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为有些想法难过。
美国的政策选择是基于社会成本考虑，不是中国兜底政策没有高额的社会成本，而是因为更看重人命关天的社会责任。
中国多的是背负房贷车贷的人，商业上多的是背负租金的公司商铺，这些个群体人数一定比美国总人口数还大，大致相当于资产属于中产阶层。前段时间，中国同样面临群体性经济吃紧的普遍社会性问题，而并不是中国没有经济问题或问题不大。只是因为人命关天选择了政府兜底一力承担。
说这个话并不是要国民感激祖国，感激政府和官员，也并不是要民众分清认识中国比美国强或让民众谴责美国。
而是要让民众认识自己的能力与社会的适度关系(比如月光族过度消费主义，比如公共卫生习惯与服务大众的义工意识)，也认识自己与所在外部世界的关系(人家捐赠了中国加油和扔了各种政治手雷)。因为政策成本都是一样的，侧重救人就要伤害经济，侧重经济就要耽误救人。此事古难全。学有限责任政府，本来也可以不需要如此。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九零后以后的年龄层多的是要逾期的信用贷人，他们还不是重型贷主体，而仅仅是月光族个人消费贷主体。美国与中国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但并不是同为商业社会有什么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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