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官僚體系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裡就又浮現出一個前提，即稅收的成本不能大於稅收的收益。這還是隻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遊牧者居無定所，稅收的成本必定會大於收益。於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而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因為其只能通過熟人關係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後，熟人關係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通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後，它就只能分裂為幾個小部落各自遊牧。
但歷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遊牧帝國，它們從何而來？這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強大的遊牧帝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遊牧帝國。這裡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
由於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有限，有一些必需品遊牧者只能從中原獲取，有兩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競相與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它們能從草原買到重要的戰爭品馬匹；不與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很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關係會使得草原與中原的貿易關係達到一個大致的市場均衡價格。對於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說，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取更好的條件，因為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於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面對這種狀況，通過戰爭獲取必需品會變成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於是強大的遊牧帝國出現了。
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通過不斷的戰爭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遊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繫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著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了確保統治者是個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帶來一個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後，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裡面會有不止一個出來希望繼承汗位，並且由於其父曾為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並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於是部落聯盟就會分裂，發生內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說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全都去世之後，下一代便一定會發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所以，歷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於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歷史，會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面臨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於是草原上一方面會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又會週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並不會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外部安全格局處於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
草原帝國還面臨另一個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說，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起來。草原上的遊牧者，生產、生活、戰鬥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大可汗養不起，意味著聯盟內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於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只掌握兩旗，後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統的根本原因所在。遊牧者會持久地保持著一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當然，東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遊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生，但其政治—財政—軍事邏輯與遊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於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著很高的需求。
摘選自施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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