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是中國威權主義在海外最積極的吹鼓手，他承認自己與很多官員甚至是國家領導人保持著良好的互動，但在他看來，這只是他學術研究的一部分
鄭永年：
我願意把自己定義為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本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中國新聞週刊》總773期
鄭永年，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最具公共影響力的政治學者之一。
他的時評文章頻頻出現在媒體的顯要位置，並被廣泛轉載；他縱論中國發展道路與發展邏輯的著作，是市場上最賺錢的暢銷書；他與中國學界和官方保持著良好的互動，經常受邀出席各種政策論壇，為中國的改革和轉型建言獻策。
對於複雜且棘手的中國問題，鄭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準確的預判。這使得他漸漸在中國讀者中積累了影響，而這種影響又因為他海外學者的身份，變得愈發受人矚目。
雖然鄭永年至今仍保留著中國國籍，但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來，其言論代表了或者反映著海外的聲音，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應該給予更多關注。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與鄭永年有過數次接觸。他認為，這幾年鄭永年在國內的知名度越來越高，與他身處新加坡有很大的關係。“他只要在《聯合早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國內的《參考消息》一準轉載。”
高關注也給他帶來了不少的麻煩。
鄭永年本人很牴觸從意識形態出發討論問題。他的文章不以左右為依歸，常常受到左右雙方的攻擊。“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實我什麼派別都不是。”他自嘲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國模式》在中國出版。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被《亞洲週刊》評為當年十大好書。由於他在書中對中國現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積極的評價，很多自由主義者指責他粉飾權力、美化現實。這種指責最終演變成一場在中國學術界非常罕見的當面責難。
2011年5月30日，鄭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論壇，並在閉幕式上發表演講，討論中國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徵。演講進行到一半，臺下的新儒家學者秋風突然起身，走到主席臺前，手指著鄭永年連喊三聲：“撒謊！撒謊！撒謊！”並離開了會場。
事後，秋風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責說：“鄭永年奢談中國當下政治模式為人類最好，簡直完美無缺。在下實在不能忍受這種侮辱眾人智力的行徑，與一研究政治哲學的朋友憤而起身離開。”
對於這類指責甚至是攻擊，鄭永年的態度是坦然，不回應，不捲入任何紛爭。他認為，許多中國學者已經習慣從各自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具體的實證問題扭曲成意識形態問題，加以情緒化解讀，“這不僅對解決當下中國的各種問題沒有任何益處，也不是做學問的態度”。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鄭永年《中國的“行為聯邦制”》和《技術賦權》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譯者。在他看來，相對左右兩派而言，鄭永年看待中國問題的態度更加務實。
“他的思維和文字平和客觀，沒有偏激的戾氣和言語的煽動；讀他的文字，沒有熱血澎湃、激情昂揚地想興沖沖去改造世界的衝動，而是讓讀者體會到一種深厚的學理和理性的認知，讓人禁不住陷入一種思考，感受到一種對社會問題關切的情懷。”邱道隆說。
鄭永年把自己的治學態度概括為理性主義。他相信，對任何問題都要進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診斷。“理性主義的態度並不複雜，它堅信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都有其根源，也堅信人類能夠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他常說，學者研究社會現象，如同醫生給病人看病。“醫生的職責是根據知識和經驗給病人治病，如果病沒有治好，只能說自己的知識不夠或者專業技術還要加強，而不能說病人的病生錯了。作為一個醫生，不能光罵，而是要去診斷，它是怎麼得病的，得的是什麼病，才能開出有效的藥方。”
這些年，儘管針對他的質疑不斷，但鄭永年從沒捲入過任何紛爭。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一個人每天只有24小時，如果這個也回應那個也回應，就沒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書商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鄭永年非常勤奮，幾乎所有的空閒時間都用來工作。“和國內一些光說不寫的學者不同，他是真寫，而且產量非常高。”
很多人認識鄭永年都是通過他的專欄。他開始寫專欄文章是在1996年，給香港的《信報》寫。2006年以來，儘管換了一家報紙，但他一週寫一篇專欄的習慣一直沒有中斷。如今他的專欄文章主要刊登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
這些專欄文章多以時政內容為主，緊扣熱點話題，行文通俗易懂。
“我評論的東西和我的學術理解分不開，我的主業是做學問，寫專欄只是一個業餘愛好。”鄭永年說，“學者和社會的關係就像醫生和病人的關係。假設有個人生病了，儘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為一名醫生，也應該提供解決方案。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
身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平時不得不面對繁瑣的行政事務和各種各樣的會議。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兩個小時給自己，做學問，或寫文章，雷打不動。
不過，這些文章也給鄭永年帶來了不少麻煩。一些人罵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國威權主義在海外最積極的吹鼓手。
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的過程中，鄭永年反覆強調，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在學術上是完全獨立的，不依附於任何人或組織。他承認，他與很多官員甚至是國家領導人保持著良好的互動。但在他看來，這只是他學術研究的一部分。
“作為獨立的學者，上至總統總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觸、交流。”他說，這也正是他喜歡學者這個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獨立並不意味著中立。邱道隆評價說，鄭永年研究中國問題，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他把愛國主義作為學者應該具有的重要品質。在他的文字中，處處可以見到“愛之深、責之切”的意味。
“是中國人，肯定要為中國說話。”鄭永年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如果一定要劃分的話，我更願意把自己定義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他說：“中國不缺自由主義者，但絕大多數都是西方自由主義者。我們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學家、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社會學家，他們只會照搬西方教科書。我仍然認為，通往自由是人類共通的東西。但遺憾的是，中國沒有自己的自由主義者。”
從新加坡觀察中國
鄭永年1962年出生於浙江餘姚農村。1977年高中畢業後，他回到村裡，成了一名地道的農民。在鄉下，他做過記工員，當過村裡的小會計。艱苦的農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參加高考、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錄取才得以結束。
四年農村經歷雖然短暫，但對鄭永年影響很大。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1990年他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論文題目一度就想選中國的農村改革。“這段歷史我太熟悉了，當年搞土地生產承包責任制，我就在村裡幫農民分田分地。”
不過，考慮到對太熟悉的東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觀，鄭永年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題目，轉向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這就是邱道隆後來翻譯的《中國的“行為聯邦制”》。
北大的生活，讓鄭永年感到既輕鬆又興奮。“因為農村太苦了，讀書還是要輕鬆得多。”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一到北大，覺得大開眼界，很多東西從來沒有聽說過。事實上，在上大學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際政治，他最初報考的是歷史系。
“當年北大歷史系和國際政治系在同一個大院內。”鄭永年猜測，“可能是招生的老師覺得我英文考得不錯，就把我弄到國際政治系去了。”不過，國際政治系的很多課程也與歷史相關，比如國際關係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
1985年大學畢業後，鄭永年又在北大待了5年，前3年讀研究生，後兩年留校任教。在讀研究生時，他開始對理論著作產生了興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論。這期間，他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編《政治學譯叢》叢書，組織翻譯了《政治學的方法與範圍》等一批西方學術名著。
上世紀80年代末，出國留學是很多青年人夢寐以求的，鄭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遠赴美國的留學路。在普林斯頓大學，鄭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學學者，國際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羅伯特·吉爾平就是其中一位。
常看鄭永年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風簡潔平和，文字淺顯易懂。不過，很少有人知道，這與他的老師吉爾平有很大的關係。
吉爾平雖然學術造詣高深，但並不認為理論就是生澀的知識。他總是要求他的學生寫文章時少用生僻字。“他告訴我們，你們寫文章要讓別人看得懂。”鄭永年回憶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一直記著吉爾平的話。如今，他也這樣要求他的學生。他認為，這是訓練學生的最有效方式。很多人沒有想通一件事情或者看清一個現象就去寫文章，必然要用一些其他人看不懂的概念。想通之後，最複雜的事情和現象也可以用普通的語言來表達。
1995年鄭永年拿到博士學位後，面臨新的選擇。“當時我有過猶豫，如果進入公司的話，會有十幾萬美金的年薪。那個時候年輕人需要錢。但是最後，我覺得讀了一個博士去做金融、經濟不符合我的價值觀。”他回憶道。就這樣，從普林斯頓畢業後，他又到美國另一所著名大學——哈佛大學做了博士後。
定居新加坡，是鄭永年學術生涯的一大轉折。
1996年，鄭永年即將離開哈佛，開始籌劃自己未來的學術之路。當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讓他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我想了解它們成功的經驗，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發展模式。”他說。
鄭永年本來計劃在新加坡只待兩年，並沒有做長期定居的打算，但他很快發現，對自己來說，這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從那時至今，除了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的3年，他一直沒有離開過那裡。
地處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雖然學術圈子不大，但高度國際化，與歐美聯繫密切，英語又是主要的官方語言，這讓看重國際視野且習慣英語寫作的鄭永年非常滿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離中國很近，但又不屬於中國，地位超然。
“中國很多學者做研究，有些是資料不夠，有些不夠客觀。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夠保證獨立，並能夠及時掌握學術與現實動態。”鄭永年相信，這是觀察中國的一個好地方。
在他看來，新加坡位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在這裡，沒有一個完全占主導地位的文明，各種文明處於均衡狀態。“這樣你反而比較超然，學術做得比較好，這是它的優勢。”鄭永年說。
把中國解釋清楚
如今，鄭永年每個月至少來中國大陸兩次。他頻頻到各地尤其是基層和農村考察，頻繁程度超過了很多國內的政治學者。
考察中，他一面給當地政府授課、做研究，一面抓緊機會了解這些體系的運作。
“我確實對中國社會很關心，否則儘可以選擇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的目標是“把中國解釋清楚”。他把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稱作“解釋中國三部曲”。
第一部《作為組織化王者的中國共產黨：文化、再生產和轉型》已於2010年在美國和歐洲出版。在這本書中，鄭永年解構了中國共產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中共都是主導中國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部《嵌入於國家的市場：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了中國的國家和市場關係，已經寫完，正在評審。
第三部《內部多元主義（暫定）》最為重要，他將從文明和民族國家的角度，探討中國國家形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發展道路，預計在五六年內完稿。
這三本書一本講中國共產黨，一本講政治經濟學，一本講國家形態，互相獨立，又相互關聯。
“解釋中國”的學術計劃，最初萌芽於鄭永年1990~1995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一開始，他和其他學者一樣，在西方主導的政治學世界中，以西方的語言和理論進行中國問題研究，不過，他很快產生了懷疑。
“西方理論是解釋西方經驗的產物，馬克思的‘勞動分工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都是通過考察當時西方社會，把社會現實概念化、抽象化的結果。中國的現實與西方不一樣，生搬硬套這些理論並不能完全地解釋中國。”他說。
在國外遊學多年，讓他最遺憾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人至今仍沒有話語權。這一領域的經典理論，基本都是18、19世紀西方轉型時期的產物。那個時期，歐洲誕生了馬克思、馬克斯·韋伯、亞當·斯密等一大批偉大的社會科學家。
“中國今天轉型的體量，是當年歐洲的好幾倍。中國卻沒有能力對此做出解釋。首先從情感上，就很難讓人接受。”鄭永年說，“解釋中國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不是西方的責任。”
在他看來，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學者之所以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根源在於中國學者的思想處於“被殖民”的狀態，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僅僅套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就像“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
他在《知識體系是最強的軟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會”是體，“科學”是用，中國的社會科學要想解釋中國，必須著眼於中國社會，對之進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概念和理論，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但這種知識體系不是自說自話，必須能與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充分交流、對話，能夠互相學習。
“我不是說自己就能構建起這個體系，但至少你要有這個意識，要去做這個事情。”鄭永年曾說，他希望能活到100歲，把中國解釋清楚。
為了保證學術研究的時間，鄭永年儘可能保持簡單的生活方式：不隨便參加飯局，週末待在辦公室做研究或寫作。他有一種特殊的緩解疲勞方法：中文寫累了換英文，英文寫累了換中文。
他也沒有太多的興趣愛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養三種感覺，孤獨感、飢餓感和疲憊感。尤其是孤獨感，對於學者很重要。” 他解釋說，“孤獨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對話。做學問的人沒有孤獨感，很難有冷靜的心智。”
（實習生謝君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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