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綏之與魯迅、錢均夫（錢學森之父）是刎頸之交，他們曾同船經大運河進京趕考，又一起東渡日本留學，並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時同班同寢，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厲綏之還與魯迅相約一起學醫，並於1904年分別考入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只是魯迅中途棄醫從文，而厲綏之卻學業有成，終成中國第一代西醫大家，他也是浙江醫科大學主要創始人之一，被浙江醫學界尊為“浙醫之父”。
厲綏之
厲綏之（1885—1975）原名厲家福，字綏之，以字名世，浙江杭州人，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厲良玉是晚清著名金石學家，是著名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也曾以開館授課為業，厲綏之是其長子，自幼傳承家學，國學功底深厚。
厲綏之曾於1899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這是由杭州知府林啟於1897年創辦的一所新式學堂，是浙江最早的高等學府，浙江大學就是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厲綏之與錢均夫（錢學森之父）、夏元瑮、蔣百里、施承志、許壽裳等人都曾是求是書院的同學。
1902年，厲綏之與錢均夫、魯迅、許壽裳等浙江學子在杭州菜市橋乘船經大運河趕赴北京紫禁城，參加由清政府學部組織的公費留學生複試，由於一個多月的水上旅途，彼此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又一同東渡日本留學。
1902年浙籍留日生在東京合影
當時留日學子都要先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厲綏之與魯迅和錢均夫不但同班而且還同寢室，經過兩年的時間朝夕相處，彼此結成刎頸之交，三人中錢均夫年長魯迅一歲，而魯迅又年長厲綏之四歲，期間厲綏之曾與蔣百里、許壽裳等人創辦並編輯了《浙江潮》，這份由浙江籍學人辦的刊物，是留日學子重要的輿論陣地，在留日學子中影響極大。
《浙江潮》
厲綏之曾與魯迅相約一起學醫，當他們1904年從東京弘文學院完成日語補習之後，分別考入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而錢均夫則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後來魯迅對醫學失去興趣而棄醫從文，而厲綏之於1908年從金澤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了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並於1909年9月學成歸國。
回國後的厲綏之在北京參加了清政府學部組織的遊學畢業生考試，並以“優等”成績考取了“醫學舉人”，又於1910年再次赴京參加了在紫禁城保和殿舉辦的複試，並以“殿試一等”的成績，被授予醫學部主事，按照清朝官員序列，各部主事為正六品銜，而科舉時期考中進士者才授予正六品銜，類似於現在的縣處級或副廳級官員，厲綏之回到浙江後擔任浙江陸軍醫院院長。
部分遊學畢業生錄取名單
當時中國各地的西醫醫院，幾乎都是由外國人開辦的，而出入西醫院看病者也大都是在華外國人和中國上流社會人士，普通百姓既看不起西醫，也不習慣於看西醫，面對這樣一種社會狀況，厲綏之與學醫同仁立志要開辦一所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西醫院，以此維護中國的醫權，並與外國人在杭州創辦的西醫院進行抗衡。
厲綏之與韓清泉、湯爾和等金澤醫專校友，在杭州士紳陳漢第、陳敬第（即陳叔通）兩兄弟的大力協助下，於1911年在杭州羊市街創辦了第一所西式醫院——浙江病院並擔任院長，湯爾和任副院長兼內科醫師，專門為國人治病，不僅取費低廉，而且醫師們也不領取正式工資，只發最低生活費，對於特別貧困的病人，醫院還實行免費治療，經過一段時間的運營，浙江病院收穫了良好的口碑，也深得社會上的好評。
為了培養醫學人才，厲綏之與韓清泉、湯爾和等人在時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長沈鈞儒的支持和幫助下，於1912年6月創辦了浙江醫學專門學校，由韓清泉出任校長， 學校課程設置與同期日本醫科專門學校基本相同，而教材也大都選用日本或德國教材，因為日本也是效仿德國，這是由中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第一所醫學專門學校，比1912年10月創辦的北京醫學專門學校還要早幾個月。
浙江醫學專門學校舊址
1914年，厲綏之創辦了《醫藥觀》（月刊）醫學雜誌並擔任主編，1915年又於湯爾和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並由湯爾和出任會長，同時創辦了《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新醫藥》等學術期刊，這一年2月中華醫學會在上海成立時，成員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學醫人士。
1919年至1922年，杭州區域內曾爆發了嚴重疫情，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浙江軍政府委派厲綏之等醫學界人士組織設立了臨時防疫醫院，，採用現代防疫技術及隔離措施，疫情才得以控制，1920年9月5日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頒佈大總統令，厲綏之被授予陸軍一等軍醫。
厲綏之
實際上早在1917年厲綏之等人就曾聯名向浙江軍政府建議設立防疫機構，但沒有得到重視和落實，這次抗擊疫情之後，厲綏之藉機再次向浙江軍政府提出建議，很快就得到答覆並撥款籌建，並於1923年建成了浙江省立傳染病醫院，1924年又籌建杭州市紅十字會並出任第一任會長，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浙江時，以厲綏之為會長的杭州市紅十字學會，成立了臨時總醫院並擔任院長，組織精幹的醫護人員，對戰場傷兵進行戰地救護和醫療救護。
歷史車輪進入三十年代之後，厲綏之曾被推舉出任杭州市衛生委員會常務委員並負責杭州市衛生行政工作，其職責類似於衛生局局長，而這個委員會委員長由時任杭州市長陳屺懷擔任，期間他還曾作為中國醫學代表團團長赴日參加“日華醫師聯合會”，並帶去了幾篇學術論文，在國際醫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他撰寫的《工業衛生學》更是他的代表作品。
《工業衛生學》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為了救助因抵禦日軍而浴血奮戰受傷的抗日將士，厲綏之在杭州組織創辦了三所傷兵醫院，收容從戰場上負傷的將士們，正是由於厲綏之的積極運作，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傷員的收治問題，不但及時拯救了傷員的生命，而且緩解了傷兵因受傷產生的痛苦。
抗戰勝利之後，剛進入花甲之年的厲綏之就主動辭去了所有公職而歸隱，而其二弟厲爾康也解甲歸田，他曾以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廳主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全程參加了抗戰。
厲綏之開始自辦診所服務大眾，此時的他從繁重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把全部精力用於診治病患身上，這位曾傳說為慈禧太后看過病的醫者，在中國醫學界名氣甚大，江浙滬一帶的達官貴人都慕名登門找厲綏之診病，而與其一起留學日本的浙籍學人，諸如魯迅、錢均夫、許壽裳等人更是厲綏之家的常客。
前排標2者為厲綏之
錢學森是錢均夫的獨子，幼時身體羸弱，曾罹患過腦膜炎和傷寒，如果不是厲綏之精心救治而轉危為安，也許早就夭亡了，對於“伯大人”的救命之恩，錢學森一輩子都心懷感恩之情，其1946年從美國回國省親之時，還曾專門到厲綏之家看望“伯大人”，並跪謝其小時候的救命之恩，而錢學森與蔣英之間的婚事，也是厲綏之從中做媒而成秦晉之好，因為厲綏之與錢均夫和蔣百里都是“求是書院”的同學，彼此交往密切，尤其是蔣百里與厲綏之的二弟厲爾康關係更為密切，因為他們都是學軍事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厲綏之與其三弟厲麟似都受邀擔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而二弟厲爾康則在上海文史館擔任館員，中央文史館和各省文史館都是為了團結和安排有聲望的老年知識分子而設立的，是具有統戰性和榮譽性的文史研究機構，所有受聘者幾乎都是社會名流和專家學者，期間厲綏之曾撰寫了一些對魯迅的回憶文字，尤以《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一文而聞名，是研究魯迅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厲綏之書法扇面
在十年浩劫之中，關於厲綏之與其二弟厲爾康和三弟厲麟似的一些經歷，還鮮有史料披露，厲綏之在厲氏兄弟中最為年長，於1975年在上海病逝，享年90歲，而二弟厲爾康於1967年在上海逝世，享年79歲，三弟厲麟似是1970年逝世的，享年74歲，這一段歷史空白期，肯定也是有故事的，只是諱莫如深而已。
杭州厲氏家族歷代人才輩出，尤其是厲綏之、厲爾康和厲麟似三兄弟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厲綏之以醫學立世，而厲爾康和厲麟似分別以軍事和外交見長，而厲氏三兄弟強大的“朋友圈”，更是遍及近現代史上許多歷史人物，而學界對厲氏家族成員也是缺少深入的挖掘，希望有更多的自媒體人關注杭州的厲氏家族，從一個家族的歷史，窺視中國近現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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