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剪除齐、秦的挑战和威胁之后，早年困扰晋国向外扩展势力的不稳定因素也都基本消除，局势越来越朝着对晋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了。对于楚国来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最好的办法是也学一学他们的先君楚庄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而不是贸然打破两国之间的和议。然而对于那些醉心于权力的政客来说，庙算胜败与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政治斗争的成败才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楚国内部这一轮的政治斗争始于楚庄王去世后，当时共王年幼不能理政，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之间趁机垄断军政大权，并借此打击政敌清除异己。在联手驱逐了申公巫臣之后，两个亲密无间的兄弟又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楚国的政策走向也忽左忽右，全然没有了章法。
楚国向来以令尹为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子重也的确在内外事务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以此推动了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弭兵会盟。不过正如那句话所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这是历来党争所奉行的不二法则，司马子反也同样不能免俗。
作为令尹子重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司马子反积极对于此次的停战协定是完全反对的。他不仅要在国内另立山头跟子重唱对台戏，在面对来自敌国的使者时，也毫不加掩饰自己的观念。
晋厉公二年的冬天，为了巩固弭兵会盟成果，晋楚两国互派使节就结盟后的事宜进行进一步的磋商。郤至作为晋国方面的代表被派往楚国进行聘问，楚共王专设享礼盛情款待来自北方的客人，其接待规格也超乎寻常。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备受瞩目的享礼上，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二
当时司马子反担任的是楚共王的相礼，也就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官员，在举行宴会之前，他特意在地下室悬挂了钟鼓乐器，并安排了大量的乐师在宴会上奏乐。这看起来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可当郤至进入朝堂听到突然响起的钟鼓声时，却着实被吓了一跳，赶紧又退了出来。对于这样的举动，子反丝毫不以为意，他若无其事地催促说：“时间不早了，寡君还等着呢，您还是赶紧进去吧！”
郤至一再向他解释，说：“贵国君主不忘记先君的友好，郤至有此福分见证两国交好已经幸运之至。然而贵国用如此盛大的礼仪来接待郤至，假如有一天上天降福，让我们两国的国君相见，贵国还能有什么更高的礼节来接待寡君呢？郤至实在不敢接受！”
看见郤至如此恭敬，子反倒是更加无所忌惮了，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如果上天赐福，两国国君相见，恐怕也只能是用一支箭互相馈赠了，哪里还用得着什么钟鼓礼乐？”这句话包含着很深的挑衅意味，其言外之意是在说：两国国君即便是相见也只能是在战场上，这种需要礼乐的场合恐怕是没有机会的。
郤至耐心地向子反解释了享宴之礼的来历，以及遵守礼制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不无痛惜地反驳说：“您这是取乱之道，恐怕不能作为法则吧？”不过，到最后郤至还是经不住子反的一再催促，也只好说：“您是主人，既然做如此安排，必有您的道理，郤至只能听从了。”
郤至回国后将这些话转述给了范文子士燮，士燮闻言内心便已明了，这次的弭兵会盟在楚国内部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东周列国志》中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华元有心让晋楚休兵，此事得到了子重的认可，可司马子反听闻之后却轻蔑地说：二国尚未厌兵，此事殆未可轻议也。小说中的桥段未必真实，但是却反映了楚国令尹与司马之间的态度差异，令尹子重一心推动弭兵，可司马子反却总要跟他对着干，这两个人算是针尖对麦芒——死磕上了。主战的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就使得这次弭兵的成果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执行。
三
和平的乐曲还未奏响，战争的阴霾便已经笼罩了整个天空。作为晋国方面真正认同晋景公理念并积极付诸实施的具体执行人，士燮和郤至顶住压力、费尽心力撮合两国和议，到头来不仅不能消除兵祸，反而有可能加深两国的敌意，难免会感到脊背发凉。如果这样的悲观前景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他们二人将成为晋国乃至于整个中原的罪人。有感于此，士燮不无担忧地说道：“不遵守礼仪的人，自然也不会遵守盟约，看来我们是离死不远了。”
司马子反的做法就跟邲之战时先縠的举动如出一辙，在阐明自己态度的同时，还无意间将楚国内部不和的信号传递给了对手，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只不过，不同于先縠的外强中干，司马子反总算还有两把刷子，到最后终于压住了子重，抢到了楚国政坛的第一把交椅。
这个时候正是晋厉公五年（576BC）——也就是弭兵会盟三年后——司马子反拨开云雾见月明，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他翻盘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子重的决议，撕毁弭兵协议向北方用兵，他的侄子——也就是共王的弟弟——公子贞劝说：“我们刚和晋国结盟才几年就公然撕毁盟约，恐怕不合适吧？”子反轻蔑地回答：“只要敌情对我有利就用兵，你还管他结盟不结盟？”
子反的态度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比如当时楚国名士申叔时在会见子反的时候就曾表示：“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战争胜利靠的是什么？不是兵强马壮，不是船坚炮利，也不是兵广车多，而是“德、刑、详、义、礼、信”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说白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果仅凭你的一腔热血逞一时之快，而对人民的诉求不管不顾，对国际大势不理不睬，对天灾人祸无动于衷，对已经签订的盟约置若罔闻，老百姓怎么可能拥护你，士兵们怎么可能和你同仇敌忾？如果这样都能立于不败之地，那还真就没天理了。
不管旁人如何劝说，子反都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终于还是吹响了北伐的号角。子反北上的战略，与老一代的做法并无二致，依然是先以郑国作为突破口，然后东进伐取宋国，以逼迫晋国出手。一旦在中原打败了晋国，就可以以宋国为跳板，进一步争取齐鲁卫等国，完成楚国饮马黄河的夙愿。
四
司马子反北伐郑国的计划起初进展得很不顺利。自从与许国争讼失败后，郑国人备感屈辱，从此便投入了晋国的怀抱，并与之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其间尽管两国也有过龃龉，可这种纠纷要跟在楚国受到的屈辱比起来，似乎都不是回事。因此到晋厉公五年楚军伐郑的时候，郑国不仅仗着晋国的保护予以反击，还出兵侵入楚国境内占领了新石。
司马子反偷鸡不成蚀把米，回国之后决定转变策略，从威逼改为利诱。他抓住了郑许百年冲突这样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将许国整体内迁到了叶地，等于是把郑国一直垂涎的许地拱手让给了郑国。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拉拢郑国，他们还将汝阴之田送给了郑国，以换取郑国的结盟。
楚国人为了求得欢心下了这么大的血本，郑国要再不领情那就真说不过去了，于是双方便于晋厉公六年（公元前575年）春在武城举行结盟。不久后，郑国就在楚国的指使下入侵宋国，并俘获宋军主将将鉏、乐惧，这也标志着第一次弭兵协议的成果被彻底撕毁。
楚国公然背弃盟约中断和平进程的举动很快就在中原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卫国人更是先人一步出兵讨伐郑国。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晋国显然不能再继续维持绥靖了，可饶是如此，国内反战的声音却依然很是强烈。
早在厉公五年子反伐郑的时候，栾书有意出兵报复，韩厥就曾出面阻拦，他认为楚国背弃盟约必然会外失诸侯、内失民心，子反这么一意孤行，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众叛亲离，你还管他作甚？到厉公六年栾书再次决定出兵的时候，曾经主持弭兵会盟的范文子士燮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甚至是当晋楚两军已经在阵前对垒，他依然不改初衷。士燮主要担心的是国内的局势，他认为如果诸侯都叛离而去，国内各方势力迫于外部压力还会有所收敛，这对于晋国反而是好事。否则的话，一旦国外的压力不复存在，暗潮汹涌的内部争斗就会全面爆发，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但栾书并没有听从二人的劝阻，而是说：“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他首先于晋厉公五年邀合齐、宋、鲁、卫、郑各国的执政在钟离（安徽凤阳）与吴国举行盟会，又于次年派新军将郤犨去卫国和齐国，派栾黡到鲁国，联络东方诸侯要求出兵共同伐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晋国大军于厉公六年四月兵出黄河直逼郑国而去，并于当年六月与楚军在鄢陵相遇。继城濮之战与邲之战后，决定晋楚实力消长的第三次大规模会战——鄢陵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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