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上說的三代，就是遙遠的夏朝、商朝、周朝。周朝的滅亡，距離當前已有2250年；商朝的滅亡，按照比較通行的年表，距今約3000年；夏朝的滅亡，距今約3600年；而夏朝的建立，離現在竟有四千一二百年了。想想我們—個人，連自己兒童時期的事情有時都記不清楚，曾祖父以上先人的名字也常說不出來，夏、商、週三代離我們真是太遠了，就像銀河系以外的星雲、星系一樣。
然而三代又好像離我們並不是那麼遙遠。對於秦漢以來歷代許多學者來說，三代是聖賢的時代是理想的王國。當時不少人主張書不讀三代以下，甚至言必稱三代，他們的畢生精力都用在聖經賢傳的尋繹上。宋代理學先生說，三代之後天地只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曰，代表著這種觀點。當然，這種觀點在進化論傳播以後早已成為過去了。現代人對三代的興趣乃是出於歷史的意識。常常聽見有人說“歷史？歷史有什麼用？”。
是的，歷史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似乎於國計民生無補，可是工農兵學商每一個人，即使與歷史學、考古學全不搭界，還是會有或多或少的歷史意識和興趣。這是由於我們幾千年的文明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傳流的，請看一些寄居海外的華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感情，便會理解。認識古代文明要求助於歷史，研究文明的歷史更要溯源到三代。因此，三代雖然遙遠，就文明的脈絡而言，又和我們相當切近。
三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由定型到興盛的時期，在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上據有重要的地位。對三代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進行探索和研究，可以有許許多多的方法和途徑。198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執教的張光直先生出版了《商代文明》（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Press)—書，是耶魯大學出版社《中國早期文明叢書》的第一本。在書中他曾列舉
“通向商代的五條門徑”，就是：傳統的歷史文獻、青銅器、甲骨文、考古學、理論模式。用國內通用的詞語來說，這“五條門徑”包括了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理論的探討。所以，“五條門徑”實際是對商代文明的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應該指出，這不僅是研究商代的門徑，對於夏商周三代的研究，整個都是適用的。怎樣對三代文明作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我們不妨先看一下張先生本人的論著。他的論文集《中國青銅時代》，1982年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出了三聯書店版（聽說還有臺灣版，我沒有見到），最近又有日譯本（小南一郎、間懶收芳譯，平凡社，1989年）；後來，又讀到三聯書店印行的《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學術研究和藝術流派一樣，是有家法、有路數的，兩集《中國青銅時代》代表了張光直先生的研究路數。
張光直先生作為一位純粹的考古學家，他20世紀50年代自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及哈佛人類學系研究院畢業，主持過臺灣省幾處遺址的發掘。在《中國青銅時代》的日文版序中，他自稱主要的研究對象和興趣在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包括臺灣）的史前考古。可是在這本書的前言裡，他著重講的卻是“專業” 和“通業”的問題。他說，《中國青銅時代》的“一個目的是想試試看能不能用一 些具體的例子來證明中國古代的研究不是‘專業’而是‘通業’。
所謂‘本行’的觀念我覺得害人不淺。深入研究任何一種事物、現象，都需要長期深人的訓練，這是不錯的，但現在所謂‘行’，其區分的標準常常只是歷史的偶然傳統，並沒有現實的理由。‘中國古史’這個題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質而分為專業：有人專搞古文字，有人專搞歷史，有人專搞美術，有人專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還分甲骨文、金文。這樣一來，中國古史搞得四分五裂，當時文化社會各方面之間的有機聯繫便不容易看出來了 ”這席話切中時弊，使我想起在清華唸書時，老師金龍蓀（嶽霖）先生曾特別要求我們讀一讀章學誠《文史通義》關幹“專”、“通”的議論。
按《文史通義·博約篇》雲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醉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學科的發展越分越細，也越需要博通的綜合研究。試看研究古代文化社會的名宿，無不於專精之後繼以擴充，後人評論也 無法以這一科那一科為限，這才是大家風範。
那麼，三代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這是一個影響頗大的問題。大家知道，孔子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主張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間不過有所損益而已，因此歷代傳統的看法是，夏商周不過是統治者的更迭，制度和人民仍是一脈相承，和由唐到宋、由明到清沒有什麼兩樣。對此獨持異議的是清末民初的王國維，他的名文《殷周制度論》倡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此說既出，風靡一世，直到30年代，又有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發表，把三代分為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這種看法，不但對歷史學界，而且在迄今的中原地區考古研究上也有著深刻的影響。
司母戊鼎
收入《中國靑銅時代》一集的《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 》一文說我對三代的看法是這樣的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 亦即都是：中國文化，但彼此之間有地域性的差異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代表相對立的政治集團；它們彼此之間的橫的關係，才是瞭解三代關係與三代發展的關鍵，張先生的這個看法，既考慮了三代直的關係，又照顧到三代橫的關係。他所講夏商周代表相對立的政治集團，吸收了《夷夏東西說》的一些要點，而夏商周在文化上一系。則與（殷周制度論》以來的成說不同。
在題為《中國青銅時代》的另一論文中，他又說：“根據現有的文獻與考古證據來看，三個朝代都以一個共同的中國文明為特徵。這不但在這個文明的早期階段——夏和商——包括地域較小時是如此，而且在較晚的階段，如青銅器的廣泛分佈所示，其領域伸展到包括華南廣大地區在內的中國全部時也是如此。”
考古學上的殷商文化和周人文化，我們都是熟悉的。如果能承認二里頭文化和有關的文化類型是夏文化。其面貌也已為大家所認識。仔細考察這三者包含的種種主要因素間的關係，應當說是支持張先生上述論點的。三種文化儘管有若干“地域、時代與族別”的區分，但歸根結底是大同小異，都屬於中國中原地區（廣義的）的文化。1987年初，我在日本東京的“中國古文字與殷周文化”討論會上，曾以商周兩代文字的一貫性為例，討論到商周文化的連續繼承，似可作為這一論點的補充。
中國自古便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境內還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其文化面貌同夏商周三代文化有較大的差異。以近幾年發掘的四川地區的蜀文化而論，廣漢三星堆兩座器物坑的出土品已以其特異而精美蜚聲世界，根據器物坑有關的碳14年代測定，坑的年代相當於商代晚期，許多器物也帶有明顯的中原文化影響，然而本身的地域性是相當強烈的。
三星堆出土器物
應該說，當時的蜀文化有本身的發展和特點，它和中原地區文化的關係，和夏商周的關係有所不同，所以我贊成張先生《夏商周三代都制與三代文化異同》文中所說三代都是有獨特性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組成部分，其間的差異，在文化、民族的區分上的重要 性是次要的。“從物質遺蹟上看來，三代的文化是相近的：縱然不是同一民族， 至少是同一類的民族。” 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回覆 到王國維以前的觀點上去了。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性質和意義，也是一個關係較大的問題。張先生對青銅器的見解是非常新穎的。他認為中國青銅時代的一項重要特徵便是作為巫術法器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在造成或促進政權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權的集中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與財富的集中緊密結合的，而財富的集中又是文明產生的基礎，中國古代的藝術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之所以達到這一結論，是由神話和美術史的研究入手的，其方法也很獨特。60年代的幾篇論文，如《中國青銅時代》一集收輯的《商周神話之分類》、《商周神話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已可見此說之端倪。1981至1982年，他在哈佛的講座，對此作了系統發揮，隨後出版為《美術、神話與祭祀》一書。至於二集中的文章，幾乎篇篇都和這個問題有聯繫了。
問題不妨從神話講起。和其他古代文明一樣，中國古代也有神話，有些還是十分美妙的，但是較之其他古代文明，中國的神話一則數量少，二則類型也不相同。比如世界各地最普遍的神話是洪水傳說，中國亦有，且見於《尚書》的首篇《堯典》。不過其他地方的洪水傳說都是講天降洪水，將人類滅絕，惟有少數留存下來，成為現今人類的先祖，而《堯典》卻說洪水懷山襄陵，禹受命動員人眾將之治理平息，其思想涵義顯然有別，不可與其他傳說同曰而語。這裡面反映的不同觀念，是很值得玩味的。
這樣的研究，使我們想起了陳夢家先生。五十多年前，陳先生寫了《商代的神話與巫術》，從神話學的角度研究商代考古與古文字學的成果，有開拓之功。這篇論文，不少人業已忘記了，陳先生也沒有把它的內容充分吸收到他的《殷虛卜辭綜述》中去。不過，近年好多海外學者對它卻是相當推崇稱道的。無論如何，神話學的研究對探討古代文化很是重要，這或許是在前面提到的 “五條門徑”之外又一條康莊大道吧？要搞“通業”，要對古代文化與社會作整體性的討論，這條途徑是必須走的。
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頗為熱門， 可是這個問題恐怕離不開比較研究，離不開世界眼光。在這方面，張光直先生也有論述。他覺得，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不能限於文明起源的歷史階段和地區、中國文明是一元還是多元這樣的問題，還要探索中國文明是“怎樣"形成的，“為什麼”這樣形成，其形成牽涉哪些因素，其形式又如何反映其內容。他承認文明的產生必須經過財富的積累與集中的程序，所以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應該考察中國古代何時有財富的積累，如何造成這種積累，何時有財富的集中，又如何造成這種集中。在論文裡，他列舉了下列幾個有關的現象：
第一，中國古代文明的生產工具、技術，與文明產生以前的生產工具、技術沒有本質的改變。
第二，宗族制度是中國古代文明社會里面階級分化和財富集中的重要基礎。
第三，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從史前繼續下來的，是供給中國古代財富積累與集中的重要工具。
這三點都是以“連續性”為特點的，因此張光直主張文明起源的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則不適用於中國，中國的形態可稱為“連續性”的形態，西方的可稱為 “破裂性”的形態，而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西方的型態則系例外。
這樣的研究，又使我們想到著名的學者侯外廬先生。他有許多作品論述了古代東方和西方的不同文明路徑的問題。下面只抄引他自傳中的幾句：“古代社 會這兩個不同的路徑，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產、國家三項作為文明路徑的指標，那麼，‘古典的古代’(按指希臘、羅馬）就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而‘亞細亞的古代’則是從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裡面......所以， 前者是新陳代謝，新的衝破了舊的，是革命的路線；那後者卻是新陳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是維新的路線。”他儘管沒有從考古學的角度研究這個問題，然而觀點的相似是顯然的，這大概便是殊途同歸吧？由此可見，不管我們是否贊同，這種觀點的重要性是不容漠視的。它牽涉到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以及發展的一些根本性的特點，雖然所論是夏商周三代，大家還是都應該關心的。
所以，這裡又回到本節開端談的夏商周三代離我們有多遠的問題。夏商周三代是遙遠的過去，但它們不僅是博物館的陳列品。不管三代的制度、思想、宇宙觀在我們看來是多麼陌生，三代畢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溯源至此。認識這一點，三代和我們就不是那樣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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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考古發佈（Asian archaeology）
來源 丨《讀書》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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