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美國紐約發生了一起綁架案。一個年僅20個月大的男孩兒遭人綁架，綁匪在收到贖金後卻撕票了。這個案件引發西方社會高度關注，併成為美國史上最知名的綁架案之一，被視為“世紀犯罪”。男孩兒的父親叫查爾斯·奧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又譯林白，是歷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單人不著陸飛行橫跨太平洋的人。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傳》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以下尊稱為“阿婆”）毫不避諱她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眷念，而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社會混亂讓她感到厭惡，紐約綁架案更是在她內心深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紐約綁架案，成為引發阿婆創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動機之一，甚至是最強烈和最突出的動機。
2006人文版
這是2006人文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全書共10.9萬字，譯者為陳堯光。圖書外表看上去很舒服，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適合任何姿勢閱讀。特地量了量尺寸，寬13釐米，長20釐米，寬長比為0.65，接近0.618黃金分割比例。
阿婆講述了一個離奇的謀殺案件，一個發生在密閉空間裡的命案。可以說，故事的離奇程度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界。被殺者雷切特集仁慈、威嚴、詭詐、兇狠於一身；12名乘客則人人有嫌疑，個個不可能。
在該小說全新的推理模式、 經典的詭計套路、絲絲入扣的情節設置之外，我還讀出了阿婆的大智慧，讀出了阿婆對是非、善惡、正義的判斷標準，甚至讀出了女性應有的社會見識。
阿婆主要站在波洛的立場，藉助波洛的眼睛來進行戲劇化敘事；當然，也時不時地跳出故事，穿插三言兩語對情節做個概述；甚至有一兩處，還突然發出上帝全知全能的聲音來，比如第9頁，她用“上帝視角”告訴我們：往後波洛將回想起這一景象。
不得不說，阿婆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除了敘事角度的多樣化，她居然能在東方快車這麼一個簡單的密閉空間裡，通過構建如餐車、包廂、車廂過道這樣的小微場景，藉助大量人物對話，把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把故事講得頭頭是道。人物對話佔了全書情節的95%以上，從事件的發端、交代到偵探取證、再到案件偵破，主要靠對話來推動完成的。情節設置上當然少不了她的慣用伎倆：經典套路“障眼法”和類似套路“雙重陷阱”。
如果說《東方快車謀殺案》是大蕭條時期的爆款文，真地一點都不誇張： 第一，取材於廣受關注的現實事件；第二，一經出版，就受到讀者大力追捧，銷量巨大；第三，順理成章地成為阿婆的代表作。
作為離作品問世80年後的當代讀者，我認為這部小說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模式創新且契合大眾心理、阿氏“寓言”和鮮明的價值觀、展現了時代畫卷。
1、推理模式創新且契合大眾心理
阿婆是本格推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對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起到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在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前，她已經開創了許多推理模式。
“暴風雪山莊”（snowbound）——偵探故事中最常見的模式。既可演變成“鄉間別墅派”（English Village Mysteries），也可以以“孤島”或“密室”形式存在。
此外還有“兇手敘詭”、“無差別殺人，隱藏真實動機”等模式。
這一回，她在“密室”空間裡上演了“全員兇手，一個受害者”的全新戲碼。所謂“被害者”——雷切特，其實是罪大惡極的綁架者和撕票者，靠賄賂手段躲過了法律的審判；12名所謂“兇手”則自己組成了陪審團，並親手執行其死刑。
這個模式具有唯一性和獨佔性，所以阿婆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註定是最後一個。繼《東方快車謀殺案》問世到現在，該模式尚無人效仿，這也是為什麼故事的離奇程度能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界的原因。
如果只是某個獨行俠將雷切特殺死的話，故事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將大打折扣，帶給大眾思考和回味的餘地也將大幅縮減。
這個戲碼非常契合大眾心理，也很撫慰人心。
2、阿氏寓言”和鮮明的價值觀
結尾處，大偵探波洛放過了12名兇手”，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阿婆又一次鮮明地表達了實質正義重於形式正義的觀點，形式正義本來就是為了保障實質正義而存在的，尤其當善惡、是非的邊界清晰明瞭時。她把這個觀點一以貫之到終篇《帷幕》。
當今很多讀者質疑《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並因阿婆鮮明的立場從而否定她的藝術魅力。對此，我只想說，沒有身處那個複雜糟糕的年代，就無從體驗人們多麼想要建立新政、重構秩序的渴望之情。
為何從來沒人質疑《肖申克的救贖》中男主越獄的法律正當性，反而還拍手稱快？因為沒死人嗎！？可性質一樣。
事實上，1974年電影版、2001年電視電影版、2010年英劇版、2015年日劇版以及2017好萊塢版，導演無論多麼地糾結，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服從了小說結局的安排。試試看，如果12位乘客被判為有罪，導演會不會被唾沫淹死吧。
為什麼說《東方快車謀殺案》是一則阿氏寓言呢？
紐約綁架案發生在1932年，《東方快車謀殺案》出版於1934年1月。此時，事件雖然過去了2年，但兇手尚未歸案。因此，阿婆從初稿到出版這段時日裡，現實世界的兇手還沒有任何線索，案件最後的走向更是懸而未決、無人知曉。
於是，阿婆開了很大的“腦洞“”：設置了由於司法腐敗，罪犯雷切特賄賂法官居然被無罪釋放，從而逃脫法律制裁的情節。為此，她又配套創立了“全員兇手，一個受害者”的模式，在形同孤島的火車上，讓12名“兇手"對所謂“受害者”、實則真罪人的雷切特給予死刑審判並立即執行。
阿氏“寓言”想探討：如果公權力腐敗、公平正義缺席、人民得不到法律之光的眷顧時，該如何進行自我救贖？如何與命運不公抗爭？如何捍衛尊嚴和榮譽？
神奇的是，1934年9月18日，就在《東方快車謀殺案》出版8 個多月後，現實世界傳來了好消息：
有個男人去某個加油站加油，支付了10美元現鈔，該顧客的舉止行為引起了加油站服務員的懷疑，他記下男人的車牌號碼並報告警方。警察確認這張10美元紙幣來自綁架案的贖金，於是循線索逮捕一名犯有前科的木匠布魯諾·R·豪普特曼，在他的車庫裡發現一萬多美金的贓款。大蕭條時期，普通人吃了上頓沒下頓，這個木匠卻過著與收入不符的優越生活。
1936年，木匠被送上電椅。
3、展現了時代畫卷
阿加莎的外甥這樣說過：“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讀阿加莎的作品的一大樂趣是讀她對時代的描繪，那個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時代、以及二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阿加莎在自傳中也提及：除了《黑咖啡》外，其他舞臺劇都不出現主角波洛。因為她怕觀眾把關注焦點放在偵探如何破案，而忽略了其本人藉由劇作所意圖傳達的藝術和思想。
不錯，無論阿婆本人，還是她的後人，都在提醒今天的讀者不要把她的小說僅僅當成Whodunit(“兇殺懸疑小說”)來讀。
百度一下，不難知道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危機，破壞性大，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史稱“三十年代大危機”。
在那個年代裡，股票巿場大崩潰，導致了持續四年的大蕭條。經濟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工業國家。各國為維護本國利益，加強了貿易保護的措施和手段，進一步加劇惡化世界經濟形勢。德國、意大利、日本為了擺脫大蕭條開始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與法西斯主義道路。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根源。
有趣的是，原著中出現的美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英國人恰恰在此後二戰中是對立的雙方，然而在作品裡，阿加莎的“國際聯盟”卻在火車這樣的密閉空間內達成，為著共同的悲情上演了一場懲罰惡人的復仇大戲，一場情與理、善與惡的決鬥。
阿婆用白描的手法刻畫人物、周遭環境和事情經過，簡明扼要，又入木三分，表面上波瀾不驚，實則暗濤洶湧。在跨過將近一個世紀後，她的作品成為後人瞭解那個時代的一扇窗戶。打開她的書，就如同打開一幅精彩的時代畫卷。以至於經常忘了是在讀一本推理小說。
一開篇，阿婆就將敘述視角由遠推近，進而走入中尉杜波斯克的內心獨白。
“將軍上司脾氣越來越壞，後來這個比利時矮個子波洛就來了。在緊張氣氛中度過了一星期後，一位聲名顯赫的軍官自殺身亡，另一位軍官辭職卸任。於是某些軍事上的防護措施放鬆了，將軍上司彷彿年輕了十歲”。將軍對波洛說：“親愛的朋友，你救了我們，你挽救了法蘭西軍隊的榮譽——你使得一場殺戮得以避免！”
看到這兒，讀者心生意會。大概率涉及背叛國家利益罪、通敵罪，或許還多少參雜著通姦、或同性戀等情節。不管什麼罪名，波洛肯定跟二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主謀以自殺謝罪，各方的臉面都保住了。
波洛在開頭和結尾扮演了相同的角色，首尾呼應，價值觀高度統一。
我推薦閱讀《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理由是，這是一本相當經典的推理小說，甚至是經典中的經典。有故事，有觀點，有意義。
阿婆創造性地建立了“全員兇手一個受害者”的模式，為讀者提供“人人有嫌疑，個個不可能”的範本，憑藉她精彩的、迷惑讀者的能力為偵探小說創造了無限可能。
阿婆筆下經典迷案結構是：兇殺被發現後，多位嫌疑人各自都私藏秘密，隨著偵探漸漸摸近真相，故事變得越來越龐大和複雜，直到一場大反轉的解密讓人大吃一驚。阿加莎往往會給眾多嫌疑人加戲，讓讀者誤以為他/她是真兇，或者排除其嫌疑。阿加莎還會用說謊的語氣告訴你真實的信息。當一個嫌疑人過於顯而易見時，讀者往往會認為這不是真兇。讀者想要破案的關鍵是辨認出哪些是真正的線索，哪些是迷惑你的信息。
可能連阿婆自己都未曾想到，她的作品會跨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並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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