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7月中旬，莒南縣委、縣革委召開全縣中小學先進單位、先進個人代表大會，何樂田和我一起參加了會議。縣領導講話，給我們發獎，要求全縣廣大教育工作者以先進典型為榜樣，振奮精神，把江青反革命集團造成的損失奪回來，努力辦好莒南縣的教育事業。
這次會議，有兩件事讓我記憶深刻。一是，會前已經傳出消息，各學校的工宣隊、貧管會（組）都要撤出，相溝中學貧管組長、老貧農王秀芹大娘在會上悶悶不樂，神色沮喪。二是，“揭批查運動”在全縣正轟轟烈烈開展，揭出了一批與江青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其中包括原縣委書記嚴立乾。這位嚴書記，自1959年起擔任中共莒南縣委書記，在全縣人民中口碑很好，這時卻被定為“幫派體系頭子”。聽說，他雖然身患重病，還要掛著吊針接受批鬥。他的一位同事、任縣委常委的女幹部在我們參加的大會上講：都說嚴立乾一天到晚忙工作，其實，他是忙著搞陰謀，忙著搞女人！老師們聽了面面相覷，無不震驚。
嚴立乾，被審查批鬥八個月，於次年十月去世，後被平反，恢復名譽。
那時我是聯中團支部書記，有發展團員的任務。1977年春天，各個初中班都有學生交了申請書，經與班主任協商，選定一批，包括參加文藝演出的石學京、王洛霞、石德彩等。他們不會寫入團志願書，經我指導，在報刊上尋章摘句，加上了一些“深入批判四人幫”、“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政治話語。然而報到公社團委，等到他們審批時，中央已經召開十屆三中全會並作出決議：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因此，古城聯中報上去的入團志願書統統作廢。費勁巴力填表，最終沒被批准，我和這些想入團的學生都很沮喪。後來得知，他們升入高中，在相溝中學重新申請，才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後備隊伍。
四十年過去，這些學生都已進入知天命的年紀，人生軌跡各有不同。拿石學京來說，當年她十三歲，整天笑靨如花，像小鹿一樣蹦蹦跳跳。然而我寫這本書時找到她的聯繫方式，打電話問她生活得怎麼樣，她說，已經過上了老年生活。原來，她當年嫁給肥城礦務局的一位礦工，生有一個兒子，丈夫卻在六年前的一天晚上，被幾個人送到家中且昏迷不醒。她丈夫平時不愛喝酒，下班途中被同事邀去吃飯，喝得大醉，在樓梯上摔傷顱腦成為植物人。石學京陪丈夫住院一段沒有效果，回來後她不離不棄，一天天、一年年精心照顧。這時夫妻二人都沒有了工資收入，兒子正讀高中，石學京堅忍不拔，咬牙苦熬，三年後丈夫終於甦醒。此後，她每天陪丈夫鍛鍊，讓他一點點恢復體能。雖然夫婦倆現已辦了退休手續，每月有些收入，但是，扶著尚不會說話的丈夫練習走路，至今仍是石學京每日必修的功課。
聽著她的講述，我又經歷了一場震驚。
二十四、參加“會戰”
我22歲那年秋後，被公社抽調，上了“戰場”。
1975年9月，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莒南縣被授予“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稱號。這是山東省第一個獲此稱號的縣。也可以說，“全國普及大寨縣”，莒南走在了最前頭。為了保持“大寨縣”的榮譽，莒南縣每年秋後都要搞“大會戰”，劃出一個個地盤，分別命名為“某某戰場”，集中大量勞力，深翻整平土地，建設更多的“大寨田”。“四人幫”倒臺後，“英明領袖”依然強調要在全國“普及大寨縣”，學大寨的勢頭有增無減。1977年，相溝公社規劃了兩個“戰場”，一個叫“向陽嶺戰場”，“一個叫鐵石嶺戰場”。前者在西南部，後者在東北部。
“向陽嶺戰場”在宋家溝西北一公里之外，被公社定為“主戰場”，號稱“萬人上陣”。一排草房在嶺坡上突擊建起，指揮部的大牌子豎在那裡。公社黨委副書記厲永傳坐陣指揮，大批脫產幹部到那裡吃住。
我是被調去搞宣傳的。在那個年代，公社抽調教師幫忙是經常的事情。黨委秘書石振禮當過古城聯中校長，知道我能寫會畫，就把我調去了。工地宣傳員一共兩個，另一個是供銷社文書小鄭，倆人共住在廣播室裡。小鄭是個帥哥，面色白皙，身材勻稱，上唇留著齊刷刷的小鬍子。他出身於臨沂幹部家庭，言談舉止都帶著一股傲氣。我親眼見到，供銷社臨時設立的“戰場小賣部”有一位年輕女售貨員，邀請他一起回相溝，推著自行車在廣播室門口站了好大一會兒，鼓突著小嘴作撒嬌狀，但是小鄭不理不睬。
（趙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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