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樣，《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涉及到的深層次討論也有很多，而顯然根據讀者自身的閱歷和生活，也會對這些討論有更多或是更少的感觸和啟發。儘管書名為《安娜·卡列尼娜》，但是在雙主角的架構下，我反而對列文的故事與思考產生了更多的興趣，這應該也是有理可循的。
就我自己本身而言，對於安娜的故事主軸，那種建立在上流社會交際的愛情，無論是安娜與卡列寧的冷淡關係也好，安娜與弗龍斯基從熱戀到懷疑最終了結自己生命的孽緣也好，感觸倒不是特別的深刻，大概我本身對於這樣的愛情以及這樣的愛情所涉及的貴族背景，抱有一種不願深入瞭解的自卑感。我不是貴族，我也不特別的理解愛情為何物，所以我對這一半的故事並無特別大的感觸。
在安娜的故事中，僅有受到深深觸動的情節就是她千辛萬苦，與兒子謝廖沙相遇的這一個場景。似乎不管是《戰爭與和平》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托爾斯泰在描寫到母親的時候總是會特意營造出一種母親對個別子女偏愛的情感。比如前者裡，羅斯托娃夫人對彼佳的感情遠勝于娜塔莎和尼古拉，而在後者，安娜則偏愛兒子，卻對女兒十分疏遠。然而情節的走勢反而都是對母親最親愛的孩子更加殘酷，彼佳死於戰爭，而謝廖沙則是在與母親相見後生了一場大病，在父親的影響下，把母親當成了一生的噩夢。究竟托爾斯泰設計這樣的故事有什麼更深的意圖和想要帶給讀者什麼特別的東西，孤家寡人的我暫時還不是特別的能夠有所感悟。
而談到列文，除了他似乎是受共產主義啟迪的那種探討農民在農業上的價值的農業經濟學的思考之外，對於我而言，更有感觸的還是托爾斯泰藉助列文就生死與信仰所展開的討論。這一系列的故事的情節設計也十分巧妙，首先始於列文見到他已經形容枯槁病骨遊離的哥哥尼古拉，然後是隨著新婚妻子基蒂前去見哥哥最後一面。而讓人拍案叫絕的是，正是在尼古拉撒手人寰的時候，大家知道了基蒂懷孕的消息。這麼一死一生之間的劇情轉換，到了孩子降臨的時候進入了最高潮。
列文自認為是一個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他的哥哥尼古拉同樣如此。然而到了彌留之際，是基蒂勸導尼古拉接受聖餐禮，才讓已經處在不可避免的死亡上的尼古拉取得了片刻的安寧。列文同樣如此，只有到了面臨生死的時候，不管是哥哥的死去，還是基蒂生產時的生死邊緣，想到的卻是像最虔誠的教徒一樣祈禱。而在經歷過至親的生死之後，人為何而活也就成為一直困擾列文的問題，這個問題受過大學教育的自己解決不了，那些大學者朋友，他的長兄之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無法為他揭開他所需要的答案，即便他們向他推薦了各種知名哲學家的作品。
然而到了最後，就如同《戰爭與和平》中解開皮埃爾疑惑的不是社會精英的共濟會，而是社會底層的卡拉塔耶夫一樣，在這部作品中，從天而降解開列文有關生命價值的難題的也是一個來自於社會底層的農民。他一句議論鄰里的有些人為了需求活著，而老實人為了靈魂活著，為了上帝活著的樸素言論讓列文感受到了解脫。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結果---有報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關係的。
從此開始，他拋棄了以往的唯物主義思想所教給他的理智，迴歸了一些屬於靈魂，屬於信仰的東西，也就是善。這種“善”就是他活下去的意義。
歲月和力量都貢獻給了勞動，而報酬就在勞動本身。
聯繫早前的這一句話，其實他就是處在一個騎驢找驢的狀態。他一直做著善事，不管是幫助農民，愛護妻子，還是照顧親戚，但他卻沒能意識到他做的是善事，是長久以來維持他生命前進的動力。就像勞動的報酬對於列文而言，不在於通過勞動獲得了什麼滿足需求的東西，而在於勞動本身給他的身心帶來的愉悅一樣，生命的意義也是如此。他做著利人，但未必利己，難以用功利主義或是理智所支持的善事，卻能夠讓他的靈魂得到安寧，內心得到滿足。而也正是做這種善事，讓他免疫了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所提到的兩種不幸之一的受良心責備。而基蒂儘管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為什麼要虔誠，但是她對於信仰近乎迷信般的堅持卻反而比一直尋找生命價值而不得的列文更像一個智者，因為列文最終找到的答案一直都在他自己和他妻子的手上，就在他們每天的例行公事之中，只不過基蒂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需要思考的事情。
當然，在這本作品中，還有列文，或是托爾斯泰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列文是通過教會豎立的尺碼瞭解到什麼是善，並且做著追隨靈魂本身，而不是肉體需求的善事，但是其他宗教的信徒也好，無神論者也好是如何通過找到善來達成生命的圓滿呢？其實作為我們並非在宗教信仰濃厚的社會下成長起來的人民，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我們同樣可以像列文一樣迴歸到幼年時所受的最粗淺，且最基於靈魂的教育，去了解到什麼是善，什麼是善行。
偽善不論在什麼事情上也許可以欺騙最聰明最機靈的大人，但是最不靈敏的小孩也能識破偽善，對它抱著惡感，不管它掩飾得多麼巧妙。
就如同托爾斯泰所寫，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的理智和高等教育去了解什麼是善，什麼是偽善，因為這些東西是小孩子的靈魂就可以輕易鑑別的。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要回歸到作為一個純真孩子的心境，再憑此做出不受良心責備的抉擇罷了。大概托爾斯泰和列文的問題，在這一部作品中其他的角落已經給出了答案。
很多諾貝爾獎級別的文學作品和作家，比如川端康成，突出的是那種特有的民族性與地域性，這或許在追求多元化社會的現在能給我們一種縹緲的獵奇感。而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卻恰好相反，他總是以一種俄國人特有的口吻與風味，去探討那些全人類都能夠受用的東西，比如《戰爭與和平》的幸福，《安娜·卡列尼娜》的善與信仰，甚至去揭示這些答案的人往往不是什麼知識淵博的大儒，反而是那些在我們的生命中會忽視或輕視的勞苦大眾。我想，這就是他作品中的獨到之處了。
照片自攝於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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