渡眾生”，在兩艘郵輪的不同境遇面前被扯下了遮羞布！
世界答題與中國模式
全球戰“疫”，世界大考。中國最先應對新冠病毒的侵害，我們共克時艱，志在全勝。3月3日,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受邀在哈德遜研究所對話節目上，讚揚中國嚴格防疫措施為世界爭取了“喘息時間”，同時質疑美國是否有效利用了這段時間？
我們自信地說，世界都在答題，中國為世界做出貢獻！
阻擊疫情，我們有堅強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和健全的基層黨組織，共產黨員靠前指揮、衝在一線，據人民網報道，在此次戰“疫”因公犧牲的共產黨員有36人；阻擊疫情，我們依靠國家戰略能源供給鏈、門類齊全的產業鏈、保障順暢的供應鏈保障國家經濟平穩運行和民生需求；阻擊疫情，我們依靠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從“一級應急響應”到“果斷切斷傳染源”再到“分區復工生產”，這些綜合施措被實踐充分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綜觀全球戰“疫”，互聯網有人歸納為中國模式、新加坡模式、美國模式、意大利模式等，在世界多極化格局下，政治、宗教、文化多元化也決定了抗“疫”模式的多樣化，中國無意“標榜”更不會去“綁架”，只是用行動告知世界我們應攜手抗擊病毒，每個國家都應負起自己的責任。
伊朗已經把中國診療方案翻譯成波斯語向公眾發佈，中國派出專家醫療隊奔赴伊朗；中日韓建立起衛生防疫溝通協調應急機制，日本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稱，“中國把自己的疫情防控經驗,通過視頻、網絡等各種方式與世界各國分享。我們對此非常感謝, 日本現在就在利用中國已經獲得的經驗、數據學習採取有效措施。”
大“疫”肆虐，中國人戴起口罩，防止飛沫濺出傷害別人；美國人開始備足槍械彈藥，顯然這不是用來消滅病毒的！在這場疫情大考中，東西方的文化觀和價值觀，誰將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裡畫出最大的同心圓呢？答案終會揭曉！
延伸閱讀：
疫情之下，為啥西方人到現在也不愛戴口罩？華人有些“手足無措”
疫情之下，普通人究竟要不要戴口罩？在中國，這不是個問題，不戴口罩你可能都出不了小區，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教訓早已讓小小的口罩成為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但對於身在海外的華人來說，他們在戴口罩問題上是有些“手足無措”的，因為歐美社會普遍認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隨著疫情蔓延，這個差異越來越凸顯，儘管有不少西方人也開始戴起口罩，但那裡的官員、衛生機構及醫療專家卻一再堅稱健康者不必戴口罩。有人形容說，全世界因口罩已經形成“兩大陣營”。孰是孰非？這並非一個詞或一句話可以裁定的。之所以如此，除了一些現實因素，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使然。
衝突——因戴口罩者被當作“異類”而起
“德國第一樁新冠肺炎訴訟與口罩有關！”據德國《焦點》週刊9日報道，德國著名機場免稅店海涅曼的員工因不滿僱主禁止他們在工作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護用品，將後者告上法庭。原來，在歐洲疫情惡化後，一些員工自行戴上口罩，但僱主擔心帶來緊張和恐慌，導致嚇跑顧客，於是下達禁令：如果繼續佩戴，我們將把您送回家！
因口罩問題而起的紛爭最近在歐洲上演了不少。此前，意大利一名議員戴口罩進入議會被嘲諷，他在發言中強調“戴口罩是為大家安全著想”，並情緒激動地建議“如果你們是聰明人，早就應該戴口罩了”。在瑞士，一名女議員因戴口罩而被逐，理由是“擾亂會議秩序”。
在法國，也有議員在社交媒體上要求議會重視佩戴口罩的必要性。但8日法國確診病例增加到613例，法國衛生部下屬的衛生總署署長在接受採訪時仍強調“要勤洗手，戴口罩並沒有用”。在當下的巴黎街頭，很少看到戴口罩的法國人。歐洲大部分地區是同樣的情景。在比利時，從2月底的狂歡節，到3月6日的氣候變化遊行，各種人群聚集性活動並未取消，公共場合也無人戴口罩。
這不奇怪。“普通民眾戴口罩沒有意義”“健康的人並不需要戴口罩”“已經有症狀的人才需要戴口罩”“口罩被列入處方藥”——以上分別是德國衛生部、美國疾控中心、英國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和法國衛生部的說法和做法。“戴口罩等於生病了”，這一觀念在歐美社會可以說是深入人心。“如果不是確診病人，戴口罩不能完全避免自己被感染，畢竟每天接觸的人和物不計其數。與其戴口罩引起恐慌，還不如好好洗手來得安全。”《環球時報》記者的一位法國朋友如是說。
這是與中國人截然不同的認識。實際上，在歐美疫情遠不如現在嚴重時，這種東西方差異就能明顯感受到。2月下旬，《環球時報》記者赴世界衛生組織總部所在地日內瓦採訪，當時瑞士剛出現確診病例，記者在當地藥店普遍買不到口罩，問及脫銷原因，藥店店員的回答竟是：“可能是一些人要去中國，或者去亞洲其他地方。”
在美國，過去一個多月，《環球時報》記者多次遭遇“口罩事故”。前不久，記者在糾結了一番後決定去華盛頓一家大劇院看芭蕾舞演出，由於是戴口罩前往，在入門檢票排隊時，周遭上下打量的異樣目光讓記者如芒刺背，就好像自己身上貼上了“病人”的標籤。之後，紐約的美國朋友告訴記者，他們在地鐵站看到戴口罩的華人被極端分子辱罵、推搡。記者被告誡，在美國其他族裔民眾眼裡，人只有感染了比較嚴重的傳染病時才會戴口罩。
記者的女兒有過類似遭遇。一天，戴著口罩的她在校門口遇見美國老師，老師先是一番關切，然後嚴肅地說：“你記得嗎？我們課上講過教育局建議學校這樣的公共場合不得矇頭巾，穆斯林同學都做到了……”
眼下，隨著疫情加重，歐美不少人意識到自我防護的重要性，開始戴口罩，但在整體“口罩無用”的大環境下仍被當成“異類”。意大利有些“例外”，作為疫情重災區，不斷攀升的死亡病例數讓當地人心驚肉跳，尤其是疫情嚴重的北部地區，一週多前，路上戴口罩的行人就成了主流。但在首都羅馬周邊，戴口罩的行人依然寥寥。
口罩有沒有用？8日，一則“搶口罩”的新聞在網絡上引起高度關注：德國海關扣留了原本要出口給瑞士的24萬隻口罩。美聯社日前一篇有關口罩的報道稱，對病毒的恐懼已經引發一場全球口罩大戰。但該報道開篇還加了個“提醒”——“儘管有證據表明大多數沒有生病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不同——由各自的歷史文化促成
前不久，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一批研究生展開了一項關於在歐洲戴口罩的調查，發現大多數歐洲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口罩是重病以及醫囑時才需要戴的東西”，多數受訪者看到街頭戴口罩的人會感到“不正常”。但西方社會並非一直遠離口罩。
最初的外科手術口罩被認為由德國病理學家於1896年前後發明，之後經由英國和法國醫生改良。而今天人們熟知的防疫口罩誕生於中國。英國醫學人類學家克里斯托·林特瑞斯近日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提到，1910年中國東北遭鼠疫肆虐時，華人醫生伍連德將當時簡陋的外科手術口罩改造成防護用品，要求中國醫生、衛生人員佩戴。疫區的日本和歐洲醫務人員一開始持懷疑態度，但隨著一位有威望的法國醫生身亡，防疫口罩迅即被採用，相關照片則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口罩變成公眾常備用品源於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場瘟疫導致全球約2000萬人死亡。疫情蔓延期間，各國強制民眾戴口罩。美國也不例外。在費城，大街上豎起告示，寫著“吐痰等於死亡”等警示語，馬路上的行人都會戴上購買或自制的口罩。在舊金山，市政府聯合一些組織刊登聯合聲明，告訴人們口罩對流感有99%的抵抗力。不過，即便疫情帶來巨大損失，戴口罩的要求在當時依然遭遇巨大的反對聲，很多人認為這有悖於美國人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信仰。
在西方，口罩的使用在二戰後淡去。德國曆史學者漢斯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這與西方近幾十年來重視醫療保健，沒有大規模瘟疫有關，他們有一種“健康自信”。此外，戴口罩涉及政治因素，歐洲國家因擔心宗教極端主義等問題，大多有“蒙面禁令”。
法國於2010年頒佈的《禁蒙面法》規定，在公共場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蓋面部。《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在法國，確實有人出於對《禁蒙面法》的忌憚而不願意戴口罩。德國的相關法令早在1985年就通過了，荷蘭是在2018年通過的禁蒙面法。
東方則有大相徑庭的口罩歷史。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黃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1910年東北鼠疫暴發後，不少國人第一次用口罩來預防傳染病，伍連德發明的口罩簡單易做且幾乎所有人都買得起。此後近百年時間裡，“伍氏口罩”及其各類改進版本廣泛使用於中國大地。民國時期，中國飽受霍亂、天花、傷寒、瘧疾等疫情衝擊，那時最簡單且成本最低的防疫措施就是戴口罩。直到2003年中國製定醫用防護口罩的國家標準，這類傳統的棉紗口罩才在醫療防護的主戰場中退役。
對於中國人來說，戴口罩體現的是過去一個多世紀逐漸發展形成的健康衛生習慣。黃薇說，對普通民眾而言，戴口罩這樣簡單方便的防護措施，是在歷年來對抗疫病的過程中逐漸普及的。如今，隨著公共衛生制度的日益完善，口罩被運用到了越來越多的生活場景中：美容店的理髮師、醫院探視病人的家屬、學校打掃衛生的孩子……口罩帶給人們的，是一份最簡單也最為安心的保護。
至於日本，遠了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導致25萬至48萬日本人死亡，這在日本催生出一種強烈的自我保護文化。近了看，2009年禽流感、2011年大地震和福島核洩漏都使日本戴口罩的人激增。日本人有內斂含蓄的特點，戴口罩可以使他們和周圍的人產生一種疏離感，即“禮貌”。日本秀明大學教授堀井光俊曾發表過一篇論文，認為日本人戴口罩主要是“相互客氣”。“如果你感冒，你就必須小心以免傳染別人，因此要捂上嘴”，他寫道：“這在日本成為一種‘風險禮儀’，使人對不可控的狀況產生一種可控感。”
在亞洲，戴口罩的習慣也與防汙染、花粉過敏及冬天保暖聯繫在一起。此外，戴口罩已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有著名的“口罩姬”現象，韓國偶像團體成員經常戴著口罩出行，中國的明星藝人也是如此。
靠攏——仿效亞洲人的人會越來越多
“我應該戴上口罩嗎？”“口罩究竟有沒有用？”如同我們對西方人不肯戴口罩感到吃驚，他們也困惑於東方社會這一習慣及其效果。對此，歐美衛生專家和主流媒體的回答是一致的：不必戴，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戴口罩有效。
英國《每日電訊報》7日的一篇報道堪稱代表：為什麼戴口罩不管用？因為口罩是防止飛沫飛出去而非防止其進來。亞洲人為何都戴口罩？這是一種文化現象，可以對別人起到安慰作用，但在西方截然相反：戴口罩讓別人產生焦慮感。
其實，對東方口罩習慣還有其他解讀。2003年的SARS加深了西方對亞洲人戴口罩的印象，當時有西方學者總結稱，戴口罩表達了一種集體主義價值觀，拒絕戴口罩會遭到公開譴責，通過戴口罩人們展現出團結的姿態。
“將戴口罩放入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你就會明白，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它的意義遠大於簡單的個人感染防護。口罩是現代醫學的標誌，也是人們相互給予信心的方式，說明社會在疫期保持運轉。”英國醫學人類學家克里斯托·林特瑞斯寫道，英國社會學家彼得·貝爾關於SARS的一段話同樣適用於今天：“口罩文化促生了一種休慼與共、同擔共責的感覺。”
還有日本學者同美國、加拿大學者進行跨文化研究，發現日本人和西方人通過不同的面部部位去探查情緒變化，這影響戴口罩與否的決定：日本屬於“潛藏情緒型文化”，人們善於觀察別人眼睛的細微變化，在日本等亞洲國家有“眼睛是心靈的窗戶”這一格言；歐美國家是“外顯情緒型文化”，視嘴巴為最有表現力的部位。
對於歐美國家不提倡戴口罩，很多分析也指出一些現實因素，比如口罩儲量有限，不可能滿足全民使用，優先確保最需要的人（病人和醫生）有得用——美國3億多人，只有4500萬隻口罩。還有民眾很難動員、政府能力不足的問題，像比利時，口罩全靠進口，國內中央-大區-基層三級政府對立，僅1100萬人口竟然有不少於9位衛生部長，全國性動員只能停留在建議民眾不要恐慌這個層面。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陳希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口罩的確是病人戴更有用，因為病人會散播病毒，但前提是病人必須知道自己生了病，他也願意出於社會責任而有效佩戴口罩。另一種情況是，所有擔心自己生病的人都戴，這是中國國內廣泛戴口罩的情況。
在陳希看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病人才戴口罩”觀念，不太容易打破。但目前來看，中國的防疫經驗已經開始在某些程度上影響美國對於疫情防控的看法，當疫情嚴重程度不斷升高後，美國民眾會自發佩戴口罩。“隨著疫情日趨嚴重，歐洲人對口罩的態度肯定會改變，仿效亞洲人戴口罩的人會越來越多。”德國學者漢斯曼對《環球時報》記者也如是說。
雙標現場！同樣是封城，紐約時報猛踩中國20分鐘後贊意大利
近日，《紐約時報》連續發佈推文，點評中國封城“給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帶來了巨大損失”，意大利封城則是“為遏制冠狀病毒肺炎，冒著經濟風險”。兩條信息發佈時間僅僅相隔20分鐘，卻充分展示了這家標榜“客觀公正”的媒體是如何“雙標”的。
同樣是“封城”，為何中國就是“反人權”，意大利則是“崇高的”？在《紐約時報》看來，這與封城的執行程度有關。儘管意大利已經將封鎖措施擴大到全國範圍，但商店、酒吧照常營業，封鎖區裡沒有檢查站……這樣的“自由”代表了國家崇尚“民主”。
國情不同，文化有別，防控措施自然因地制宜，同樣措施的執行程度也大為不同。意大利衛生部長曾明確表示，“將依據刑法，嚴懲已知自己感染病毒還逃離隔離區的人”，意政府嚴格隔離制度的決心可見意政府嚴格隔離制度的決心。
但在西方體制下，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的管轄權力比較有限。意大利民眾也長期受“絕對自由”意識形態的薰陶，對於戴口罩表現出抗拒態度。對此，我們保持尊重，更無意進行對比。但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媒體，非要捧一個踩一個，什麼都拿著中國說事，這就讓人不吐不快了。
從世界傳染病史來看，危急情況下進行有效隔離乃至區域封鎖是最原始也最有效的防治手段之一。也正因此，中國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以巨大勇氣開展了封城行動。
事實證明，這一巨大犧牲獲得了回報，不僅中國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還為其他國家採取行動爭取了寶貴時間。但這些似乎是一些西方政客所不願意看到的。一些西方媒體一邊拿著放大鏡尋找中國防疫的“黑點”；一邊吹捧“民主國家”尚未見效的防疫舉措。於是，中國被造謠出現了“鬼城”，韓國大邱成為“民主社會的範本”，意大利的“佛系”更成為否定中國的論據……我們不禁要問：每每“踩一捧一”到底是為什麼？是害怕中國的經驗成功嗎？
生命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積極防控疫情，守衛國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是一國政府保障人權最生動的表現。但《紐約時報》之流似乎並不擔心病魔會奪走多少生命，而是反覆算著政治賬還有經濟賬。這種赤裸裸的“金錢至上”觀念，似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情流露”。
放眼望去，這也並非孤例。在美國，特朗普宣稱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遠比流感少，不用擔心；彭斯放言病毒檢測包含在醫療保險中，面對“沒有保險的人該怎麼辦”的提問卻置若罔聞……可見，在要人權還是要金錢上，一些人的選擇從來堅定。《紐約時報》還在拿著“人權”大棒敲打中國，真是徒增笑柄。
武漢最後一家方艙醫院已經關閉，湖北省以外新增病例多日持續保持低水平，中國防疫抗疫的實效說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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