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当今中国电影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于1950年出生于陕西，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同年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干摄影一直到1988年，以执导的《红高梁》一举成名。
一介平民张艺谋，走了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他的平民身份的蜕变，与许多金光闪闪的奖杯息息相关，而且这些奖杯大都是外国人发的。
1988年，《红高梁》问世，它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荣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1992年《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94年《活着》获戛纳第47届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99年执导《一个都不能少》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上面所列的奖项，仅仅是最主要的几个，事实上，张艺谋从影十多年来，获得的奖项不下百个，而且大多是外国人发的，金光闪闪的奖杯，铸起了张艺谋的电影舞台，给幻想成功的平民很大的启示。
我们先来看看张艺谋的艺术之路的走向。
张艺谋属于所谓的“第五代导演”，而“第五代导演”的先锋打造了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对传统电影规范的反叛，他们不满于传统电影的“老方式”，非凡要寻找新的电影语言，以便表达他们的机关报的文化精神，从而创造出从观念、方法、形式和功能都有别于传统电影的新伤作品。这种模式风靡一时，张艺谋也加入了追赶这股潮流的行列。
他的处女作《红高梁》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影片中强烈的理想色彩、强烈的个性气质、强烈的表现性及崭新的影像表现形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最明显的特点是反常规、反传统，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国内，这时的张艺谋只是引起圈子内的关注，他的平民蜕变史刚刚拉开了帷幕。
《红高梁》的成功，使张艺谋获得了一个资格的证明，一个很高的起点。作为导演，他必须面临新的蜕变。他也很清醒自己经验的不足，所以很谦虚地接受了同行关于叙事不过关的批评。于是，他在“电影符号叙事”和“电影写真叙事”之间寻找“第三条路”。
摸索中诞生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对《红高梁》而言，是从“正”走到了“反”。前者张扬个性，后者则表现了个性的压抑。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艺术综合，张艺谋在这里追求的是“一个作品有很好的叙事，又有生动的人物在前面，又有很好的道理在后面”。这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变化，这当然又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但是同时，人们也产生了疑问，《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不是太做作了，虚构的太多？它表明张艺谋的电影与人们的传统审美价值、欣赏趣味、接受心理都有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也表明了张氏电影对传统电影的一种反叛。
超前的反叛将失去大众的支持，因为这样的反叛只有未来才能证实，而老百姓要的则是“现在”的。张艺谋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说：“我觉得好电影一般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当然是我们的长处，即具有大的文化氛围，承担大的历史命题，而且有很好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好电影一定要有。另外一条腿是对人自身的关注，那种关注是必须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把人物作为解释意念的道具。我觉得大体上面两方面都具备，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比较坚强。”
在以上观念的指导下，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和目标，照他的说法，达到两点，一是表现对“人本身”的关注，二是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追求真实性。结果，《秋菊打官司》又一次引起轰动，它不仅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而且使得国内张艺谋热达到了高潮。此时的张艺谋坐直升飞机实现了平民身份的完全蜕变。
但是，张艺谋真的成功了吗？对他而言，只是部分达到了目标。在《秋菊打官司》里面，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的故事，以及中国妇女的觉醒与顽强。然而这部电影的生活情境仍然只是一种戏剧化的情境。而非写真的情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部电影的命意是对人的关注，形式上也是对人物的行为的表现，但焦点却似未真正集中到人上面，而是一半集中到环境的实录，另一半集中民女告官这一新鲜事的叙述上。从这个角度上看，张艺谋还没有拍出一部真正关注人的真实性的电影。
张艺谋的艺术目标还没有实现，但他已名扬中外。他创造了自己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曾经一度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给予人们很大的新鲜感，但是，模式的东西总会僵化，僵化就意味着失去活力，失去生命。因此，张艺谋的艺术生命能否长青，关键是能否实现自我突破和超越。
张艺谋是个聪明人，他的下一部电影《活着》又给观众一个新的面孔。人们在这里看不到早已耳熟能详的“张艺谋电影”及模式。这是一部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电影，影片的叙事自然而又流畅，谁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又极有吸引力，可以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张艺谋又回归到传统电影的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他曾经反叛过的，因此他这次回归实质上是对自己的反叛，这种反叛又让人耳目一新。
就在人们都以为张艺谋要走传统电影的老路之时，他推出了第一部城市题材作品《有话好好说》。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再也看不到过去极具张力的、极具古典美学意味的绘画般的构图，再也看不到经过清雕细刻的色彩与韵味。整部电影均存在于一种无序的流动状态，从而反映出现代城市的躁动不安与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同样，在演员的表演上，也是反传统的，不再作定位，不再作创意设计，完全按照演员自己的理解去演，摄影师则自由流动去抓取演员。这部影片引起巨大的冲击，有褒有贬，莫衷一是，但却创下了国内票房纪录。
1999年，张艺谋又推出了两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出人意料的是，这两部影片都有没有任何熟面孔，尤其是《一个都不能少》，用是都有是非职业演员，而且主要演员的名字和影片中的角色的名字，外景地的名称和影片中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尽可能求得一致，意图是尽量淡化假定性，让非职业演员在摄影机前松驰自如地进入角色，力求饱满地演绎影片中角色和内涵。
张艺谋又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挑战。同时他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都不能少》为他带来了第二个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狮奖。
综观张艺谋的艺术之路，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反叛”。《红高梁》的成功是反叛，他以粗豪嘶哑、自由自在，甚至有点粗糙生硬的电影语言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浪潮，可以说是狂浪理性对伦理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使得他的影片明显区别于过去电影的“老一套”。
然后，他开始从表现/造型，转向对故事的叙述的强烈兴趣及自觉性，从文化思考到表现、转向对现实中人物及其个性命运的关注，从抽象的寓言性的电影转向对生活真实的再现，从而实现了其向传统电影的回归，这实质上是对自己以往模式的反叛，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突破。
从《有话好好说》开始，他又凭借自己高超娴熟的电影技巧开始从以前那种专注于大深刻、大道理、大时代、大文化中出来，不再侧重于生命激情和民族精神的重塑，而是开始进一步挖掘身边的事情，甚至是一些别人认为过于小情小调的滥得不能再滥不能再拍的东西，然后通过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并通过对他们在表演节奏和情感上的控制和把握以及进一步强化其影片的摄影技艺等方面实现一另种形式上的反叛，并且和刚开始的反叛有很大的不同。
平民张艺谋的“反叛”为什么能成功呢？我认为，首先，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反叛都有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这是一条通过成功的道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变革时代，总体上是对过去的一种反叛，张艺谋的反叛，实质上是时代使然。其次，他能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因势利导。张艺谋的反叛，不是盲目的，而是审时度势的，历史已经证明，盲目的反叛只能造成徒劳无益的牺牲，张艺谋很能审时度势，他从仿古到现实，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容到形式，每一次反叛，都给人们带来新的面孔，新的感觉，他的反叛没有脱离时代，更没有蜕离群众，因而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改革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强国富民，一个是走向世界。张艺谋看准了这个道理，所以鼓足了劲向外冲。一个平民之辈要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中获得成功，不采取突破性的手法是不可能的。张艺谋的手法是摸清国际心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冲出去，为了冲出去，即使被扣上“展现中国的愚昧与落后”，“计好国际评委”，“后殖民主义”的帽子也无所谓。这些帽子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中国终将会走向世界。外国人给的一顶又顶的桂冠，让国人刮眼相看——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民众，有着一种难以说得清的崇洋情结，洋人看得起的，我们怎么会冷落呢？平民张艺谋通过“出口返内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顺利地实现了平民身份的完全蜕变。
光有才气还不行，还得讲究策略和方法。张艺谋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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