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文是这个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心，韵文之祖是《诗经》，其中有很多四字句（所谓“诗经句式”）。成语（以四字句为主，也有三字、五字、七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很有趣的一部分，是中国汉字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成语里面有故事也有哲学（尤其是中国智慧）。现在，有的特色学校开展小学生学成语长智慧，是儿童哲学的新举措。
成语里的拟声词：文质彬彬
说到成语好玩，首先就是拟声字。比如“呵呵”“噗嗤”“扑通”“哼哧”“哎呦”等等，它们又叫象声词，和感叹词是亲兄弟，它们都是生活中的语文。
小学生语文学习，关键是字、词、句的掌握。拟声词是很有用又好玩的词汇。在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biubiubiu，biajibiabia，biajibiaji这样的词，经常出现在口语中。
不过，古人的拟声词和口语，到了现代，就变成了“文言文”。如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实质多于文饰则会言行粗野，文饰多于实质则会虚饰浮华。君子应该是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品质配合适当、表里如一。
文质：人或事物的表现与实质。“质”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实质内容、意义，“文”则指表现出的形式、样态。儒家常用“文质”来指称“礼”的表现与实质。外在的“文”应以“质”为基础，背离基础而追求形式会导致虚饰浮华。同时，“文”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在的“质”需要通过“文”来获得呈现。“质”和“文”应相互匹配。
成语里的儒家思想：文以载道
今天，我来谈谈成语里的儒家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及人生有什么影响和借鉴意义。
“文以载道”这句成语，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美术、文学、史学等等，都有巨大的影响。现今的经典诵读活动中，由宣传部、文明办、文化和教育系统领头，把孔孟老庄和李杜、欧苏、纳兰性德等历史文化名流的代表作的推广，当做新时代宣传文化活动的重头戏，办了网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很多高校都在兴办哲学、文物博物馆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可将儒家精神（“道”）文化代代相传。
我认为，“文以载道”的现代意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儒家的社会理想（小康、大同等）可以烛照我们的社会运行。儒家的慈善文化研究，对我们当今做公益慈善颇有价值。
第二，儒家的人生观（成人，即成就理想人格）可以引领个人的道德完善。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当下，重提儒家学说很有价值。
第三，儒家的经济观念（“君子喻于义”“富庶教”等）可以抵御消费主义和极端发展主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也有现实意义。
第四，儒家针对君子（统治阶级）的劝善学说，可以给“以德治国”提供精神资源，成为正确理解“以德治国”理念的知识谱系。
第五，儒家伦理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和谐”“友善”等）的构建，有了厚重的本土文化基础。所以，我们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借鉴儒家思想、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当然，三纲五常那一套就没必要继承了。
成语里的“众”
《论语》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里面有很多句子是成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如“博施济众”（施予群众以恩惠和接济，体现仁政）。
这句成语里，提到“众”。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是“天地君亲师”没有老百姓的地位。可是根据儒家经典中的论述，修身为本的美德伦理学是不可能撇弃众民的。天都多大，众就有多大，得“众”可以知天。“君子之道”，是善道，包括（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尼采是蔑视“众民”的。尼采说：道德只是低等人群体用来阻碍高等人的虚构事物。这句话我首先反对的是他低估了低等人群的力量。在古代，一切社会规则都是高等人建立的，明白点说就是统治阶级建立的，用来约束低等人群，以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系统的稳定。
在古代，人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如今有了变化，起码在理论上讲，人人生而平等。
哪怕在古代，社会上升通路，也是有的，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可以让低等人群的一生通过不断的提升自我，变身为高等人群。
现在，我们这个星球已经进入现代化、多元化时代，不仅有竞技体育，还有社会体育，不是前面的选手远远抛离了对手，那么他就不会有阻碍了，他就成为了高等人群——这么简单。还有，运动健将博尔特只有一个，而上体育课的学生有千千万万。一个和千千万万是不成比例的。
儒家：从“格物致知”到“天人合一”
“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万事万物，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明儒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比他早的宋朝先贤朱熹提出“格物穷理”，先秦儒家提出“致知在格物”。
儒学第一期是先秦时期的儒学。那时，儒家就提出了知行关系和物我关系之类的命题。如《论语》：“听其言，观其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等等。总之，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
《大学》中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儒学第二期就是宋明儒学，包括理学和心学。
朱熹作为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理学大家，提出“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这个命题，格就是研究。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宋朝时，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确立了北宋理学产生、发展、传衍的历史统绪，使之具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的地位。
陆王心学吸收了佛家思想，是和程朱理学不同的儒学派别。
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流派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南宋时期，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陆九渊提出“心即理”；针对朱熹“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更为便捷的“发明本心”的主张。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现代人往往解释为“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处”。其实，根据儒家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在社会发展中，百姓和天一样重要，百姓和天互相映衬，君王不得不谨言慎行。
“天”是古代哲学-宗教思想范畴，它就和“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一般”密切相关。天，从一从大，“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论语》）“大其心，能体天下之物。”（张载《正蒙·大心》）冯友兰说：“我想引进两个名词，在我看来，它们分别表示中国哲学的两种一般趋势：它们是‘自然’和‘人为’，说的更确切写，就是‘天’和‘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然后，冯友兰就下了判断：“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杜威反对“用西方的概念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其实冯友兰就犯了这样的“愚蠢”，因为“天”在三家（九家甚至全部先秦各派）哲学里都是基础性的范畴，涵义都一样。冯友兰在《新世训》中，也提出儒家和道家都主张“无为”。而无为，就是天行，是需要所有人（天下）去效法的。
关于成语“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出自《史记•郦食其列传》，这句话，现在广泛地被粮食和食品安全领域的人士引用。
“天”是基本的中国哲学-宗教思想范畴。美国当代学者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关于“天”——
我们的结论是，“天”作为规定中国人的精神性的核心观念，不能解释为一个超越的范畴，为了使这一结论能够成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样，［这一观念的］英文翻译，如”Heaven”、”Providence” 或”God”显然会造成误解。（第252页）
《墨子》里的天是有意志、可为人所法仪的天。而墨子的地位是儒家的反面，是劳力阶级的哲学家，因此也是唯物主义因素比较多的先秦哲学家。前者的经典话语和后者的启蒙话语是那么地相抵触！其实，在经典里，儒家墨家的天是一样的。特殊矛盾产生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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