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淘汰的大清朝公務員體系裡，要官場得意，就得學會刮錢和油膩。

文｜聞韶

但凡有清朝戲便會有官。但凡有官，便會有好官和壞官。

一個典型的好官應該是怎樣的？儒家經典《大學》中有這樣的說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無論是古代寫話本的鄉野讀書人，還是現代的影視編劇，總會在故事中設定一個符合這種理想的青天老爺，藉由他們之手實現理想中的社會正義。

然而，大清國的廣大草民對此恐怕並不認同。在真正來自民間、有別於文學作品的諺語中，人們嘲笑道：「當官沒好人，好人不做官」。

畢竟，當好人和當好官，完全是兩回事。在大清官場上，好人要麼變壞，要麼就會被逆淘汰涮下去。

文官如何不愛錢？

什麼是符合大清國要求的好官？吏部明面上的考核規則大概最能說明問題。

清代的官員考核有所謂四格八法與四格六法之說。所謂四格，第一是操守，第二是才幹，第三是政務，第四是年齡。操守清廉、才幹有長、為政勤勞、年齡青壯，就是上等人才，可以升官一級。

按道理，朝廷如此重視官員操守，官員們總要作出個清廉的樣子，糊弄也得把上級和吏部糊弄過去。然而弔詭的是，清代大部分官員都將此視為空文，一上任就毫不避諱的搜刮榨取。

這是因為，這些銓選規則只是空泛的要求，照著來根本沒法活。無論在衙署生涯中，還是升官道路上，只有銀子才是硬道理。

整個朝野上下，為公為私，最缺的就是銀子。

清代的財政體制被稱為「不完全財政」，每年的支出都是按照《會典》和《則例》的明文記載定死的，無論社會經濟發生怎樣的變化，均不得突破法典所規定的支出範圍和額度。不管黃河發了大水還是臨時用兵，預算就那麼多，不能因事設費，因而在制度上存在巨大的財政缺口。

這一制度體現到地方衙門，就是朝廷只負責條例定死的官員俸祿，其餘的行政經費一概沒有著落，需要地方官自理。

以州縣官官員為例，他們是第一級的親民官員，最主要的行政事務是錢穀刑名兩項，也就是繳稅納糧、審斷判案兩件事。而做這些事都得用錢。

要通知花戶納糧，就需要差役跑腿，如果是下鄉收糧，還要差人用車將糧食運回來。如果折糧為銀，也要找銀匠融碎銀鑄成整塊。審案也是同理。押送凡人，追捕逃犯，走訪證人，查驗證據，勘驗屍體，每一件事都要錢。

辦事成本還不是最可怕的。在清代，維持衙門裡一整套行政班子的經費，也全要由地方官自己來承擔。

光是衙役數目就不少，小縣數百人，大縣數千人。清代名宦劉衡上任四川巴縣之時，縣內衙役有7000多人外加他們的妻兒老小要靠他養活。即便在劉衡削減差役人數之後，也還剩100多個人，每年的薪水就不是小數。

除了公家的人，縣官自己的師爺、長隨、丫鬟、廚子，也都要知縣自己養著。

· 正印官基本都要聘請師爺以保證錢穀足額、刑名無錯，不被批駁。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河南巡撫田文鏡的師爺鄔先生獅子大開口，要價年薪八千兩。歷史上州縣官員的師爺們一年最少也要一二百兩

那麼，有著這麼一大幫人要養活的縣官，每年薪水是多少呢？

按照康熙八年（1669年）最終確定下的規定，45兩，外加2700斤大米。

這個收入，別說僱師爺長隨，就是知縣夫婦二人都要節省著花。真正一分不取的官員，收不了糧食、斷不了案子，更別說修路、築橋、建學校、整堤壩、捕盜賊之類公共事務，最後恐怕只得讓差役自己養活自己，縱容其勒索草民。

若是更有追求，想要做一番政績，那更加要學會百般花樣變出銀子，練就搜刮揩油的本領，精通「刮地皮」。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被晚清官場視為人格楷模的曾國藩，為了不給皇帝添麻煩，不惜禁止下屬向朝廷奏請撥餉，轉頭加倍盤剝被戰火和水災蹂躪的江西省，還痛批陳情的地方官是「捏報災區」。

到了這一步，大清衙門在民間的觀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磕頭，少說話

真正的一文不取的「好官」，不光在地方公務上被處處掣肘，想要升官更是難上加難。

清代官員的考察主要分為「京察」和「大計」兩部分。考核在京官員為「京察」，考核在外官員是「大計」。不管是京察還是大計，官員的升遷都操之於上官之手。

每逢大計時，總督、巡撫會撰寫對省級的評語，提交吏部，再由皇帝進行考核。而省級以下官員的考核要次第考察各自屬下官員，經過督撫之手上報。

對地方官來說，督撫的一封保薦足以讓人飛黃騰達。強勢的督撫，如年羹堯，其保舉的官員不容吏部干涉，再如曾國藩，一封保舉書，就能讓左宗棠成為浙江巡撫。

· 左宗棠舊照

如果上官對於下屬的升遷如此重要，那利益輸送和百般討好就不可避免了。

清代官場有「三節兩壽」的說法，每到此時下官都要多少要「孝敬」一點。所謂三節，就是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長官壽辰和長官夫人壽辰。除此之外，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如果上北京一趟，臨走告別時還有別敬。

這些半合法的金錢往來對京官尤其重要。馮桂芬曾說過：「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個人生活勤儉如曾國藩，進京面聖之後，也要「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

這尚且是明面上的官場通用規則，如果想要上官的格外青睞，禮節之外的重禮更不可少。如果遇到愛錢的上司，那就更是如此了。

咸豐時期甘肅臬司明緒，除了三節兩壽外，還要給自己母親過兩次生日。母親去世後，藉著喪禮，再和各位同僚收一筆喪儀。甘肅總督樂斌給自己家奴娶妻納妾，也要官場同僚出錢。

一個州縣官員，直屬上司就有知府、道臺、巡撫，有時還有總督。上司之外，還有同僚和不直屬的上司，甚至連上司的門房長隨也要算在孝敬範圍之內。每人每年最少要送五次禮物，這些錢要從哪裡變出來？只能「刮地皮」。

光會送錢還不夠，想要升官，還得精通宦術，也就是官場成功學。有清一代最通行的官場訣竅，莫過於「多磕頭，少說話」六個字。

這句話出自從乾隆到道光年間，屹立官場五十載的曹振鏞。他官至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成為萬千官員仰望的成功案例。一次，門人向他請教多得恩寵的秘訣，曹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清代京城有人寫過一曲《一剪梅》，諷刺以曹振鏞為代表的庸庸碌碌的大清官迷，曲曰：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要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在從容，議也毋庸，駁也毋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後世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換今天大白話說，要官場得意，就得修得中年油膩。

不料曹公諡號文正，還高於文忠、文恭一等。終清一世，只有八個文正公。另一位著名的文正公曾國藩，也是謹小慎微的人精，足見這六字訣的奧秘。

· 曹振鏞畫像

當然，一味圓滑油膩也是不行的，該擔當時還需擔當。

稍好者如胡林翼，和上司的小妾結拜成了義兄妹；差點的，送歌姬舞妓給上司；再不濟者，還要送自己的妻妾去上司處「當差」。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就寫過某候補道臺將妻子送去總督家「當差」。時人嘲道：「不怕頭巾染綠，須知頂戴將紅。」

銀子花了，頭磕了，其他馬屁也拍好，上官們自然也要照拂下屬，多少有替他們「彌縫」的義務。所謂彌縫，就是調和斡旋，設法補救，有時只需寥寥數字就能改變下屬的命運。

乾隆時期，雲南巡撫推薦他手下的一個道臺，推薦語是「老成持重」。在乾隆複查前一位巡撫的評語時，發現對該人的評價是「年老體衰」。年齡大本是大清官員考核中的重要扣分項，該巡撫小筆一揮，便轉劣為優了。

兩難的朝廷

掌握全國特務系統的皇帝和朝廷，對於普遍的腐敗當然不是毫無覺察。

然而，抄一兩人的家是容易的，改革財政制度則要動搖國本，朝廷又不能真的逼官員們都去吃土，還仰仗他們辦事。權衡之下，只能一年又一年的裱糊過去。

由於財政制度的缺陷和巨大的疆土，大清國年年缺錢，年年虧空。整頓吏治見效太慢，而抄沒贓款為國紓困則立竿見影。雍正以後，大清國實際上承認了貪官的普遍存在，甚至把他們當成了提款機。

清朝對「火耗」問題的政策變化就很能說明問題。

所謂「火耗」，就是地方官在每年正常稅賦之外巧立名目收的一種手續費。草民納稅用的是碎銀子，州縣官員需要將其鑄整後上交，「火耗」名義上就是是碎銀鑄整過程中損耗的部分。

· 清代銀錠，十兩和五十兩

當然，實際情況遠不止如此，藉著這個名目，地方官會把本地的行政經費、州縣官不夠用的工作生活開支、給上司的孝敬都攤進去。各省各縣火耗數目並不相同，最高的山東和河南，在正額之外，還要加上八成火耗。

皇帝其實清楚，官員不貪就活不下去了。康熙四十八年的一道上諭寫道：

雍正對此也清楚的很，即位後施行火耗歸公，將火耗改為法定稅，充當地方行政經費，再勻一點出來發給官員作養廉銀。如此一來，州縣官員似乎就能脫貧了，也就不用貪汙或向民間額外搜刮了。

雍正的做法，常被現代人讚美為用制度建設解決貪腐問題的高明方案。然而與此同時，雍正實行的另一項措施卻為貪官網開一面，對清朝中後期吏治敗壞埋下伏筆。

《大清律》對貪汙罪的懲治本來非常嚴苛。雍正為了讓貪官交錢補貼財政，廣泛實行康熙晚年發明的「完贓減等」政策：貪汙的官員只要在三年內把贓款全部交出來，就能輕罰輕判。他還大幅提高貪汙入刑的門檻，小貪官只要還錢，就不會被問罪。

雍正年間的貪官沒有一人被殺頭。就連侵貪450萬餘兩，最後仍有四十萬兩沒有「完贓」的原山西巡撫蘇克濟也被特旨釋放了。結果，貪汙蔚然成風，對貪官的罰款成了朝廷的公費來源。

乾隆即位初年，發現竟然有京官為了交罰款，把自家房子都賣了的。沒了錢，繼續撈就行。

乾隆對雍正對貪汙犯的寬縱深感詫異，決議廢止「完贓減等」，在位時期因為貪汙殺了二十多個封疆大吏和無數州縣官員，數量為歷朝第一。然而，殺人並沒能解決問題。

· 乾隆畫像

為了繼續補虧空，乾隆皇帝乾綱獨斷，將本來用於本省地方公費的火耗統一由中央統籌，轉調他省，又要求官員們交出養廉銀用於賑災。搬東牆補西牆到這份上，雍正的養廉計劃已全面破產，大大小小的官員又回到了不搜刮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曾言，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貪墨大吏，日甚一日。嘉慶皇帝即位後，面對垮塌的吏治和空虛的國庫，只得再次恢復了「完贓減等」，在艱苦的整肅吏治和現實的拿錢放人中選擇了後者。

對朝廷來說，官員隊伍裡混入了庸人、蛀蟲，雖然是違反聖人之道的政治不正確，但年年都會爆發的因旱澇饑荒、四方兵災、大建宮殿造成的財政短缺，才是頭等大事，才是最現實的危機。

節流節不下來，就只能開源；開源又沒有現代財稅或金融手段，只好走上買官賣官的老路。

自清初以來，每次朝廷缺錢，就會特開捐納，科舉考不過的人只要交夠錢，就能成為候補官員。如咸豐十年，捐到福建候補道臺的陳淮漢原本是個茶行夥計。他的弟弟陳翀漢，因為鬥毆結仇在廣東呆不下去，竟也跑到福建捐了個候補知府。

· 同治年間捐九品官銜的收照

這不由得讓人替朝廷操心：只要捐錢就能當官，那讀書人還考什麼科舉？那不得滿街洪秀全嗎？

好在，朝廷對考上科舉的人才也是公平的，捐納面前人人平等。那些本已經有功名的進士、舉人或在職官員，也可以通過捐納，加快自己獲得職位的速度，甚至獲得更高官職。

那些苦讀多年、等著論資排輩晉升的進士、舉人和在職官員，為了不被其他交錢的人壓過一頭，也只得紛紛解囊捐納。動輒千百兩的經費出自何處？自然只能動歪腦筋。

太平天國之役後，清代145萬有功名和官銜的人中，有53萬是新近捐納，佔總額的36%。官員如商人，官職如買賣。到這時，升官已經成為了比拼底線和良心的戰爭。

此時的大清朝廷，還在吹噓自己實現了「同光中興」。然而等到天朝畫皮撕破，財政徹底潰爛，逆淘汰惡果顯現之時，滿朝庸碌之輩已然無力迴天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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