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這幾天進群聊天，長了知識：知道了世界名著《十日談》原來是在瘟疫流行時期創作的：公元一三四八年，意大利十名年輕男女進一所郊外莊園避瘟疫，他們終日歡宴，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十天講了一百個故事，故名《十日談》，其中許多故事取材於歷史事件和中世紀傳說。
作者在《十日談》中歌頌現實生活，讚美愛情是才智和美好情操的源泉，譴責禁慾主義，對封建貴族的墮落和天主教會的荒淫無恥作了有力的諷刺。這部名著催生了歐洲文藝復興、工業革命。
——有通知今年春節假期延長，大家蝸居斗室躲避瘟疫的日子將超過十日。急也沒用，趁諸君有閒，且聽野渡閒聊重慶話，在掌閱快餐時代，我們花點時間閱讀野渡的文章，至少，對了解巴渝文化有益：
閒聊重慶話
野渡
一
外來的人提到重慶話，本地人常會莞爾一笑：“嘻嘻，你說的就是展言子兒個嘛！”那表述、那表情透露出了兩個信息：其一、重慶言子兒幽默、滑稽，好耍；其二、重慶言子兒就等於重慶方言，“展”言子兒就是“說”重慶話。
——這種理解其實並不準確。“言子兒”的確是一個專屬重慶人的詞彙，但它卻並不能囊括重慶方言體系的全部，而是僅指這個體系中的俗語、諺語、隱語。當然，有時也指重慶方言段子。
這裡重點談談言子兒中涉及的“隱語”。所謂隱語，就是借用別的詞句來表述本來詞義的一種隱晦的用語。《文心雕龍》之諧隱篇曾如此釋其義：“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民間自古及今廣泛流傳的“黃絹幼婦”典故，就生動地體現了隱語的意思。此典最早見錄於南朝《世說新語》：書法家蔡邕在《曹娥碑》的背面題寫了八個大字“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曹操即此向主簿楊修詢問，楊修便從構字角度作了一番解析：“黃絹”者，絲帶色也，暗指“絕”字；“幼婦”者，少女也，暗指“妙”字；“外孫”者，女之子也，暗指“好”字；“齏臼”者，搗舂器具承受姜、蒜、韭菜之類辛辣調味品也，暗指“辤”字（“辤”乃“辭”的古代簡體字，即今簡體字“辭”）；合起來，就是“絕妙好辭”四個字。
依照上述釋義，歇後語、謎語、民歌中的“比興”手法乃至江湖黑話(切口)之類，就都應該納入到“隱語”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之內，而歇後語是其中最大的載體。說重慶人喜歡“展言子兒”，其實就是指他們喜歡大量使用隱語（特別是歇後語）。只不過，重慶人在歇後語的實際運用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習慣，經常只說前半句，後半句隱去不表，稱之為說“半截話”。比如：嘲諷人家做無用功，只說前半句“瞎子戴眼鏡”，後半句“多餘的圈圈”則省去了不說；譏笑人家愛出風頭，只說“腦殼上安電扇”，省去了後半句“出風頭”；鄙夷人家裝模作樣，只說“半天雲上張口袋”，省去了後半句“裝風（裝瘋）”；討厭女人狐媚弄姿，只說“肚臍眼兒打屁”，省去了後半句“腰氣（妖氣）”。歇後語的表述方式本來是前半句打個比方，後半句解注其真實含義，重慶人卻偏偏要把後半句省掉，就是要讓你去慢慢揣想話的餘味兒，流露出一種重慶式的狡黠與幽默。
概而言之，重慶言子兒和重慶話實屬有著統屬關係的兩個概念；但重慶人說話總愛夾雜大量的言子兒，則是重慶方言表述的一大特殊現象。故此，你要解析重慶話，就不能不聊到言子兒；而要說清楚言子兒，又不能不解析重慶話。
當然，欲探究重慶話，還有必要對它在漢語方言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作一個界定。按照目前較多人士的共識，漢語方言大致可以劃分為八大類，即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上海話為代表的吳方言，以長沙話為代表的湘方言，以南昌話為代表的贛方言，以廣東梅縣話為代表的客家方言，以福州話為代表的閩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的閩南方言，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方言。北方方言又稱“北方語系”，其他七種方言則統統歸入到了“南方語系”之中。
但是，擁有一個大類的北方語系的覆蓋面卻比擁有七個大類的南方語系大多了，佔到了漢族總人口的75%以上。當然，北方方言下面也還是有分類的，它還有個俗稱叫作“官話”，下含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其中的西南官話亦稱上江官話，分佈於川黔、湖廣、川西、雲南、桂柳六個片區，川黔片區再覆蓋了成渝、陝南、黔中三個小片區。成渝小片區是川黔片區中最大的一片，使用人口達約一個億。
重慶方言總體歸入北方方言範疇，隸屬於西南官話川黔片區成渝小片區。在成渝小片區中，川東一帶佔比較重的是重慶方言，川西一帶佔比較重的是成都方言。若是更深入一點，重慶方言內部還須作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重慶話囊括了大重慶範圍內的使用語言，即除了重慶中心地區的方言以外，也包括江津話、豐都話、秀山話、開縣話等各具特色的區縣方言；狹義的重慶話則僅指重慶主城區通行的口音及語彙。
由上可見，重慶方言實在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故誠不敢輕率地指東道西。且莫說那些早已消失了的遠古巴語、蜀語，就是中古以前重慶人是怎樣說話的，我也無從知曉，無以解說。不過，對於明清以降逐步形成的近代重慶話，我還是打算嘗試著說道個一二；雖說是些浮光掠影式的漫談，卻也能從形態到實質都留下點有用且有趣的東西。
二
關於近代重慶方言形成的原因，若往深了探究同樣夠複雜，但若只論其主要成因，我以為其實也就這麼兩點：一是獨特地理環境與獨特歷史造就的地域民俗及族群性情的影響，二是大移民導致的異鄉文化的滲透。
從理論上說，某一種方言的形成絕對不是純粹的語言現象，總會受到一定的地理、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諸因素的影響，其中最核心的又是上述諸因素綜合著力造就的地域民俗的影響。在人類文明史上，民俗與語言具有一種相與共生的關係，民俗是一種原生文化形態，語言則是其最主要的載體和傳播媒介。溫端政先生認為：“民俗是第一性的，先有了某種民俗，然後才產生和這種民俗相聯繫的方言詞語。”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判斷。
重慶人世代生活於大山大川之間，道路坎坷，勞作艱難，加之氣候溼熱難耐，生存條件分外險惡，由此養成了一種剛強、好鬥、直爽、急躁的性格，動不動就要跟人“雄起”，外地人視之為“潑辣”，重慶人自稱為“乾燥”。而長期處在閉塞環境之中，且生活貧窮而乏味，則不免好看鬧熱、喜弄糾紛，百無聊賴時還會自制一點滑稽、幽默乃至自嘲、自黑，以達自娛自樂之目的，此類言行自謂曰“屌”，曰“水流沙壩”。——這是重慶方言形成的地域民俗條件之一。
自古以來重慶便號稱長江流域有數的大水碼頭，其自漢晉以降勃興，至明清兩代更盛，年復一年接納著南來北往的客人，又致使原本封閉的山地環境有了某種意義的打破，令重慶人的性格里也不乏開放包容、熱情好客的因子。重慶人對此也作了個自我鑑定，叫作性情“耿直”，叫作“三伏天燙火鍋——熱心熱腸”。—— 這是重慶方言形成的又一個地域民俗條件。
另一方面，大移民對於重慶方言的形成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元代為點劃一個界，之前北方移民的影響多一些，之後南方移民的影響多一些。
自公元前316年張儀滅巴國、築江州（重慶古稱）城始，由秦至宋，歷代都有因政策驅使抑或避戰亂躲天災而遷入重慶（及四川）的移民，其遷徙主體主要是翻越秦嶺而入的中原漢人（以陝西、甘肅等地的人為主），故元代以前古巴語接受的外來影響主要是北方話。在今日的現代漢語體系中，重慶方言也依舊劃歸於北方語系。
元以後，重慶方言則主要受到了南方移民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運動的影響。據民國《巴縣誌》記載：“自晚明獻亂，而土著為之一空，外來者十九皆湖廣人。”民國《涪州志》亦載曰：“自楚遷來者十之六七。”湖廣、兩廣、兩江等地移民沿途北上，使重慶、四川乃至西南地區形成一種“五方雜處，言語各異”的局面。就重慶地區的方言交匯而言，大體上南部地區融匯的主要是湘方言，中西部地區融匯的主要是吳粵方言。
但是，這種局面並未一直持續下去，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南方移民進入，早期方言混雜的局面又反而被打破了，外鄉語言與土著漢族、土家族、苗族的語言相互滲透、融合，逐步形成、定型為一種“西南官話”（其中當然也涵蓋了近代重慶方言）。具有獨特個性的西南地域方音也開始形成。其時為推動方音趨同，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專為西南地域方音“正音”的韻書，例如明正統年間蘭茂的《韻略易通》、萬曆年間葛中選的《泰律篇》等。方言與方言的差異主要就體現在語音上，這些表示地域方音特點的系統出現，是西南官話（及近代重慶方言）開始形成的一個顯著標志。
抗戰時期的移民對於重慶方言的影響也不小。作為戰時陪都，國民政府、工業企業、商業店鋪、高等院校、文化團體、各國駐華使館以及難民大眾紛紛湧入重慶，移民人數最多時達80多萬人（1946年），竟然佔到了其時重慶人口的三分之二。五花八門的“下江人”帶來了五花八門的異鄉語言，且與本土語言歷經了長達八年之久的碰撞、整合、交融，由此促使重慶方言再次發生了奇特的轉型、變異。
從語言源的角度簡括之，近代重慶方言是獨特的時空條件造就的，是源起於古巴語繼而融匯南北方言而生成的一種奇妙的語言混合物。
三
混雜“南腔北調”而成的重慶方言，又具有一些什麼特徵呢？我們不妨來作一點簡單有趣的比較。
前文說了，西南地區的方言是在明朝官話的基礎上傳承下來的，稱作“西南官話”，它跟以西安話為代表的“西北官話”、以北京話為代表的“華北官話”、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官話”一起，同屬北方大方言區。而北方語系的內部一致性是很強的，別說雲貴川三省的話頗為相似，外地人很難區分，就是西南地區的人同東北地區的人直接交談，相互間也大致能夠聽懂對方的意思，所以北方民間自古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從北京到南京，人生話不生。”
就語法特徵而言，重慶話（及部分四川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並不大，不會給交流帶來太多的障礙。就音系特徵而言，二者間雖有不少形同音異或者音同四聲異的詞語，並且重慶話有鼻音邊音（n和l）不分、前鼻音後鼻音（n和ng）不分、平舌音捲舌音（z、s和ch、sh）不分以及f和h顛倒發聲等諸多毛病，但是隻要重慶人把語速放得慢一點，外地人也還是能夠聽懂的。
而說到詞彙特徵，重慶話跟普通話的差異就大了，重慶人與外地人交流的障礙主要就出在這裡。就拿疑問詞來說吧，不光是“啥子、啷個”這兩個另類常常會把初來重慶的人頭腦弄暈，還有“哈、噻、嘛、吔、喲、嗦、哦、呀、嘜”這些語氣助詞，你在普通話裡甚至都找不到確切的對應詞彙。
僅供重慶人獨享的方言實詞那就更稱海量了，諸如方腦殼（呆板之人）、偷油婆（蟑螂）、丁丁貓兒（蜻蜓）、倒柺子（手肘）、克心頭兒（膝蓋）、經蹦（精力充沛）、精試（耐用）、挖抓（骯髒）、假打（虛偽）、緊倒（連續）、燈晃（遊手好閒）、千翻兒（調皮）、狡（jiǎo，倔強）、噘(juě，罵）、麻(騙)、嗲（diā，提）、尻（kāo，敲）、眺（tiǎo，跑）、踏屑（貶斥、譏諷）、拉爆（決裂）、達撲爬（摔跟斗）、撿趴合（撿便宜）、夾毛拘(給人穿小鞋）、冒皮皮（吹牛）、不存在（不在乎，沒關係）、你啷個恁個嘞個吔（你怎麼能這樣不近情理呢）……還特別喜歡使用疊音詞，如嘎嘎（肉）、浹浹(身上的汙垢）、攤攤兒（小攤位）、把把兒（小個子）、哈戳戳（傻乎乎）、神戳戳（神經狀）、瓜兮兮（尷尬狀）、鬼膽膽兒（膽大頑皮的小孩）等等。這一大堆的方言詞語若碰巧在一起集中使用，外地人也就只能落得個“誆眉誆眼”（一臉迷糊的模樣）了。
正是因為上述這些異古稀奇的方言詞再加上拗口的地方口音，當重慶人（及部分四川人）擺弄他們僵直的舌頭學起普通話來，那叫一個費勁、滑稽。連他們自己聽著都覺難受，於是便命個名叫作“椒鹽普通話”或者“川普”。
重慶方言詞彙的個性色彩很大程度是來自於南方移民的影響。許多隨“湖廣填四川”傳入重慶的南方語系詞彙至今都還在使用，比如源自江西話的老表（表兄弟）、上海話的格式(時尚)、蘇州話的行勢(能力強)、廣東話的人客（客人）等。受湘方言和粵方言的影響尤為明顯，如堂屋(正房)、灶屋(廚房)、折邊(旁邊)、蚌殼(蚌)、好久（多久)、裸連（囉嗦)、釅(濃稠)、跍(蹲)等詞彙，都是從湖南傳入的；而像yǒ（藥）、gào（窖）、hǎn（鹹）、hǎi（鞋）、gāi（街）、gài（解）、嘞（這）個這些讀音，原本都是廣東方音，有人因此也將這一類方言稱為“四川客家話”。
但是，重慶方言（及西南官話）是否就此便融入了南方語系呢？也沒有。從總體上看，重慶方言跟北方方言還是要更為靠近一些。
就拿構詞法來舉一個例。跟普通話一樣，重慶話也經常使用詞綴“頭”，而且應用更加廣泛，如骨頭、念頭、甜頭、賺頭、屋頭、鍋頭、手頭、上頭等。特別搶眼的是，幾乎所有動詞都可以加上個“頭”來構成名詞，諸如“看頭、說頭、想頭、吃頭、耍頭”等。這個“頭”甚至還可以插在詞的中間，構成“心頭肉、牆頭草、地頭蛇、窩頭兇”等特殊詞語。
跟普通話相通的還有兒化音現象。兒化音本是北方話的普遍特點，南方話少有用，特別是在吳語、粵語、閩語里根本就沒有兒化音。但是，重慶話裡的兒化音卻似乎比北方話用得還多，比如么兒、妹兒、哈兒、龜兒、老漢兒、姑娘兒、胖娃兒、悶燈兒、茶杯兒、鼎罐兒、鄒軍兒、楊家坪兒……不一而足。
由於北方大方言區內部具有很強的一致性，所以重慶人聽北方人說話並不會有太大的障礙；但是聽許多南方地區的人說話則不同了，因為南方七大方言品種間差異性極大，聽者往往會不知所云。特別是中國東南地區常有所謂“方言島”現象，十里不同音，不要說北方人聽不懂廣東福建人說話，就連廣東省內部的廣州人、梅州人、汕頭人之間，福建省內部的福州人、莆田人、廈門人之間，也相互聽不懂對方的話。福建省大田縣的方言最為複雜，小小一地就擁有五種小方言，即便大田本地人也難以相互交流。
重慶方言的特徵確實有些獨特。按照歷史習慣，一般都用秦嶺至淮河的連線來區分中國南北方，那麼重慶的位置顯然屬於南方範圍，但它的方言卻又恰恰歸入了北方大方言區，這就有意思了。都說北方人粗獷，南方人細膩，若借它來給重慶方言的特徵打個比方，可否說有些南人北像呢？
四
誠如前面所云，一定的地理環境、生活方式及民風習俗，決定著一定方言的產生與其蘊含的特質；而反之亦可以說，一定的方言是一定地域文化、地域人群性格的構成材料。重慶方言那一整套融匯了“南腔北調”而形成的獨行其是、自成一格的語言體系、風格色彩和表達習慣，也體現著重慶人鮮明的性格特徵。我以為，不管重慶方言還是重慶人，與其說其特徵鮮明、風格獨異，倒不如干脆說其十分另類、奇葩。
俗語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一方之言自然會染上一方獨特的民俗色彩。有時候，即便一詞一語也能生動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民俗。比方說“自殺”這個詞兒，南昌人的傳統說法叫作“跳井”，廈門人的傳統說法叫作“跳海”，而到重慶則說成“跳巖（加前鼻音的ǎi）”、“跳河”了，因為重慶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大山大河。重慶大媽們若生起氣來，還習慣用一個形象的隱語去詛咒別人：“大河沒抗（kàng，罩）蓋蓋！”
從歷史沿襲看，重慶話也屬於四川話的一部分。但四川方言內部也是各具個性的。比如：成都話綿軟，男人也有點女腔；自貢話的捲舌音頗帶喜感，你聽著就會聯想到方言喜劇《抓壯丁》中的王保長；而重慶話則硬直平、簡潔而乾脆。並且，重慶的男女老少都不乏大嗓門，說起話來就像是在吼，跟這個地方的天氣和火鍋一樣的火辣、勁爆，難怪抗戰時期流行這樣一句俗語：寧聽下江人吵架，不聽重慶人說話。
將綿軟的成都話和勁爆的重慶話拿來作個對比，特別有意思。甚至連成渝兩地小青年演唱當下最潮的“嘻哈”，都同樣使用土俗的四川方言，呈現出來的也是迥然不同的兩種畫風：
成都小青年像這樣唱：“要堵車就隨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莫得用噻。不爽了就罵兩句髒話，反正你莫得事現在有空噻。我帶起個手錶就裝，莫得事等時間它慢慢溜嘛……”你聽聽這腔調，你堵你的車嘛，我消磨我的時間嘛，要真煩了，大不了罵兩句娘，滿滿的都是成都人的那種閒散味兒。
而從重慶小青年嘴裡吐出來的嘻哈就大不一樣了：“小龍坎是我的Hood（地盤），沙坪壩最屌的紅燈區，從小走到大的路，全部是老屁眼蟲和雞！……我滾你媽的啥子東西，門對門都裝逼，走到哪裡那P樣兒都要繃起，日你媽哪個都欠你錢，你愛你乾爹一萬年！……”話裡話外透出一股子江湖粗野氣息。
上世紀末至新千年之初，有人曾經用重慶言子兒這樣描述重慶人的性情、習俗：爽直中帶幾分魯莽，熱情中帶幾分狡黠，幽默中帶幾分土俗，認真中帶幾分滑稽，閒逸中帶幾分急躁，寬容中帶幾分排外。——所言頗為貼切。另有一段民謠則更加富於形象性：說話著急像比賽，言子兒又多又古怪，男人染髮裝老外，女人肚臍眼兒在褲子外，七十歲叫“女娃兒”不為怪，八十歲喊“崽兒”很自在，爬坡上坎當小菜，坐車沒得走路快(堵車)，麻辣燙越熱越要賣，不吃小面不自在，棒棒(力夫)滿街找買賣，路邊打望(東張西望)好愉快。——我行我素中又透出一種自嘲以及包容的秉性。
五
客觀地說，上面閒聊種種都只是重慶話階段性的歷史表現形態，中古以前的巴語肯定與之大不相同，現在及將來的重慶話也在持續不斷地演變。
目前依舊還在說著“純正”老派重慶話的，大多是平均年齡50歲以上的老重慶人，年輕人尤其是在校學生的用語，無論音素、聲調還是詞彙，都已經與傳統重慶話產生了諸多的差異，更加接近於普通話了，這就是所謂“方言普化”現象。例如：雷電的“雷”字已由方音luǐ改為了普通話音léi，壓力的“壓”字已由yá改為了yā，岳陽樓的“嶽”字已由yǒ改為了yuè，解放碑的“解”字已由gài改為了jiě，應該的“應”字已由yín改為了yīng，正確的“確”字已由qiǒ改為了què，經驗的“驗”字已由lián改為了yàn，中國的“國”字已由guě 改為了guó，步行街的“街”字已由gāi改為了jiē。再如傳統重慶(四川)話中的“我、愛、安、咬、澳”等字，其字首原本都有一個鼻輔音ŋ，而在如今的年輕人口中卻都已悄然無存。此外，一些重慶傳統的日常用語也日漸被書面語所替代。
例如這樣一些方言詞彙：經憂(服侍)、代席(協助)、稱喚(呻喚)、估趁(孤僻)、枉住(虧得)、洪害(橫豎)、左還(反正)等。又如一些方言短語：肩頭上扛蒸籠——惱火、細娃兒穿西裝——大套、叫化子挑醋擔兒——窮酸、進茅司(廁所)不帶草紙——想不揩(開)、十五個駝子睡一床——七拱八翹等。你若是再將這些隔宗隔代的詞語翻撿出來使用，別說外地人聽不懂，就連許多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也已經不解其義了。
重慶方言的動態演進予人啟迪。《易》曰：“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天地萬物，唯一不變的就是“變”，語言、文字也無脫其軌。懂得這個道理，對於個人、民族、人類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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