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如何瞭解“貧窮”，是像泰戈爾說的那樣來體會，“窮是一種美德，安貧樂道總是值得稱道的”。

1932年，路易斯.布努埃爾拍攝了這部《無糧的土地》，在不足三十分鐘的時間內，他通過紀實的手法將一個被上帝遺忘了的地方展現在觀眾眼前。在這部輕描淡寫的現實主義題材中，我們依然可以看見導演布努埃爾的超現實表達。驢子被蜜蜂蜇死，蒼蠅圍繞著一個兒童的屍體，因為疾病而扭曲的臉，瘋癲的人們狂歡式的穿過街巷。這些意象都指向這個地方，這裡的烏爾達斯人是被上帝遺忘的族群，他們貧窮而茫然，和死亡並肩而行，生的意義僅僅是為了死。

看完這部觸目驚心的電影，我腦海中首先出現的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荒原》是一首現實主義長詩，艾略特筆下的“荒原”，是一片荒漠、一塊廢墟，是顆粒無收的荒涼之境，是一個被上帝遺忘，被戰爭肆掠的城鎮，是“無糧的土地”。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艾略特和布努埃爾都看見了現實主義的核心——崩壞和貧窮。其中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在我們走進布努埃爾的光影世界之前，我們首先來聊聊《荒原》。在詩中，艾略特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樹木乾枯、大地龜裂，荒原上的人們沒有信仰，沒有希望，猶如行屍走肉，他們冷靜地等待死亡的降臨。在這淒涼衰敗的背後，隱藏著無法調和的矛盾。在艾略特給出的意向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到他指涉的對象，他是在對現代文明進行抨擊。這種抨擊是一個詩人的敏感和獻祭，他試圖通過意向喚醒人們沉睡的精神之靈，在艾略特這裡，人們需要的是自我救贖。

誠然，艾略特對現代文明懷有深深的不信任。現代文明並沒有帶著人類走向更好的未來，在現代文明中，依然隱藏了人們不願面對的問題。所以，在看似繁茂的“現代文明”中，才會隱藏這樣一個“荒原”。和艾略特不同，布努埃爾用他的眼睛來探查和尋覓，試圖在自己看見的衰敗中尋找希望，結果是徒勞，除了貧窮還有陰謀，前者他感到絕望，後者他感到憤怒，然後，他所能做的僅僅是記錄。

安德烈.巴贊曾說，布努埃爾的超現實主義不過是他對深度現實的渴望。我們無法得知這種評價的褒貶，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現實存在過，依然存在著的畫面時至今日仍然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

超現實主義和紀實報道的有機融合，精準的呈現出了“無糧的土地”上的社會關係。

《無糧的土地》是一部毫無技巧的電影，我們甚至不需要去解讀其中的意向，因為“無糧”本身就是一個明顯得隱喻。布努埃爾用攝影機記錄下悲慘、貧窮、疾病和死亡，這些存在是現代文明的傷疤。人們試圖用“歲月靜好”來描繪現代文明帶來的溫和盛世，實質上這種描繪帶著強烈的自欺，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那些罪惡的存在，一些人的罪惡，另一些在承擔。

我們在這裡沒必要進行政治上的批判，因為每個階段的歷史都有它嗜血的一面，況且，在布努埃爾的電影中，我們總能捕捉到他對專政的反抗、對現實的質疑以及對權威的諷刺，而在我們在這裡要談的僅僅是電影本身。眾所周知，布努埃爾是超現實主義大師，《無糧的土地》和《一條安達魯狗》、《黃金時代》是他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超現實主義作品，比起《一條安達魯狗》和《黃金時代》，《無糧的土地》放棄了一些複雜的意向，迴歸到現實本身，用紀實報道的方式來消減超現實在這部電影中帶給觀眾的不適感。

布努埃爾將這個村落當成一個實驗的藍本，解說員就像一名進行現場報道的記者，解說詞和音樂帶來的節奏感和電影本身的內容毫不配合，這種割裂的感覺就像這個村落上的社會關係。我們無法體會到解說員的內部情感，只能粗淺的感覺到，他試圖通過理智客觀的方式來描述這些苦難。

超現實主義和紀實報道在這部紀錄片內部形成了一種割裂，這種割裂恰如電影中人們的生存狀態，也就是對社會關係的態度。牙齦發炎、口腔發炎的小姑娘平靜的躺在石頭上，等待她的是兩天後的死亡。沒有悲傷，只有平靜。小小的嬰兒屍體被蒼蠅圍繞，嬰兒的母親只是茫然安靜。我們無法想象，在死亡面前的平靜隱藏了多少悲傷，我們只能看見他們緩慢地、安靜地，接受每一次的死亡。

冷靜剋制意味著布努埃爾的殘酷，他迫使我們無條件的接受這種貧窮的現實。

任何一片土地都需要一個救世主，然而，這片無糧的土地上既沒有壞人，也沒有英雄，這裡沒有被救贖的可能。布努埃爾用他記錄下來的畫面告訴我們，這就是現實，貧窮的現實，不要有任何幻想，接受這種現實。然而，這部電影記錄的真的只有現實嗎？

電影中有這樣一幕，一直山羊爬上陡峭的山脊，解說員說道：當地人只有在山羊死亡時才吃山羊肉。當山羊隨著山路上的石塊滑落時，與此相伴的是銀幕右下方的槍彈的煙霧。山羊是客觀存在，不是事實，事實是槍彈的煙霧。山羊的墜落在這裡揭示了死亡和貧窮的原因，布努埃爾只是不願意真的呈現出自己的意圖，他希望觀眾僅僅看見死亡的山羊。

我第一次在電影中感受到這種帶有強迫性的意圖，我試圖瞭解這種意圖的意義，結果卻是徒勞。布努埃爾只是記錄者，不是救世主，他經歷過絕望，才知道絕望背後的無可奈何。一群烏爾達斯人離開這片無糧的土地，試圖去外部尋找工作，然而，另一群烏爾達斯人兩手空空的回來，緊接著，就是在貧瘠的土地上勞作的烏爾達斯人。

他們找不到工作，他們能夠依靠的只有這片“無糧的土地”，這就是布努埃爾的殘酷。他給了一點點希望，卻不願意讓這種希望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蔓延。他只是不斷地強調這種貧窮的存在，讓觀眾去接受，並且記得，“無糧的土地”永遠存在，無法被救贖。

或許，他們不需要被救贖，他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為了讓人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被上帝遺忘，只能依靠這片貧瘠的土地過著貧瘠的一生，甚至連死亡都帶著一種幸福感。

被審視的烏爾達斯人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價值，他們和現實斷裂開，永遠處於被審視的位置。

這片土地上有很多荒廢的修道院，有幾個修道院雖然已經頹敗，但還有鐘聲傳來，不是祥和寧靜的鐘聲，只是為了得到羸弱的回應，恰如對上帝的渴求。一個被蛇咬的男人茫然地站在鏡頭前，沒有觸目驚心的治療過程，只有纏著繃帶的胳膊，解說員在這裡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他在治療的過程中，因為傷口化膿，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比起死亡，這種痛苦更像是幸運。

攝影機記錄下了被蚊蟲叮咬得上瘧疾的人，解說員依然冷靜地說，被蚊蟲叮咬的結果是一個男人遭到他家附近流感的襲擊。這種冷靜地背後是布努埃爾深深的無力感。他將這一切都和他想要表達的現實割裂開，讓這群烏爾達斯人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價值，他只是記錄，就像在其他電影中一樣，記錄他們，審視他們。

電影至此，我們是否要對布努埃爾做出這樣的論斷，他的影像缺乏人文關懷。我想這樣的評價是不公正的，他的人文關懷隱藏在這些影像中，面對這群赤貧的人們，他只是太過於無力和無奈。他深知問題的原因，卻無法在原因中尋找救世良藥。他深知自己不是上帝，只是人間過客，他深知抗議的聲音是微弱的，他深知他們需要的是自救。

侏儒病患者在這裡很常見，因為貧窮導致營養不良，這些人就成了犧牲品。他們會被安排去放羊，卻總會莫名消失。布努埃爾記錄著他們的消失，並未做任何干預，就像那個定格了骨肉嶙峋的非洲女孩的記者一樣，對眼前發生的一切，除了記錄和審視之外，毫無辦法。他們甚至不應該存在，因為他們的存在隱藏了太多罪惡，這些罪惡足以引起社會動盪。布努埃爾何嘗不知道影像的力量，他更清楚有些影像應該被記住，而不是被分析、解構。

布努埃爾的電影有一個很鮮明的特徵——畫面決定內容。這些多層次的人間圖景並非是預設的文本，而是來自他的記錄。電影的張力恰恰來自這些記錄，貧窮、死亡、孤獨、疾病、瘋癲......他在這裡指控社會秩序的失衡，指控人間亂象，與此同時，他將邊緣人物放在鏡頭核心，用荒誕瘋狂的行為為超現實主義奠定了道德標準。

這部電影曾經被禁，我想被禁的原因不是因為影片折射出來的殘酷，而是有人揭開了影像背後的謎題。烏爾達斯人不再是攝影機記錄下來的歷史時刻，而是一種靜止的現實存在。仔細審視烏爾達斯人，我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貧窮比我們想象得更為可怕，而貧窮的原因更讓我們觸目驚心。

閱讀更多 阿形的電影志 的文章

關鍵字: 荒原 黃金時代 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