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辅政的大将军曹爽，走出了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第一步。而司马懿当时发动政变，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辅政大臣身份。

曹睿本来是没有安排司马懿辅政的

那么，作为中书的孙资和刘放，究竟有什么通天之术？竟然可以破坏皇帝的托孤安排呢，这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所致？还是制度性的权力赋予呢？而中书的“佞臣”形象，到底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中古时期制度缺陷带来结果呢？笔者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曹魏的中书权力和中书形象问题，希望能以此管窥曹魏中书制度的一些端倪，让本来的比较干涩枯燥的制度史，呈现出一些比较生动的画面。

一、中书权力之大，孙资刘放破坏曹睿托孤安排

（一）曹睿最初的安排

孙资和刘放破坏曹睿托孤计划的过程，其本身刚好鲜活地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巨大权力。

曹魏景初二年（238年），一生颇为传奇的曹魏第三代帝王，魏明帝曹睿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在魏明帝的托孤安排中，最开始的计划里有

首先，曹睿以燕王曹宇为首辅，这个班子很明显的是由宗室和“皇亲国戚”组成的，曹宇是曹操的亲儿子，和曹冲是兄弟；曹肇是大司马曹休的儿子；夏侯献的身份不甚明确，有可能是夏侯霸的儿子，但是应该是宗室无疑；至于秦朗，是曹操的养子，本身和魏明帝关系较好。总体来看，曹睿的托孤思路是，“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倚重宗室的目的十分明显。

曹睿本意是倚重宗室

其次，“倚重宗室”其实本身就带有强烈地排斥司马懿的意味。曹睿坚决地把司马懿排除在顾命大臣的名单之外，其实显示了曹睿对于司马懿的怀疑和不安。因为蜀汉的军事压力，曹睿不得不以司马懿坐镇关中，使得司马懿获得了专制一方的权力。而以宗室掌兵其实是曹魏立国以来的一个传统，曹睿以司马懿出镇关中，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随着诸葛亮的故亡，蜀汉的北伐一度陷于沉寂。曹魏来自西部的军事压力骤然减小，司马懿继续权重的外部环境已然不在，明帝着手削弱司马懿权势的条件已经成熟。

应该说，魏明帝的这个安排，本身是十分合理的，也是有预见性的。如果能得以顺利实施的话，对曹魏国祚，确实善莫大焉。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安排被孙资和刘放彻底破坏了。那么，孙刘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魏晋世语》：

“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故劝帝召宣王。”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资和刘放之所以要破坏曹睿的托孤安排，纯粹是因为他们俩和夏侯献，曹肇等人的私人恩怨。按《世语》的说法，这些人平时就有矛盾，而曹睿临终之际，夏侯献和曹肇感觉自己即将得势，就开始指桑骂槐，大开嘲讽，“口嗨”起孙刘二人来。曹魏的皇宫中植有皁荚树，而皁荚树又叫鸡栖。夏侯两人这番话，显然是在暗示孙刘。

夏侯献等人也太没有城府了，暴露了政治经验的不足

对此，孙刘自然感到害怕，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何况孙刘本来就并非善类。

而孙刘成功破坏了曹睿托管安排，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二）中书的巨大优势

孙刘的第一步，是在曹睿面前大进谗言，疯狂诋毁和自己有矛盾的托孤大臣。

《汉晋春秋》：

“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因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

《汉晋春秋》这段叙述娓娓道来，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孙资和刘放二人“奸佞”的作为。

奸佞二人组，孙资和刘放

因为长期和夏侯献、秦朗等人有矛盾，孙刘二人一直想“搞掉”他们的辅政地位，也就是史料里说的“因图间之”，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宋本、元本的《汉晋春秋》里，“因”还被换成了“阴”，也就是“阴图间之”，

等到甲申的时候，魏明帝气息微弱，曹宇出殿叫曹肇过来议事，这个时候就只剩下曹爽在曹睿身边。趁这个空当，刘放马上叫上孙资去魏明帝面前进言，孙资当时还有点犹豫说不太合适，刘放急的大喊，“俱入鼎镬”了，这里所说的“鼎镬”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杀人刑罚。两人的“突前”，显然是一种不合规矩的做法，而孙刘之所以能够不受约束“突前”，一方面是他们急于铲除曹宇等人，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具有中书可以亲近皇帝的特权，平时就这样嚣张跋扈惯了，所以一时也没人敢于阻拦他们。

中书本来权力不大，但是因为亲近皇帝，常常可以行非常之事

见到魏明帝以后，孙刘两人明知故问，先是问明帝托孤于谁，当明帝明确答复是用曹宇以后。刘放用“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的理由力劝明帝不能让曹宇辅政，接着又说曹肇和秦朗与明帝侍疾的才人打情骂俏。如果用这些人辅政，肯定会“社稷危殆”。听了刘放的这番“忠言”，明帝大怒，又问应该用谁辅政。这个时候，孙刘就举荐了和自己没有什么矛盾的曹爽，然后又做了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召回司马懿来参辅曹爽。

两人的“突前”，显然是一种出格的做法

如果说孙刘而人利用自己的中书身份，得以接近病危的明帝，是公然破坏明帝托孤安排的第一步的话；后面两人强行“代诏”则是两人利用中书本来就有草诏权力，大行“奸佞”之事登峰造极的表现。

为了杜绝夜长梦多，在明帝已经表示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能“手诏”的情况下，按《资治通鉴》的说法，刘放竟然径直上了魏明帝的病榻，拽着明帝的手强行写下了诏书。通过这种大逆不道，令人发指的恶行，孙资和刘放终于完成了对魏明帝托孤计划的破坏，当然更是为曹魏的最后灭亡，埋下了祸根。

此举可谓大逆不道

孙资和刘放破坏魏明帝托孤安排的全过程，其实已经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中书权力之大，竟可以左右帝国安排托孤这种的社稷大事。孙资刘放两人在托孤安排中，打击排斥异己剔除曹宇等人，而将司马懿引入顾命大臣名单，他们两人也因此被视为引发曹魏灭亡祸端的“佞臣”。

司马懿连夜赶回洛阳

那么，孙刘二人作为中书，权力如此之大，这应该归结于他们的个人手段，还是制度性的权力赋予呢？而他们利用权力，行徇私废公的恶举，是他们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呢？还是中书制度之下的必然结果呢？

二、曹魏的中书制度，中书权力与“佞臣”形象

（一）曹魏中书制度概况

《宋书·百官志》：

“汉桓帝延熙二年，置秘书监。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

《三国志·刘放传》：

“魏国既建，放、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明帝即位，尤见宠任。”

其实，中书一职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两汉时代，最开始的职责其实就是尚书的部分工作

《汉书·王尊传》：

“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

汉元帝时的中书令石显权力膨胀，连三公的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只能阿附他，而不敢言。《汉书》成书于东汉，而此时史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探讨西汉崩溃的原因，而亲近皇帝的奸佞对于政治生态的破坏，往往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因素。石显被视为“奸邪”，显示了史家已经开始把中书职位和奸佞，有意识的联系到一起。

《汉书》的这种意识形态，显然还是局限在“奸佞弄权”，站在道德品质的视角去观察中书的行为，而没有从制度层面去解释为何“奸佞”可以弄权

中书本身权力并不大，但是执掌机密

《三国志·文帝纪》：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魏文帝以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宦者为官的上限，这也通常被史家视为吸取东汉“五侯、十常侍之祸”教训的善政。所以我们看到在曹魏，中书和两汉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再由宦者担任。孙资和刘放是通过加“给事中”的方式，来实现出入禁中，方便其奏事的。

虽然和两汉相比，曹魏的中书制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中书依然职位不高，这个职位的权力及其来源，其实和两汉时代并无多少区别，主要还是靠着亲近皇帝来实现的。

（二）曹魏中书权力及其来源

汉代中书其实只有保管传送文书的职责，但是因为获得亲近皇帝的优势，有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让丞相，御史中丞这样的国家宰辅“不敢言”，而曹魏的中书，其实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魏的中书可以“草诏”，也就是代替皇帝写作诏书，有时候皇帝口谕，需要变成正式的诏令，也是通过中书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文的叙述里，孙刘二人趁着曹睿在病重中神志不清，先进谗言，然后又诱导他说出改用曹爽首辅的决定后，马上就写成正式文字的诏书，形成了政令，最终驱逐了燕王曹宇。

其实，这只不过是孙刘二人利用中书身份，一次登峰造极的“表演”。长久以来，他们利用中书亲近皇帝的便利，多行不轨之事，已经多次遭到了朝臣的非议了。

蒋济早就表达了对孙刘二人的不满，暗示他们是奸佞

《三国志·蒋济传》：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

以上这段话出自蒋济给魏明帝的上疏，其内容就是针对中书“号为专任”可能形成的危险局面。笔者觉得蒋济的这段话，其实表达出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较为明确，而另外一层意思则较为婉转。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层意思，蒋济先从过往的历史经验里，明确地指出，中书这样专任的职位，一定会带来危害政治的结果。然后又分析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结果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祝总斌老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把“有所割制”解释为“割宰”，“宰割”，意思中书往往趁皇帝精力不济的时候，施加影响，进而形成了“宰割朝政”的结果。

应该说，祝总斌老师的看法确实是深远的洞见，他看到了中书获得巨大权力的真正原因，并揭示出了其中的细节。曹睿在位期间，大权独揽，政由己出。魏明帝之世，正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最为频繁的时候。在战争不断环境下，魏明帝经常需要直接下诏处理军国大事，而繁冗的文官文书制度，在这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显然会干扰决策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在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难免会向自己身边的中书令和中书监进行咨询意见。

在史料中，曹睿违背大臣的意思，而采纳孙刘二人的意见的记载，比比皆是。

《三国志·辛毗传》：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宜，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魏国选拔尚书仆射这样的高官，时朝臣都归意于辛毗，而因为辛毗平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趋炎附势，交好这两人。魏明帝咨询孙刘意见的时候，被孙刘不动声色地说了他的坏话，导致最后辛毗不被见用。

又有东吴彭绮起兵造反，希望曹魏出兵援助。魏廷上的意见很多都支持趁机出兵捞点好处，然而魏明帝这次还是听取了孙资按兵不动的意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本来属于托孤班底的夏侯献，曹肇等人和孙刘素有矛盾，这可能和孙刘平时的“奸佞”作风肆意妄为，引起了夏侯等人的不满，也有脱不了的干系。

中书的“奸佞”行为往往被归结为个人道德品质低劣

由于中书的权力巨大，所以史家常常把曹魏中书视为宰相，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有点一叶障目。在中书权力实质这个问题上，祝总斌老师看到了曹魏中书权力虽然确实巨大，但却并不是制度的规定，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产物。那就是中书虽然权力之所以令朝臣侧目，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的亲近宠任而造成的。而蒋济的那番话里，暗含的第二层意思，其实也部分契合了祝总斌老师所洞察的中书权力来源的实质。

蒋济说“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首先不把孙资和刘放视为真正的“大臣”，然后其实也在向魏明帝暗示，这两人其实就是“奸佞”之徒。

蒋济看到作为中书的孙资和刘放二人对于曹魏政治的危害，并贬斥他们为“奸佞”，主要的批判方向还是针对两人的道德品质层面的。而蒋济的看法，还不是孤立的。在曹魏的政治舆论中，对孙资刘放的讨伐声是不绝于耳的。而清人赵翼对此也曾经评价说，“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

赵翼把孙资刘放最后“登峰造极”的表演和之前平时就“窃弄威福”的情况联系到一起，是非常有见地的，并因此视之为“奸邪误国”；其实我们上面引用的辛毗一事里，辛毗的儿子辛敞也曾经劝谏其父要注意结交孙刘，不然就可能遭到报复，这其实也反应了大家都惧怕这些“作威作福”的奸佞。

然而不管是蒋济，辛敞，还是赵翼，都是在道德层面对孙资和刘放进行批判，并未涉及到实质。

时代的局限，让当时的人无法触及中书“奸佞”的实质

《文心雕龙》：

“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

南朝的刘勰虽然是论文章，但是却

蒋济等人在给魏明帝的上疏中，认为孙刘其实根本算不上“大臣”，暗示孙刘为“奸佞”，其实是源于他对孙刘地位的鄙视。然而这样职位不高的人，却拥有这样巨大的权力，该做如何解释呢？蒋济所处的时代让他无法认识到这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所以就只能从“善承顺皇帝”这样的个人道德品质角度去寻找答案了。

换言之，因为中书制度有这样的设计，无论是谁担任这个职位，都可以获得亲近皇帝的便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担任了这个职务，都会变成皇帝的宠任之人，而变得炙手可热，朝臣趋附。从这个角度讲，中书的巨大权力，这和担任中书的人，本身的道德品质如何，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属于皇帝主动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曹魏的中书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

结论

我们从孙资刘放破坏魏明帝的托孤安排中，看到了曹魏中书的巨大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却并不是制度的赋予，完全是因为曹魏的中书职位可以亲近皇权，因为获得皇帝的宠任。在这种情况下，中书就可以趁皇帝精力不济的时候，妄自行事，因此给曹魏政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形成了类似“太监说话比宰相好使”的局面。而担任曹魏中书职位的人，也往往因此被视为“奸佞”，历来备受舆论口诛笔伐。然而虽然中书往往被视为“奸佞”，却并不是完全因为中书本人的道德品质有多么低劣，而是曹魏中书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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