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风云》第110回 吴佩孚打压冯玉祥等亲信埋下祸根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得胜后，吴佩孚踌蹰满志。
在洛阳召开直系将领军事会议，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狂妄地表示要“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
吴佩孚想成为一个“独裁者”，首先得使自己成为直系中享有支配地位的人物。因此，他凭着历年内战中享有“常胜将军”的盛名和掌握着直系最多的权力和兵力，开始制服直系各大小将,以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扫障活动。他先后排挤压制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和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等亲信。不想给他日后埋下了祸根。
冯玉祥（1882.11.6--1948.8.22）祖籍安徽巢湖，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冯玉祥又名基善，兄妹共7人，因当时生活困难，营养不良而夭折了5个，仅幸存哥哥基道和他自己两人。虽仅两个孩子，但冯家的日子仍过得清贫。父亲从军，因年老体衰被裁回巢湖老家。母亲善而慈，不幸早逝。
冯玉祥在中国历史上是以平民化、大众化形象而出现的将军。做出许多惊天动地之事：北京政变，逐溥仪出京；五原誓师，投身国民革命；中原太战。失败后退隐泰山；抗日战争，奔走呼号；参加新政协，不幸遇难黑海。
因家境贫苦，冯玉祥自幼便很少穿新鞋，而多穿不合脚的“二鞋”（即别人穿过的旧鞋）。为补助家庭开支，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冯玉祥自小开始割草、拾柴火，和一般穷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而家庭中每月进出当铺，却给他留下了一般的伤痕。十岁那年母亲病故，他父亲冯有茂所在营的管带苗开泰好心为冯玉祥补了一名恩饷，即列入士兵册得领一份饷以为补助。冯玉祥自此便算踏入了军队，但直到1896年，他才正式入伍。
儿子入伍了，父亲却被裁失业。1899年，冯有茂被裁后在保定无以为生，又因缺乏路费，只得留冯玉祥于营中而独自归还故里，即他们的老家安徽巢湖。想到父亲孤苦伶仃，独自上路，冯玉祥便心痛不已，他下定决定要多挣些银两，以迎父团聚，尽子女的孝心。当时军队中很多军官是仗着同乡亲戚的介绍而来，大部分不懂军事，甚至连军队中基本的喊操也不会。为此，便专门从每哨中挑一个士兵喊口令来代替官长喊操，被挑的士兵称为教习。教习的待遇要比一般士兵高，甚至高出一倍。
冯玉祥为了多挣银两便专心练习喊操，以能被挑中当上教习。他每天早晨天没有亮即到教场学习喊操，“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每天如此，即使喊哑了喉咙也不间断，连大年初一也不休息。冯玉祥的如此苦练，却招致了军中一些人的嘲笑，他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也就是讽刺他无论如何拼命，早晚要被洋人打死。可冯玉祥才不管什么点心不点心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此苦练了4年，他如愿以偿，当上了教习这一职。不仅是为了当上教习，而且是为了扫清“国耻”，冯玉祥才如此苦练。1895年，冯玉祥随父亲修筑大沽炮台。大沽炮台位于天津，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曾在此英勇抗击过入侵者。冯玉祥到时，正值日本军舰在对岸的拦沙岗停泊，他目睹中国百姓被威胁凌辱的惨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又闻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使他初步认识到日本的凶恶，认识到国家的悲哀，从这时起，他便立下誓言：“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
冯玉祥虽已当上了教习，实现了他初时的愿望，但他的志向远不是一个教习，他要洗刷国耻，因此，他要当更好的兵。当时，北洋军阀正在编练新军，而且号称用洋枪，习洋操，冯玉祥被吸引住了。1902年，他放弃练军中得之不易的教习位置，改投北洋的新建陆军。以图更大的发展。 ，
冯玉祥到新军后，仍勤学苦练，受到袁世凯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官的青睐。该哨官为了使冯玉祥得到正规的提升，曾在袁世凯派兵挑选亲兵时，将他藏了起来。因为亲兵的薪饷倍于普通兵，而一心想多挣银两以接回父亲的冯玉祥还对此颇不满意。但他万万没想到，假使当初哨官没有将他藏起来，而使他成为袁世凯的亲兵，也许就没有日后威震一时的冯玉祥将军了。冯玉祥在入新军的同年，便被提升为副目，1903年升为正目，同年12月又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05年又升为第三营后队排长。冯玉祥在军队中的表现，颇得标统（相当于团长）王化东的赏识。当时正值陆建章任协统（相当于旅长），陆有一侄女刘德贞，在陆家寄养，正欲择配。王化东相中了冯玉祥，他极力从中搓合，冯玉祥与刘德贞成婚，也因此他成了陆协统的佳婿。这一姻亲关系给冯玉祥带来了不少好处，他的升迁更为顺利迅速。
不久，冯玉祥即考升为第24标第2营后队队官（相当于连长）；1909年，冯玉祥被调任为第一混成协督队官（相当于营副）；1910年，他又被提升为新成立的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由一名普通的士兵迅速上升为管带。
冯玉祥由练军改投新军，是慕新军之名．想在此一展鸿图。但他到了新军后，才发现情况根本没有他想得那么美好。新军中同样存在着中闰旧军队的所有陋习陋规，公开列价出卖官阶、贿赂成风、吃喝嫖赌。1910年军咨府的一批贝子、贝勒到东三省校阅驻军、凶横霸道，苛求供应，勒索贿赂，把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也揉碎投入火炉中燃烧取乐。他们住在日本窑子里狂嫖，嫖账达到30000多两，团长2000两，营长1000两，连长300两，按这个价，冯玉祥的官阶也能卖1000两。这些都令冯玉祥深感绝望，堂堂的大清帝国，堂堂的中国新军，竟也是如此！
冯玉祥不甘就此在新车中“一帆风顺”，他要实现他的愿望，那就是洗雪国耻。在经过思想的反复斗争、不断醒悟后，他逐渐意识到国耻之“根源”在于腐败的清王朝，一种以种族雪恨的复仇观念，在他脑海中形成，一场起义的酝酿也就开始了。
冯玉祥所在的第二十镇，当时分为三派，即革命派、保皇派和中立派。其中以保皇派的官阶较高，势力较大，而革命派也积极发展革命势力，他们先后组织了两个团体：山东同乡会和“武学研究会”，借同乡和“求知”的名义暗中联络同志。这种组织各种团体进行革命活动的方式为当时许多仁人志士所采用，冯玉祥他们也正是利用这种形式来等候时机的降临。
1911年，按常例是清廷举行秋操的时间，清廷决定在滦州举行秋操。是年春天，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沄等人商妥，并与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约定，于秋操时暗带真子弹，相机起事。不料这一计划却为保皇派所疑，而吴禄贞又颇露
革命锋芒，清廷遂停止第六镇参加秋操。第二十镇以七十八、七十九两标合编成一混成协，开赴滦州。正值此时，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清廷忙停止秋操，命七十九标王金铭、施从沄张建功三营驻扎滦州，其余在原防。这给这些跃跃欲试的青年军官们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这次起义本还可以造成首尾呼应的形势，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彭家珍由奉天押运5000支枪、5000万发子弹，往汉口接济前线清军。
、 彭家珍与王金铭、施从沄等互有密电往来，要求张绍曾（第二镇统制），在滦州车站扣留，并与吴禄贞、蓝天尉联络，直捣北京。但由于张绍曾首鼠两端，没有立刻举义的勇气，使这次绝好时机丧失，他自己反遭袁世凯的暗算而潜到天津去了。这样一来，起义的责任就完全落到了王金铭、施从沄、冯玉祥几个管带身上。经过几次接洽，他们议定，由烟台民军白海道至秦皇岛登陆后．合力发动，冯留在海阳镇接应烟台民军的登陆，到时，滦州与海阳同时起义。计划赶不上变化。等王金铭与冯玉祥商议完回到滦州后，却发现白雅雨、凌铖、熊飞等30余人持北洋大都督印信已经到了滦州，而此时南北议和行将决裂，袁世凯欲派兵南下，王金铭、施从沄等人的革命军力量是远不能和袁世凯的大军相比的。先下手为强，王金铭、施从沄决定不等烟台民军的接应，提前动手。1911年12月31日，借着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王金铭、施从沄等在滦州仓猝起义，并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沄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他们宣布独立，成立北洋军政府，并以王金铭、施从沄、冯主祥三人名义，发出给袁世凯和各国使馆及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的通电，力主共和。
滦州这一变故令清政府捉襟见肘，震惊异常。清廷手忙脚乱，一面延长停战期15日，调回唐绍仪，令袁与南方直接议和，一面调兵防堵，并令开平的淮军头子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劝慰王、施等人，以图缓冲并争取赶调部队的时间。经王怀庆从中的一搅和，起义军进攻京津的日期又拖延了两天，延误了良好的战机，给了清廷调兵遣将的时机。
在海阳镇静等烟台民军登陆的冯玉祥，此时却丝毫不知王金铭、施从沄等已于滦州提前动手了。冯玉祥在等待发动起义，却不知标统范国璋（保皇派）已经怀疑他了。先是因为范曾遇到冯的护兵携油印机到冯家，而军中又发现了若干油印的革命宣传品，后又得叛徒张建功的密报，知道了王金铭、施从沄、冯玉祥的起义计划，而且在滦州起义的前一日，王金铭、施从沄派周文海以换马为名，去向冯玉祥密告打算改变起义计划这一行动，也被范国璋知道了。
保皇的范国璋是容不得任何革命之事，他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召冯玉祥来加以软禁。冯被软禁后，才从范的马弁口里知道了滦州起义的大概。密谋起义的主要人物却不知起义的时间和情况，反要从敌人的马弁口里探问消息，这大概也是此次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吧。
滦州起义的三个主要谋者，王金铭和施从沄被诱捕后就地处决，而冯玉祥却得到了极好的待遇：递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后又自由返回保定。如此从轻发落，一则是因为保皇派见王金铭、施从沄已死，如再追究，恐激起新的事变；而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姑夫大人陆建章的保驾得以瓦全。
1912 年2月19日，冯玉祥到北京陆建章处。当时正值袁世凯扩充武力，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遂委任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
借此时机，冯玉祥大量邀集滦州旧同志共同训练，开始了冯军集团的创建。
首先是士兵的招募。此次招兵，由冯玉祥在景县亲自招募，严把质量关。他认为招兵是练兵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这种人不仅自己练不好，而且还会成为害群之马，把其他兵都带坏了。因此，他的招兵标准为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18至25岁，身高4.8尺至5尺为合格，就此，他所招的兵多为忠诚善战者。
其次是军官的问题。1914年4月，陆建章奉袁世凯的命令，剿办白朗，遂调冯入陕，改编所部为第七师第第十四旅，冯玉祥升为旅长。后该部又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主祥仍为旅长。冯玉祥部初具规模，但许多军官却不听他的指挥，为此，冯玉祥特设一模范连，全连130人，以李鸣钟为连长，过三纲等任排长，石友三等为头目，冯治安、吉鸿昌、田金凯等都是该连士兵。该连训练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由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任教官，初步培养了一批练兵的干部，使冯军逐渐自成体系，壮大极快，开始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
袁世凯借南方革命势力赶溥仪下台后，自己又做起皇帝梦来，为此，他解散国会，废临时约法，炮制“中华帝国约法”，妄图借此一步登天。但他又害怕自己直接动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遂令部下先发出拥戴之声，自己再顺水推舟冠冕堂皇地登上皇帝宝座。而此时，冯玉祥正率第十六混成旅的一部分驻在四川川北，共负责20余县。他是随陈宦入川以镇压西南的，也是为了摆脱陆建章。在他的心中，镇压西南是假，反帝制和脱陆是真。因此，当他收到他签名的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时，置自己力量弱小不顾，发出了拒绝签名的电报，并义正辞严地表示：“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而且还立即召集官兵发表讲演，宣传反对帝制的道理，鼓劢士兵为参加反帝制斗争做好思想准备。
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于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了反袁护国战役。冯玉祥借此大好时机，在护国运动中一方面顺应潮流极力反袁反帝制，一方面又尽力以独立身份，与各方进行周旋，树立冯部声势，扩大自己的影响。
冯玉祥首先与护国军刘云锋进行接洽，求得局部停战，以争取有利条件保存自己，刘云锋当时已率护国军蔡部第一梯团进攻叙府，而冯玉祥则奉北洋军之令为防泸（川）兼攻叙（府）的司令。双方经过反复的较量和接触后，于1916年3月1日开始局部停战，并谋逼陈宦独立。与刘云锋停战后，冯玉祥马上直电陈宦，痛述利害：劝其宣布独立，陈仍迟迟不决，因为他毕竟是袁最得意的“亲信”之一。
见陈宦仍犹豫不决，冯玉祥干脆来个“最后通牒”，即要求陈宦加紧独立，否则以武力驱之。也就在此时，屠杀同盟会员最多的川军刽子手周骏，以重庆镇守使之职觊觎成都，欲取陈宦而代之。陈宦左右为难，最后被逼无奈，在冯军兵临城下的压力下于5月20日宣布四川独立，冯部亦改成护国军第五师，将原有的游击队和收编的川军合编为三营，委任张之江为第三团团长，鹿钟麟等为营长。
四川宣布独立后，袁世凯哪肯罢休？他立电其忠实鹰犬周骏，委任他为四川将军，全力向成都进攻。这也正合周骏心意。他遂利用川人排外心理，煽动人心，与冯玉祥部在龙泉驿对峙，而且还颇占优势。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于羞怒中病死，周骏失去了主子，便也立刻软了下来，派员谒冯致歉，周冯之间大战遂免，冯玉祥也得以北返。而在此时，张树声、邱斌、刘骥、邓长跃等与滦州起义间接和直接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员，都聚集在冯玉祥身这，冯玉祥也逐渐强大起来，直至在讨伐张勋时竟发挥主力作用。
袁世凯死后仅为一年，复辟狂辫帅张勋又跳了出来，将已废满清皇帝溥仪捧上皇帝宝座。真可谓“关父不死，鲁难未已”。帝制阴魂久不散。张勋是借当时北京政府的“府院”矛盾，于1917年6月30日逼黎元洪“交还大政”，7月1日，扶废帝重新登基的。
冯玉祥当时被段琪瑞免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正在京西天台山休养。张勋复辟为他重返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长提供了机会。在得到旧部史心田的报告后，冯玉祥立即由天台山三家店乘车出发，并派汪信卿以冯玉祥在北京的房产典押5000元，作为声讨复辟的起义费用，而且迅速着手具体的应战工作，如疏散家属、检查械弹等。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7月6日，冯玉祥迅速赶到廊坊，发出通电，誓师讨逆。在通电中，冯玉祥表示：“沧海可枯，初心不改。爰举义旗，以清妖孽。……誓师讨逆，以奠民国，……”凭着这股意气，张勋、冯国祥初战于万庄，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当时，冯玉祥部、王汝勤部、李长泰部以及张锡元、陈光远两部等夹攻北京，张勋已成瓮中之鳖。
但段芝贵却在此节骨眼上忽然出面调停。要知道，当初冯玉祥到天津与张绍曾、陆建章共商讨逆大计时，也就是他段芝贵，特邀冯晤谈，颂扬他过去的事迹“不啻是与民国共生死”，而且还要求冯玉祥大力讨逆，并担任廊坊正面的进攻。段芝贵的出尔反尔，令冯玉祥怒不可遏，他立即于7月12日再次发表通电，指责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却也有人居然出面调停！
他认为张勋复辟“推原祸始，则斩草未能除根之所致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安有调停之余地？”他的反帝制决心，真是”沧海可枯，初心不改”。同日，各部率军开始向天坛总攻，双方激战至11时，张勋的‘辫子军”支持不住，纷纷缴枪投诚，张勋的主力遂告消灭。
张勋失败，冯玉祥功不可没，得到直军首领曹锟的赏识。
吴佩孚压制冯玉祥，他曾向曹锟哭诉道：
“吴大帅在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样办是好，看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
王承斌也哀叹道：
“老马为主人效驱有年，现已不被信任，应当知难而退了。”
吴佩孚对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属部下也要示威。他派人监视湖北督军萧耀南，变开封督理公署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衙门，逼得河南督理张福来也向曹锟哭诉，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愿意辞职不干。
部将向曹锟哭诉，而曹锟此时也正闷闷不乐。
曹锟认为他才是直系的头号人物，吴佩孚在直系中坐第二把交椅。虽然，他俩之间曾有过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的“亲密”关系，但随着翅膀的渐硬和野心的膨胀，吴佩孚已开始向曹锟挑战，有了脱曹锟的打算，这怎能不使曹锟担心？
因此，曹锟借着“罗案”事件，即是指财政总长罗文干“纳贿”，实指罗文干将与奥国借款的大部分。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瞒过曹锟，全数拔给吴佩孚充作军饷。曹锟在“罗案”后又查出大批拨给洛阳的军费，他再也忍无可忍，于11月23日出面公布了王宠惠内阁（洛派内阁）的五条罪状。带领部下将领发动了一次声势颇大的反吴佩孚、倒“洛派内阁”的“电报战”。
见曹锟出头，以前受到吴佩孚排挤的各直系将领也纷纷发电，大骂罗文干，矛头直指吴佩孚，“秀才不倒，大选不成”。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见风头不对，急忙表示“对曹锟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并致电曹锟，说他对于“罗案”“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洛派内阁”倒台，吴佩孚终于败下阵来。但这只是吴佩孚的一次小败，真正的大败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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