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主要從地理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四個方面，論述了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形成、變遷、傳承和內涵的影響，並著重論述了自然人文環境對各種類型地名的語言和實體內涵的影響。
作者認為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帶有普遍意義，因此在全國地名普查、規劃、管理和保護等工作中，應該高度重視自然人文環境因素的作用和影響。關鍵詞: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環境;地名
安徽淮河流域處於淮河中游地帶，涉及淮北地區和淮南部分地區，包括今天的阜陽、蚌埠、亳州、宿州、淮北、淮南、六安七市和合肥、滁州兩市部分地區。關於該區域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專門性的研究成果所見甚少。本文將著力點放在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上，主要從地理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等四個方面加以論述，力圖在內容和方法上對淮河文化研究有所補益，錯謬不當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
地理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
這裡所說的地理環境主要指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貌、氣候、土壤、植被、生態等內容，自然地理環境尤其是地貌環境，對地名的影響較為顯著。
（一）水環境對地名的影響
淮河的“淮”字，甲骨文作“隹”，《說文解字》:“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專家認為“淮”作為地名，與上古族群淮夷有關，淮夷是東方鳥圖騰少昊氏的後裔，祖居泗水上游的古奄國，即春秋時以曲阜為中心的魯國所在地。後來一部分鳥夷土著北遷濰水流域，一部分南遷淮水流域，還有一些鳥夷土著遷往其他地方。也有專家認為淮水鳥夷由濰水流域遷來，濰與淮古字相通，均來源於“隹”。《尚書·禹貢》雲:“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這是最早記載淮河水系的文獻資料。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了淮水及重要支流名稱，如汝水、潁水、渦水、夏肥水、濉水、泗水、決水、灌水、沘水等，但比較零散，不夠系統。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對淮河水系的記載較為具體系統，除了注錄《漢書·地理志》淮河干支流名稱並加以註釋外，還較為詳細記載了不少其他支流情況，其中與安徽有關的淮河中游水系有渙水、洨水、相水、沙水、谷水、蘄水、獲水、潼水、潤水、窮水、史水、濠水、洩水、洛水、施水、溪水等。
淮河淮南段（圖源：人民網）
一些淮河水系名稱常常成為安徽歷史政區命名的重要元素，如淮南國、淮南郡、淮南道、淮南路、淮西路、淮西道、淮泗道、臨淮郡、臨淮府、臨淮縣、汝陰郡、汝陰縣、潁州府、潁州、潁陽縣、渦陽郡、渦陽縣、臨渙郡、臨渙縣、洨縣、谷陽縣、蘄縣、泗水郡、泗州、淠(沘)水縣、臨濠郡、臨濠府、濠州、臨濠縣等。這種影響今天仍然存在，現有市縣區名中，有淮南市、淮北市、潁上縣、濉溪縣、臨泉縣、泗縣、五河縣，蚌埠市淮上區，阜陽市潁州區、潁泉區、潁東區等。鄉鎮名中，有阜陽市潁西鎮、潁南鎮，潁上縣潤河鎮、建潁鄉、潁河鄉，界首市泉陽鎮，阜南縣洪河橋鎮;蚌埠市長淮衛鎮，懷遠縣淝河鄉、淝南鄉，固鎮縣濠城鎮;宿州市蘄縣鎮，靈璧縣澮溝鎮，泗縣泗城鎮，五河縣沱湖鄉;亳州市淝河鎮，渦陽縣渦南鎮;淮南市洛河鎮;六安市雙河鎮、淠東鄉，霍邱縣臨淮崗鄉;濉溪縣臨渙鎮;鳳陽縣臨淮關鎮等。
此外還有大量與水相關的地名，包含河、水、湖、溝、陂、塘、泉、溪、灘、灣、澤、汭、洲、淺、池、瀆、溜、渚、窪、澗、港、浦、汀、潭、井等通名。如乾隆《潁州府志》記載的與水相關的地名仍有很多，如潁水、沙水、淮水、淝水等;清河、七里河、舒陽河等;西湖、鏡湖等;洄窩溜、坎王溜等;黑龍潭、龍井、白蟹泉;崇灣、老堰灣等;黃邱港、白魚港等;白龍溝、七里溝等;椒陂塘、安舟塘、雙陂、盆陂等。今存的地名中，仍有部分有水環境地貌存在，有些水環境地貌已不復存在，還有些地名雖然水環境地貌仍然存在，但與歷史上的水環境地貌已經大不相同。
（二）山地丘陵地貌對地名的影響
安徽淮河流域雖然以河湖、平原地貌為主，但也散佈著一些山地丘陵，尤其是淮河南岸的大別山區，更是山崗林立，因此反映山地丘陵地貌的地名也不少。這些地名包含山、岡、崗、嶺、嶽、丘、陵、墩、坪、峪、阜、巖、崖、衝、臺、石、洞、埂、堆等通名。如同治《六安州志》記載的與山地丘陵相關的地名:有番山、武陟山等;雞鳴嶺、虎兒嶺、軒皇嶺等;嵩寮巖、雪峰巖、八仙岩等;鳳凰臺、乳香臺等;萬歲岡、鐵爐岡、土橋岡等;黃花墩、元武墩、青墩等;龍盤石、龍爪石、紗帽石等;李家坪、上茅坪等;磨劍衝、槐花衝等;仙人洞、雷鳴洞等。一些歷史政區名稱，也與山地丘陵地貌有關，僅以古代縣名為例，就有山桑、夏丘、陰陵、淮陵、甾丘、葛山、灌丘、嶽安、晉陵、雍丘、碭山、清丘、塗山、荊山、霍邱、霍山、沈丘、靈璧、鳳台、嘉山等。
(三)動植物環境對地名的影響
安徽淮河流域動植物環境對地名的影響也是存在的。如古蓼國，相傳為皋陶後裔封地，漢置蓼縣，治地在今河南固始縣蓼成岡，靠近安徽霍邱縣境，所以霍邱也有“蓼國”、“蓼城”的說法。關於蓼國得名，據說源於當地的一種植物蓼，“蓼是草本植物，分藍蓼、英蓼、水蓼。今霍邱古稱之為‘蓼國’便由此植物而得名。”再如蚌埠，“因境內淮河段盛產河蚌而得名，史籍記載蚌埠‘乃古採珠之地’，故又譽稱‘珠城’。”再如符離，“《爾雅》曰:莞，苻離也。以地多此草，故名。”符與苻古字相通。宿州地方史志專家認為，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早期代表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即寫於他少年時代的棲息地符離。還有許多諸如竹邑、梧縣、山桑、梅山、良梨、棗林、藕塘、菱角、桃嶺、麻埠、檀山、柳巷、梧崗、榴園、桑營、茶庵、楓廟、桂灘、槐寨、柳溝、柏山、松店、蒲林、棉場、桑澗、鴨湖、鴿籠、椿樹崗、柿樹崗、水竹坪、斑竹園、白蓮坡、枸杞園、槐樹灣、黃桑峪、芙蓉山、韭山洞、白龜泉、白蟹泉、燕子河等
大大小小地名，也大都與物產景觀等生態環境有關。二
政治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
對安徽淮河流域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產生影響的政治環境，主要包括先秦古國、秦漢郡縣、建置沿革、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方面。
(一)先秦古國對地名的影響
夏商西周時期“淮夷”、“南淮夷”、“徐夷”、“舒夷”等夷族勢力，在淮河流域建立了不少偃姓或贏姓古國。與安徽有關的，夏朝主要有塗山氏建立的塗山國，皋陶後裔建立的六國和英國，皖中的南巢國和淮夷關係密切。商朝時，六、英、巢國繼續存在，來源於塗山氏的徐國實力強大，還有人、林、孟、攸、虎、甾、危、芒、築、霍等方國或城邑，大都與淮夷有關。西周時，六、英、巢國繼續存在，徐國依然強大，舒庸、舒鳩、舒蓼等群舒方國，在淮河南岸的皖中地區建立城邑。“徐偃之族及其別部塗山氏，群舒等族眾，是長淮南北和江淮間較早的開拓者。他們的歷史活動遺蹟，至今還較廣泛地保存在本省的各級和各類地名中。”西周以後，宋國在安徽淮河流域也較有影響，宋共公曾一度由商丘遷都相城，大約宋昭公、宋悼公時再次遷都相城。蕭國曾是宋國附庸國，在血緣和地理上都與宋國關係密切。蔡國後期為楚國所迫，曾遷都壽春附近的州來，史稱下蔡，歷5侯40餘年。陳國和沈國在安徽淮河流域也有影響。還有胡、銍、焦、夷、窮、蓼、向、寘、鍾離、夷虎、州來等方國或城邑，在史籍中留下印跡。春秋戰國時期，存留下來的先秦古國基本上被楚、吳、越等南方大國滅掉，最後控制淮河流域的楚國又被秦國滅掉。秦代以後，安徽淮河流域先秦古國
作為政治實體已經不復存在，但大多作為政區地名元素被保留下來。安徽至今仍有一些小地名與先秦古國有關。如淮南市蔡家崗，因蔡侯墓的挖掘而得名，“1957年在趙家古堆發現蔡侯墓，為古下蔡地，故以‘蔡家’名崗。”安徽淮河流域不少地名中含有“郢”字，與楚國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密切相關。郢本來表示楚國國都，最初建郢都於湖北江陵，在秦軍逼迫下，郢都步步東遷，先遷淮陽，再遷鉅陽，最後定於壽春。公元前223年，秦軍攻破壽春，楚國滅亡。壽春城裡楚國貴族和百姓紛紛出逃，不少人流亡到江淮各地散居下來，為了紀念故國，這些楚國遺民將居住的村落稱為“郢”或“郢孜(子)”。
(二)秦漢郡縣對地名的影響
秦朝在地方實行郡縣制，安徽淮河流域分屬四川(亦稱泗水)、碭、九江、淮陽四郡，下轄近30縣，四川郡:相(郡治)、符離、取慮、銍、虹、平阿、下蔡、山桑、蘄、菑丘、郚、城父、竹邑、蕭、僮;碭郡:碭(郡治)、下邑、譙;九江郡:壽春(郡治)、曲陽、灊、舒、陰陵、東城、鍾離、六;淮陽郡:女陰、慎、新陽、新郪。漢初郡縣制與封國制並行，漢武帝時，在郡國之上增設州制。安徽淮河流域分屬豫、徐、揚三州，含汝南、沛、九江、廬江、臨淮五郡和六安、楚、梁三個封國，轄縣及侯國增至50，汝南郡:汝陰、富波、慎、寢、鮦陽、細陽、新郪、新陽;沛郡:相(郡治)、竹、符離、蘄、銍、龍亢、向、義成、平阿、谷陽、洨、虹、夏丘、譙、城父、扶陽、蕭、山桑、鄲、下蔡;九江郡:壽春(郡治)、浚遒、成德、合肥、鍾離、陰陵、東城、當塗、曲陽、博鄉;廬江郡:龍舒、潛;臨淮郡:淮陵、僮、取慮;六安國:六、安風、陽泉;楚國:甾丘、梧;梁國:杼秋、下邑等。東漢時期，安徽淮河流域的政區設置情況與西漢大體相當。
秦漢一些置縣及名稱來源於先秦時期的方國和城邑，如六縣源於古六國;當塗縣源於古塗山國;舒縣、龍舒縣源於群舒古國;下蔡縣源於古州來國，春秋蔡國都邑;寢縣源於古寢邑，春秋沈國都邑;蕭縣源於古蕭國，春秋宋邑;汝陰縣源於春秋胡國;鍾離縣源於春秋鍾離國;向縣源於春秋向國;慎縣源於春秋寘邑;譙縣源於春秋陳國焦邑;城父縣源於春秋陳國夷邑;潛縣源於春秋楚國灊邑;相縣源於春秋相邑，戰國宋國都邑;壽春縣源於戰國楚國壽春都邑;新郪縣源於戰國魏國郪丘邑等。秦漢以後，縣級地方基層政區單位基本未變，安徽淮河流域秦漢縣名也大多被保留下來。
(三)建置沿革對地名的影響
受朝代更替等政治因素影響，行政區劃設置和隸屬關係始終是動態的，政區名稱也多有變化。如淮北市，春秋時為宋國國都相城，秦置相縣，為泗水郡治，漢高祖改為沛郡，東漢初年置沛國。魏廢沛國，相縣改屬譙郡，後又改屬汝陰郡。北齊廢相縣，其地併入蕭縣和符離縣。隋屬彭城郡，唐元和以後至明清，屬宿州和徐州。1950年析置濉溪縣，1960年設濉溪市，1971年改為淮北市。再如壽縣，夏商時屬六國，春秋時為楚、吳、蔡等國佔據。戰國時為楚國郢都。秦置壽春縣，屬九江郡。西漢初置淮南國，以壽春為都城。東漢末為揚州刺史治地。三國魏設淮南郡。西晉為淮南郡壽春縣。東晉改名壽陽縣。南朝宋武帝曾以壽春為都城。梁、陳為豫州治所。北齊為揚州治所。隋在淮南郡設壽春總管府，後改設壽州。五代後周移壽州州治於下蔡縣。北宋政和年間置壽春府，轄壽春、下蔡、安豐縣。南宋改壽春府為安豐軍，治所從下蔡遷回壽春。元代為安豐路總管府壽春縣。明初復建壽春府，後又改為壽州，屬南京鳳陽府。清代沿襲明代鳳陽府壽州建置。民國元年改壽州為壽縣。
東晉南朝僑置州郡縣對地名變遷也有影響。如譙郡，東漢建安中，曹操析沛、汝南郡置，治譙縣。魏文帝以譙為帝鄉所在，建為五都之一。魏末領譙、城父、宋、苦、酇、蕭、相、竹邑、符離、銍、蘄、洨、虹、龍亢、山桑15縣，除苦、酇兩縣，均在今安徽淮北地區。東晉南朝時譙郡僑置有多處:其一，東晉僑置南譙郡，治地浣川在今安徽當塗縣境，省廢於北齊北周時，時郡僑地在今安徽巢湖市東南。其二，南齊僑置北譙郡，治地在今合肥市長豐縣境，領譙、蘄、寧陵三僑縣。其三，梁僑置北譙郡，治地於今滁州市全椒縣境。其四，梁僑置南譙州，治地在今滁州市境。其五，宋置豫州譙郡，領蒙、蘄、寧陵、魏、襄邑、長垣六縣，其中蒙、魏、長垣三縣為僑縣。蒙縣原治今河南商丘市東北，僑治今安徽蒙城縣西北，魏縣亦僑治在今蒙城縣境，長垣縣僑治在今亳州市。宋明帝年間喪失淮北後，譙郡僑置北徐州馬頭郡境內，治地在今蚌埠市。其他如豫州、汝陰郡、沛郡、梁郡、淮南郡等，在安徽境內的僑置情況都比較複雜，虛實相雜，分合不定，興廢頻繁，名稱多變。正如《宋書》所言:“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
(四)政治制度對地名的影響
歷史上地方行政制度名稱和層級屢有變化，秦代實行郡縣制，漢代增設州制，唐代增設道府制，宋代將道制轉化為路制，元代增設省制。省、路、道、府、州、郡、縣等，均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劃，亦為地方一級政區通名。對安徽淮河流域來說，省，設置最晚，層級很高，相關政區名很少，如元代河南行省，清代江南省、安徽省。道、路，設置較晚，層級較高，相關政區名不多，如唐代河南道、淮南道，清代安廬滁和道、鳳潁六泗道，民國安慶道、淮泗道。宋代京東西路、京西北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元代濟寧路、廬州路、安豐路、淮安路等。府，設置較晚，層級較高，相關政區名也不多，如宋代順昌府、壽春府，元代汝寧府、歸德府，明代鳳陽府、廬州府，清代鳳陽府、廬州府、潁州府、徐州府等。州，設置很早，層級變化較大，相關政區名較多，尤其是南北朝時期。如兩漢西晉豫州、揚州、徐州，南北朝潁州、譙州、豫州、徐州、合州、霍州、揚州、仁州、睢州、潼州、陳州、汴州、楚州、西楚州、南兗州、西徐州、北徐州等，唐代潁州、亳州、宿州、徐州、宋州、壽州、廬州、濠州，明代壽州、潁州、亳州、宿州、泗州、徐州、六安州等。郡，設置很早，層級變化較大，相關政區名較多，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不再一一列舉。縣，設置很早，層級一直較低，相關政區名較多，很多縣名存在時間很長。
縣級以下基層政治組織，對地名亦有影響。秦漢時期實行鄉里制，主要有裡、亭、鄉等名目，如《史記》記載老子故里“楚苦縣厲鄉曲仁裡”，陳勝舉義處“蘄縣大澤鄉”，劉邦曾任“泗水亭長”。北魏孝文帝時，廢除宗主督護制，改行三長制，三長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北齊和北周對三長制的名目有所增益，在鄰、裡、黨外，設保、閭、族等組織。唐代實行裡坊制，在城區、郊區、鄉村採取不同建制，如城區設坊，郊區設廂。宋代王安石變法時，曾推行保甲制。明代配合黃冊制度，開始推行裡甲制，以裡和甲為基本單位。清代末年，“安徽各州、縣以下設市、鎮、鄉(旌德縣設區)，鄉(區)以下分別設裡、保、都、圖、集、村、耆、坊、鋪、社、甲等組織，名目及層次均不劃一。”
歷代軍事制度對地名也有影響，帶有營、衛、軍、戍、所、哨、堡、寨、屯、關、汛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兵事有關。而曹魏西晉的軍屯制，宋代的軍建制，明代的衛所制，均對地名產生了影響。鎮亦起源於軍事制度，《魏書·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宋以後鎮的軍事色彩逐漸淡化，多為縣以下的
工商業市鎮，但明清時期鎮仍作為軍隊編制單位。圩本來是指低窪地區防水護田的土堤，與農業生產相關，沿江和江淮地區大量含圩的地名多與圩田有關。但清代以後淮河流域修築的圩，常與堡、寨等相類似，比較典型的有合肥西鄉周公山、紫蓬山、大潛山周圍的淮軍將領四大圩:張老圩、劉老圩、周老圩、唐老圩。這些圩“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圍有內外壕溝，建有碉堡哨樓，是江淮之間典型的聚族而居兼有軍事防禦性質的民居。”(五)政治事件對地名的影響
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能提高事件發生地的知名度，可以使本來默默無聞的小地名名垂青史，也可以為有些影響的大地名增添光彩。先秦時期，“禹娶塗山”、“禹合諸侯於塗山”，“湯放桀於南巢”、“桀奔南巢之山而死”，這是夏朝首尾兩王禹和桀的大事，都與安徽淮河流域有關。“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這是夏朝前期夷夏之爭的大事，窮石，一說即《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救潛，“與吳師遇於窮”的“窮”。呂思勉認為:“窮、潛地近英、六，蓋偃姓聚居之所。以此為羿之故國，揆以事理，殊為近之。”“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這是描寫周幽王帥臣皇父征伐淮夷建都淮上的大事。蒙文通認為:“皇父作向，周公營洛，其事同也。”並且認為“向”，即《左傳》襄公十四年“會吳於向”的“向”，“今為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
秦王朝暴政，陳勝首舉義旗，起兵蘄縣大澤鄉，小小的大澤鄉一舉載入史冊。楚漢爭天下，“決勝垓下”，項羽兵敗，霸王別姬，陰陵迷道，東城末路，烏江自刎，這一悲壯事件，使一連串安徽地名千古傳揚。東晉淝水之戰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使淝水、洛澗、八公山聲名大顯。梁武帝蕭衍為抗擊魏軍，強築浮山堰，釀成十餘萬民眾葬身淮河洪水的巨禍，浮山堰因此背上千古罵名。南宋名將劉錡在順昌府大敗金兵，取得了南宋抗金以來的少有勝利，“順昌大捷”無疑增加了阜陽的知名度。朱元璋在鳳陽興建中都皇城，規模宏大的中都城，為帝鄉增添了許多光彩。捻軍各旗首領在雉河集會盟，捻軍由分散走向統一，雉河集作為捻軍大本營聞名遐邇。李鴻章在合肥組建淮軍，後來成為晚清重臣和近代化先驅，合肥因為李鴻章及一批淮軍將領增加了知名度。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曹蘊真等人率先創建中共壽縣小甸集特支，這是安徽最早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小甸集因此成為安徽著名的紅色紀念地。臨渙文昌宮和祁集小李莊，是淮海戰役總前委駐地，雙堆集戰役是淮海戰役重要組成部分，文昌宮、小李莊、雙堆集均成為淮海戰役重要紀念地。鳳陽大包乾尤其是梨園公社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拉開了
中國農村體制改革的序幕，對新時期中國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小崗村成為鳳陽的一張新名片。三
經濟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
對安徽淮河流域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產生影響的經濟環境，主要包括水利建設、交通運輸、經貿活動、手工業生產等內容。
（一）水利建設對地名的影響
不少含有壩、堰、渠、陂、堤、圩、溝、閘、門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水利工程有關，而一些含有水、河、湖、塘等字眼的通名地名，也可能和水利工程有關。安徽淮河流域歷史上比較出名的水利工程有芍陂、富陂、鮦陽渠、葛陂、七門堰、焦陂、汴渠、臨渙三溝等。芍陂，又稱安豐塘，相傳由楚國令尹孫叔敖興修，是中國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對楚國經營淮上定都壽春有較大貢獻。鑑於芍陂的經濟地位十分重要，歷代地方官員 都相當重視芍陂的整修和改造，芍陂的發展變遷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淮南地區農業經濟的起伏盛衰，芍陂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富陂，又稱富波，《漢書·地理志》:汝南郡轄富波縣。《風俗通義》:“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十三州志》:“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縣名與陂名融為一體，反映水利建設對富陂置縣的重要性。鮦陽渠，在漢汝南郡鮦陽縣境內，《後漢書》記載:汝南郡守何敞“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後漢書·郡國志》:“鮦陽縣境有葛陂鄉。”鮦陽渠離葛陂不遠，而且相互貫通，形成了較為便利的灌溉系統。七門堰，位於舒城縣西南鄉七門山下，相傳為西漢羹頡侯劉信興修，三國魏揚州刺史劉馥重修，明正德年間舒城縣令劉顯又主持疏浚。當地建有“三劉祠”，紀念劉信、劉馥、劉顯興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功績。焦陂，又稱椒陂，《新唐書·地理志》:汝陰縣“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歐陽修知潁州，除了深愛潁州城郊的西湖，亦深愛潁州城南的焦陂，寫下了不少吟誦西湖和焦陂的詩篇。汴渠，又稱通濟渠，隋煬帝時開挖，唐宋時期成為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漕運要道。唐宋汴渠流經安徽淮北市濉溪縣柳孜鎮、百善鎮和宿州市埇橋區、靈璧縣、泗縣等地，對安徽淮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埇橋因為護漕的戰略地位，唐代首次在其地設立宿州。臨渙三溝，《宋史》:蔣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州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十一萬四千。”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根治淮河，在皖西陸續修建佛子嶺、梅山、響洪甸、磨子潭、龍河口五大水庫和淠史杭灌區，佛子嶺、梅山、響洪甸、磨子潭、龍河口這些普通地名，因為大型水利工程而聞名遐邇。另外，淮北大堤、蚌埠圈堤、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唐垛湖、新汴河、茨淮新河、懷洪新河、漴潼新河、蒙窪、王家壩、臨淮崗、蚌埠閘、橫排頭、潤河集、紅石嘴等，也因為治淮工程為人們所熟知。
(二)交通運輸對地名的影響
中國古代曾經長期實行驛傳制度，在交通要道上設驛站和鋪所，所以帶有驛、鋪、亭、站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與驛傳制度有關，其中以驛和鋪最為普遍。如清代鳳陽府，鳳陽縣有濠梁驛等3驛;定遠縣有池河驛等4驛;壽州有正陽關驛等4驛;鳳臺縣有丁家集驛;宿州有睢陽驛等4驛，靈璧縣有固鎮驛。其他各府如潁州府有8驛;廬州府有8驛;泗州有4驛等。再如清代壽州有總鋪、二十里店鋪、姚皋店鋪等33鋪。
一些數字地名也和驛傳制度有關，如清代阜陽縣七里鋪、十里鋪、十五里鋪、十八里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五十里鋪、六十里鋪。清代六安州東鄉十里鋪、二十里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五十里鋪，東南鄉二十里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五十里鋪、六十里鋪，北鄉十里鋪、二十里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這些數字指的是鋪所地點距離縣城或州城的大致里程。
還有一些帶有橋、渡、津、埠(步)、口、關、港、浦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水陸交通有關，也大多和商業貿易有關，如埇橋、爐橋、顧橋、下符橋、長淮渡、黑石渡、安豐津、逍遙津、蚌埠、蘇家埠、麻埠、丁家埠、渦口、潁口、峽石口、濉溪口、五河口、正陽關、臨淮關、壽唐關等。因為地理位置重要，其中一些交通地名與軍事政治也有關係，常常是兵家必爭之地。
安徽淮河流域城市發展史上，道路交通建設是一項重要內容，安徽城市道路命名起於何時無法確考，明清方誌中記載了不少以街、道、巷、衚衕等為通名的城市道路地名。如《光緒亳州志》記載亳州城內有十字大街、東門大街、西門大街、南門大街、北門大街、署前街、玉皇廟街、三皇廟街、老子廟街、靈官廟街、雷祖廟街、任家庵街、火神廟街、二郎廟街、禮拜寺街、皮廠殿街、半截樓街、硯池灣街、四眼井街、學前街、衛后街、夾廟街、文昌街、禮賢街、察院巷、衛里巷、神路巷、倉巷、大寺巷、清風巷、夏家巷、高家巷、曹家巷、白家巷、李家巷、王家巷、崔家巷、薛家巷、陳家衚衕、方家衚衕、丁家衚衕等。
(三)經貿活動對地名的影響
古代含有市、集、店、埠、墟、行、棧、肆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與經貿活動有關。市主要指官市，即官府指定的交易市場，有時也指草市或墟市，即自發形成的交易市場。如清代亳州有牛市、羊市、豬市、驢市、魚市、席市、花市、菜市、姜麻市等街道名。清代霍邱縣境內有各種市，如牛市、羊市、果市、柴市、麥市、菜市、米市、魚市、稻市、豆市等。集指城鎮尤其是鄉鎮商品交易集市，如《嘉靖宿州志》記載的明代宿州四鄉集鎮多達67處，其中州西北相城鄉有8集，州西南渙陽鄉有13集，州西南仁義鄉有12集，州南蘄縣鄉有17集，州東閔孝鄉有8集，州東北孝義鄉有4集，州北閔子鄉有5集。今天安徽淮河流域仍然有許多帶有集字通名的地名，並保留了鄉鎮或城鎮集市的內涵。店指商店，埠指水陸碼頭，在古代經貿地名中比較常見。行、棧、肆，一般指城鎮開設的商行、貨棧、店肆等商業場所，在安徽淮河流域城鄉地名中也有反映，但流傳下來的較少。
場(廠)、務等通名在古代經濟管理活動中亦有反映，如宋代茶場中，著名的壽州三場:霍山場、麻步場、開順場，又稱壽州三務。今天仍然
作為地名使用的廠，如六安市金安區毛坦廠、木廠，霍山縣迎駕廠、大河廠，合肥市肥東縣白龍廠、青龍廠，均與明代馬政有關，這些地方都曾經是軍馬場或是牧養軍馬的草場。(四)手工業生產對地名的影響
在安徽淮河流域，坊除了坊廂的政區含義和牌坊的文化含義外，還有作坊、坊肆的商業含義，與古代手工業生產和銷售有關，因此帶有油坊、染坊、酒坊、糟坊、磨坊、紙坊、糖坊、粉坊、茶坊等字眼的城鄉地名較多。還有一些地名源於古代製陶業，如淮南市上窯鎮，與著名的壽州窯有關。唐代上窯鎮窯場規模較大，附近尚有上窯山、窯河、外窯、三座窯等地名。蕭縣白土鎮，古稱白土寨，因境內蘊藏豐富白堊土而得名，宋代以後主要燒製白釉瓷，並用石炭即煤作為燃料，引起徐州知州蘇軾的興趣，曾派人到白土鎮尋找石炭鍛造兵器，並寫下《白土山石炭歌》記敘經過。界首市陶廟鎮，原有陶祖廟，相傳為祭祀春秋越國大夫范蠡(陶朱公)祠廟。陶廟鎮附近鄉民大多以製陶謀生，“界首彩陶技藝歷史上主要分佈在安徽省界首市潁河南岸的13個村，因每個村的村民都以業陶為生，並且村名均以‘陶窯’為名，因此有‘十三窯’之說。”清代霍邱縣南鄉顧家畈一帶，亦曾經有過一些窯業地名，“開設窯座六七所，有顧家窯、吳家窯、安家窯、謝家窯、尚家窯、李家窯、孫家窯等名目，日夜焚燒，掘土數丈。”
四
文化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
對安徽淮河流域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產生影響的文化環境，主要包括古文化遺址、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景觀文化、民俗文化等因素。
(一)古文化遺址對地名的影響
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步開展，安徽淮河流域古文化遺址的挖掘越來越多，如新石器文化遺址，有濉溪縣石山子，蚌埠市雙墩，蒙城縣尉遲寺，固鎮縣垓下，定遠縣侯家寨，宿州市小山口、蘆城子、古臺寺，蕭縣花家寺、金寨，靈璧縣玉石山，泗縣佘家臺，亳州市富莊、後鐵營、青風嶺，利辛縣禪陽寺，臨泉縣老邱堆，霍邱縣扁擔崗、紅墩寺，壽縣團城，懷遠縣雙古堆，肥西縣古埂等。這些遺址地名除垓下外，基本上都是普通地名，沒有多大影響，但因為這些地方發現了距今幾千年的文化遺存，加上媒體的廣泛宣傳，因此聲名鵲起。尤其是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古文化遺址，如石山子、小山口、雙墩、尉遲寺、垓下、侯家寨等，考古工
作者將其看作某種古文化類型的代名詞，歷史文化意義和價值更加凸顯。再如夏商周文化遺址，有蚌埠市禹會村、丁家廟，亳州市牛市孤堆、釣魚臺，宿州市堡顧家、五柳，壽縣李三孤堆、壽春城、柏家臺、鬥雞臺，臨泉縣賀勝臺，太和縣倪丘孤堆，鳳陽縣鍾離城，六安市東城都，霍邱縣堰臺、繡鞋墩，長豐縣陳寺貝，肥西縣大墩孜，肥東縣大城頭、大陳墩、吳大墩等。除壽春城、鍾離城等少數地名外，原來基本上也都是普通地名，這些地方出名與考古挖掘有較大關係，與新石器文化遺址情況相類似。而“這些古文化遺址大多坐落在傍臨河流、湖泊、水塘的高阜之地，一般高出地面數米，面積達數千至幾十萬平方米。淮北俗稱之為‘孤堆’或‘堌堆’，沿淮及淮河以南稱‘墩’、‘城頭’、‘臺’、‘凸’等。”因此，安徽淮河流域不少帶有孤堆、堌堆、古堆、墩、城頭、臺、凸等字眼的地名，承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需要補充的是，淮河以南的淮南市區和壽縣地區，也有大量稱作“孤堆”的地名，並且大多與古文化、古墓有關。(二)宗族文化對地名的影響
安徽淮河流域姓氏地名相當普遍，尤其是廣大農村的村鎮，大多用姓氏命名，這與
中國傳統宗法社會密切相關。如阜陽“數十大族聚處其間，與四縣之民皆有宗族親戚往來。”合肥“四鄉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極重。”以今天的濉溪縣為例，“今全縣2867個自然村莊，以姓氏命名的佔50%以上，開頭第一個字用‘張’姓的151個，如張廟、張圩子;用‘王’姓的119個，如王堯、王崗;用‘李’姓的89個，如李家、李鄉;用‘劉’姓的89個，如劉小廟、劉公廟，還有用朱、陳、楊、趙、郭、周、孫、鄭等70余姓作為莊名的開頭一字。”移民文化對地名的影響，也與傳統宗法社會有關，古代人口遷徙大多是以家族為單位。如捻軍首領張樂行家族，始祖張桂明末從山西遷到淮北，張桂二子，傳至三世，有大排行兄弟八人，後世族人稱“老八門”，到第五世繁衍為二十門，除張老家外，分居在張樓、張單莊、張小廟、張雙莊、張大樓、張大莊、張瓦房、張土樓、擂鼓張、窪張莊等九里十八莊。
(三)宗教文化對地名的影響
中國 古代的傳統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的實體建築，如祠、寺、廟、觀、宮、壇、殿、庵等，常常在地名中留下印記。一些祠廟建築經過修繕保存至今，成為安徽淮河流域旅遊觀光的名勝古蹟，如阜陽市劉公祠、馬祖廟，潁上縣管鮑祠、竹音寺、白衣庵，太和縣文廟，亳州市華祖庵、白衣律院，蒙城縣莊子祠、慈氏寺，渦陽縣天靜宮、法雲寺，利辛縣閻廟，宿州市閔子祠、地藏廟，蕭縣三賢祠、天門寺、聖泉寺，碭山縣瑞雲寺，靈璧縣丁各廟，泗縣文廟、觀音庵，淮北市相山廟、大坊寺、青龍寺，濉溪縣文昌宮，懷遠縣禹王廟，六安市皋陶祠、昭慶寺、黃連寺、天台庵，霍邱縣文廟、觀音閣，霍山縣南嶽廟、白雲庵，金寨縣響山寺、蒙山寺、雙河觀，壽縣孫公祠、留犢祠、報恩寺，鳳陽縣龍興寺、禪窟寺，定遠縣霸王廟，淮南市洞山廟、老佛堂，鳳臺縣天清觀，合肥市包公祠、明教寺、月潭庵，長豐縣吳山廟，肥西縣西廬寺，肥東縣浮槎寺等。還有不少祠廟已經湮滅無存，不過從地方史志中，還是透露出一些歷史文化信息，部分在今天的地名中留下了痕跡。
有些祠廟奉祀的神祗帶有普遍性，全國許多地方都有，在安徽淮河流域歷史上也曾廣泛存在，對地名文化有所影響。如風雲雷雨山川壇、社稷壇、先農壇、五嶽廟、三官廟、東嶽廟、天妃廟、觀音廟、奶奶廟、關帝廟、文廟、文昌宮、城隍廟、三皇廟、厲壇、八蜡廟、劉猛將軍廟、土地廟、龍王廟、馬神廟、火神廟、旗纛廟、獄神廟等。還有各地普遍設立的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烈女祠等，道德教化意義濃厚，安徽淮河流域地名中也有反映。
(四)景觀文化對地名的影響
明清方誌中普遍收錄景觀地名，以八景為主，亦有十景、十二景。這些景的命名也十分講究，大多四個字，充滿詩情畫意。據《夢溪筆談》記載，“八景”始於北宋畫家宋迪的《八景圖》，“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宋迪的《八景圖》不僅受到書畫家稱譽，也為方誌編纂者所欣賞，逐漸成為修志慣例。如弘治宿州八景:扶疏新構、閔孝孤墳、睢陽官道、符離曉渡、煙寺晨鐘、譙樓暮鼓、寢園芳樹、相山夕照。乾隆阜陽八景，亦稱汝陰八景:西湖柳蔭、臥牛晴雪、雪亭山影、新渡波光、書院探荷、讓臺觀稼、杏林曉鶯、蘆湄秋月。光緒壽州八景:壽陽煙雨、峽石晴嵐、八公仙境、三茅古洞、東津曉月、西湖晚照、珎珠湧泉、紫金疊翠。嘉慶合肥八景:蜀山雪霽、藏舟草色、教弩松蔭、鎮淮角韻、梵剎鐘聲、四頂朝霞、巢湖夜月、淮浦春融。各地不少帶有亭、臺、樓、閣、堂、齋、榭、橋、塔、園、圃、院、館等字眼的園林建築名稱，也是景觀地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民俗文化對地名的影響
一些地名裡蘊含著當地的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和教育意義。安徽淮河流域也有這類地名，如鄉鎮中，阜陽市插花鎮、口孜鎮，太和縣雙浮鎮，阜南縣三塔鎮，臨泉縣長官鎮、迎仙鎮、白廟集，渦陽縣龍山鎮、西河鎮、高爐鎮，利辛縣展溝集，宿州市桃園鎮，碭山縣禮河集，定遠縣藕塘鎮、三和集，壽縣隱賢鎮，霍邱縣馬店鎮，霍山縣與兒街鎮、落兒嶺鎮，金寨縣古碑鎮、黃龍鎮，肥西縣豐樂鎮、花崗鎮、官亭鎮，肥東縣撮鎮鎮、響導鄉等。另外，阜陽市讓臺、扳井、白衣樓、婆婆冢，亳州市石鱉巷、清水河、琉璃井、釣魚臺、壓窪、哄娘窪，蚌埠市張公山、無意井、卞和洞，淮北市烈山、秘霞洞，淮南市舜耕山、茅仙洞，六安市種德寺、霍叔宮，滁州市女山湖、雲母山，合肥市三孝口、雙墩、王子城、燒脈崗、雷麻店等地名，也大都與民間傳說 故事有關。
還有一些民間諧音訛傳地名。如固鎮縣，原名谷鎮，西漢澮水北岸建有谷城，北魏改為谷陽城，後改為谷陽鎮，簡稱谷鎮，北宋俗稱故鎮，後又俗稱固鎮。濉溪縣百善鎮，北朝東魏臨渙郡置白撣縣，唐代為汴渠沿岸商業重鎮和交通驛站，後白撣俗稱百善。蒙城縣壇城鎮，原名檀公城，簡稱檀城，紀念南朝宋名將檀道濟，後檀城俗稱壇城。渦陽縣楚店鎮，原名楚殿，與春秋時楚王伐徐建置行宮有關，後楚殿俗稱楚店。長豐縣水湖鎮，原名水家戶，1936年淮南鐵路通車設水家湖站，水家戶訛變為水家湖，簡稱水湖。還有民間流傳的數字地名，如老合肥的數字地名歌謠:一人巷、二郎廟、三孝口、四牌樓、五星寺、六穀祠、七桂塘、八蜡祠、九獅橋、十字街。
綜上所述，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是多方面，深層次的，不僅有縱的影響，即貫穿於地名的起源、變遷和傳承過程中;亦有橫的影響，即作用於各類地名，如山水地名、政區地名、城市地名、鄉村地名、建築地名、交通地名、水利地名、古蹟地名、民俗地名、地標地名等。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內涵，無論是語言內涵，還是實體內涵，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最後需要強調的是，自然人文環境對地名歷史文化資源的影響，並不侷限於安徽淮河流域，而是帶有普遍意義，因此，在全國地名普查、規劃、管理和保護等工作中，應該高度重視自然人文環境因素的作用和影響。
來源：《安徽史學》2016 年第 3 期
選稿：常宏宇
校對：劉優華
審訂：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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