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在酒泉成功發射，開創了中國航天史上的新紀元。50年來，從“東方紅一號”到“神舟一號”，再到“天宮一號”，一顆顆衛星、一枚枚火箭、一艘艘飛船，中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如今，“天宮”“慧眼”“墨子”“悟空”等一大批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相繼湧現，代表我國衛星研製與發射能力已步入世界先進行列。我國航天事業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做出如此輝煌成績，離不開我國航天人艱苦奮鬥、迎難而上、堅持自主創新的精神，更離不開“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正是在錢學森的指引和帶領下，我國的航天事業才能在創建初期攻克難關，實現一個又一個航天夢。特發此文，以作紀念。
身在異鄉，心繫祖國
錢學森一生中做出的許多選擇都與祖國的需要和命運息息相關。高中畢業時，他選擇了當時國內最好的工科學校——上海交通大學，進入機械工程系，所學的專業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目的就是將來給祖國造鐵路，使落後的中國能夠迅速發展。“一·二八”事變發生後，錢學森見證了飛機作為武器的威力後，意識到科技發展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於是毅然決定改學航空工程。大學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與航空專業相關的所有書籍。大學畢業後，他考取中美庚款留學生，遠渡重洋，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學習飛機設計與製造。錢學森離開中國之前，見到了在上海交通大學時的好友，曾經鄭重地表明：“現在中國政局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習科學技術是暫時的，學成以後，一定回來為祖國服務。
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的時候，一些美國人對待中國人的傲慢態度令錢學森非常氣憤。錢學森懷著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過勤奮和刻苦的學習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936 年，錢學森轉學到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著名航空科學家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
錢學森回憶說：“在這裡，你必須想到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拔尖的人才許多，我要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到前面。這裡的創新還不能是一般的邁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錢學森通過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刻苦學習，3 年後獲得了航空、數學博士學位。他開展了高速飛機的氣體力學、固體力學的研究，參加了由馬林納（F. Malina）組織的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小組，並運用他掌握的知識對發展火箭技術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分析，為日後發展我國航空工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歸途坎坷，決心毅然
錢學森從1948 年就開始做回國的準備，他申請辭去美國軍隊科研項目諮詢團和海軍機械局的職務，脫離和美國政府的聯繫。
1949 年10 月1 日，錢學森和羅沛霖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們決定在10 月6 日（也是中秋節那天）來慶祝新中國的誕生。那天晚上，錢學森、羅沛霖、莊逢甘、鄭哲敏等10 多位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留學生一起到學校門口的街心公園舉辦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中秋晚會。錢學森抬頭遙望天上的月亮，深情地朗誦了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然後興奮地說道：“故鄉解放啦，祖國新生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天安門城樓宣告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真是鼓舞人心啊！我們這些海外遊子可以揚眉吐氣了！”錢學森回到家後，打開一本中國地圖，激動地對妻子蔣英說：“咱們回中國去，那裡需要我。”
1950 年9 月7 日，美國移民局的兩名特工以“企圖將秘密科學文件偷運回國”為由拘留錢學森。錢學森被帶到了聖佩德羅郊區的港灣的一個名為“特米那島”的監獄。錢學森被單獨關押，開始時與外界完全隔絕，不能與任何人聯繫。馮·卡門曾試圖在歐洲與他通話，但是遭到監獄方面的拒絕。拘留中心的看守不讓他睡覺，夜間每隔一刻鐘就要把他房間裡的燈打開一次，看他在幹什麼。這使他的精神和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折磨。在短短15 天內，錢學森的體重就減少了13 千克。
錢學森被抓以後，蔣英立刻打電話給加州理工學院的領導。錢學森的同事和好友們開始幫助蔣英營救錢學森，終於打聽到錢學森被拘留的地方。在拘留中心，蔣英看到被關在昏暗小房間裡的丈夫已經被折磨得快認不出了。此時的錢學森面容憔悴，基本喪失語言功能，問話也無法回答，只能揮揮手。9 月20 日，錢學森在律師庫珀（G. B. Cooper）陪同下，與美國軍政代表在島上移民局的辦公室舉行了一次會議。按照庫珀預先理好的幾條信息，錢學森在會上逐一說明情況並澄清了事實。最後按照司法部的要求，錢學森在繳納了15000 美元的保證金後獲釋。移民局禁止錢學森離開他居住的洛杉磯市，並且規定他每月到美國移民局報到，對他進行軟禁。同時他所居住的房屋和辦公室都有特工嚴密監視，電話和信件受到檢查，與他接觸的人都要遭到調查。這年9 月，錢學森辭去了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的職務。
由於美國政府考慮到驅逐錢學森可能會損害美國的安全和核心利益，到1953 年初，美國政府也沒有真正驅逐錢學森，而是做出了假釋的決定，要求錢學森每個月到美國移民局報到。直到回國前，錢學森都要按時去美國移民局登記。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還會半夜到錢學森的家中看他是否在家，有時會突然闖入他的辦公室對他的工作進行調查。錢學森的電話受到監聽，和他有過接觸的朋友和同事也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審問。為了不讓朋友和同事受到牽連，錢學森開始很少與人打交道，也不怎麼參加社交活動。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錢學森的身體和心理都遭受嚴重的摧殘，但這更激發了他的創新精神和做科學的動力。錢學森在此期間發表了許多的論文，《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希望對錢學森的科學貢獻做專題報道，也希望將錢學森的名字列入美國科學家團體。錢學森得知後明確拒絕，希望將自己的名字從雜誌中刪除。錢學森在給雜誌社編輯卡特爾（Jaques Cattell）的回信中說：“（一）雖然我對美國許多的科學家充滿崇敬之情，但是如果把美國科學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話，我難有同感。換句話說，如果把我確定為美國科學家團體中的一員，我感到很羞恥。（二）事實上，我並不是美國科學家，我是一名中國科學家。目前只是由於美國政府的命令將我暫時滯留在這個國家而已。我希望你能理解這些理由，將我的名字從即將編輯出版的《美國科學人》中刪除。”
1955 年6 月的一天，錢學森和蔣英擺脫特務的糾纏，在一封寄給在比利時的妹妹蔣華的書信中，夾帶著轉給陳叔通先生的信，請求祖國幫助他們早日回國。陳叔通時任全國工商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也與錢學森的父親關係密切。陳叔通很快將信輾轉送給中央。中美大使級會議就此展開了四次會談，在第四次會議上，美國政府不得不允許錢學森離開美國。作為交換條件，中國政府釋放了美國11 名軍事人員。錢學森夫婦收到可以回國的通知後，立刻買了最近的一班郵輪“克利夫蘭總統號”的三等船票，準備回國。
1955 年9 月17 日，錢學森登船返回祖國的日子終於來了，記者圍著錢學森提出各種問題，錢學森針對記者的提問做了簡短的回答：“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國，我已被美國政府刻意延誤了我回祖國的時間。其中的原因我建議你們去問問你們的國務院，我對美國人民沒有怨憤，我的目的是追求和平和幸福。你們的國務院和我本人兩方面相比而言，我受到的困窘是最少的。我打算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中國人民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和幸福的生活。”就這樣，整整花了5 年的時間，錢學森終於踏上了回國的旅途。
克服困難，迎難而上
這個時候的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創建導彈航天事業更是一項艱鉅而複雜的工程。當錢學森真正瞭解到中國當時在科學、教育和國防方面的落後時，他感到有些茫然。他曾經寫道：“既沒有研究工具，也沒有研究設備，這時候，我的思想轉了180 度，從樂觀一下變為悲觀，真是覺得做科學研究寸步難行，簡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艱苦的環境中怎樣奮鬥、找出路，白手起家。”
回國第一年，錢學森致力於建立一所專門研究應用力學和國防用途的高速空氣動力學的研究機構。1956 年1 月5 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錢學森擔任所長。創建初期，研究所的設施相當簡陋。整座大樓只有一部電話，鈴聲不斷，都是找錢學森的。他的辦公室位於四層，電話裝在一層，為了接電話，錢學森不得不跑上跑下。所裡幾乎沒有什麼可用的設備，只購買了一些必須依靠手搖操作的臺式計算機。錢學森是個生活非常自律的人，也是研究所最勤奮的人之一。每天早上7 點30 分，他準時到達辦公室，通常比別人早到半個小時。他常常奮筆疾書數小時之久，要不就是埋頭研讀技術專著，只有午飯和晚飯才短暫離開。晚上7～10 點，他常常還要回到辦公室工作。他的辦公室佈置得非常簡單，只有一張大寫字檯、幾把椅子、一個擺放電話的小圓桌、一個金屬文件櫃、一臺打字機及兩個頂著天花板的大大的書架，上面塞滿了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音樂家的著作和傳記。
錢學森參加了《1956 年至1967 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定，錢學森擔任了由12 名科學家組成的綜合組組長，規劃制定了57 項重大研究項目，其中特別把發展原子能、導彈、電子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技術作為重中之重的急需任務，為新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6 年1 月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回國僅3 個月的錢學森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森首次在政治講壇上發表講話。
投身航天，矢志報國
不久之後，中央籌備組建了火箭導彈研製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擔任院長。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創立之初，設施非常簡陋，只有由一座舊醫院和兩所療養院改造成的辦公室。人員配置也只有100 名僅有初中文化的工人、100～200名因仰慕錢學森名聲而投至其門下開始學徒生涯的大專畢業生，錢學森是研究院裡唯一一位火箭專家。錢學森迅速意識到培訓的重要性，於是在院裡開設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工程學課程，教授“火箭概論”。許多學生由此成為中國太空項目的骨幹人才。
1959 年1 月，蘇聯科學家到中國幫助中國科學家生產導彈。錢學森意識到，在導彈製造的每個相關領域，中國的條件都極欠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甚至難以獲得最基本的原料——橡膠、不鏽鋼管和鋁板。他們嘗試通過進口一些材料並自行製造另一些材料來解決這個問題。此外，他們也嘗試用相似的材料取代最稀缺的品種。在中國仿蘇聯技術製造的火箭中，最終使用替代材料的比例高達40%，因此導彈也存在一些缺陷。
錢學森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工具短缺。為了製造導彈，科學家們需要大型鑽孔壓力機、車床、焊接設備和拼裝機器。因為沒有能夠完成這些工作的設備和機器，第一代國產火箭的箭體焊接工作是由工人們手工完成的。後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也繼續讓受過訓練的技師和焊接工人來完成火箭拼裝焊接工作。為了改善這種情況，蘇聯啟動了一個焊接培訓項目，幫助中國人掌握複雜的惰性氣體弧焊接法及其他必備的技術。當時的住房條件非常艱苦，一些科學家就住在辦公室裡或睡在臨時的帳篷或軍營中。大家在食堂裡吃大鍋飯。這種情況貫穿了20 世紀50 年代中國發展第一枚液態推進探空火箭的整個過程。1960 年11 月5 日上午9 點，中國自制的使用無線電控制的R-2 型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成功。
20 世紀60～70 年代，錢學森對中國的導彈項目做出重大貢獻。他啟發並引導一大批人工作，向他們介紹關鍵的理論公式並應用到實踐中去。錢學森開創的管理系統讓官僚主義的影響最小化，並塑造了中國第一代導彈的組織和技術指導模式。
在領導國防科技工作期間，錢學森經常深入地處沙漠戈壁的實驗基地。那裡雖然自然條件惡劣，卻創造了我國航空史上的一個個奇蹟：“東風1 號”地對地導彈、“東風2 號”地對地導彈發射成功，“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錢學森出色地完成了國家賦予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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