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誅殺輔政的大將軍曹爽，走出了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的第一步。而司馬懿當時發動政變，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主要就是來自於他的輔政大臣身份。
而在曹睿的託孤安排中，本來是沒有司馬懿的位置的。司馬懿能獲得輔政大臣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有點僥倖的。這其中的關鍵性人物就是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正是因為孫資劉放對曹睿託孤安排的破壞，司馬懿才能得以在關鍵時刻上位。裴松之曾經說，“放、資稱讚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把孫資和劉放抬司馬懿上位，視為曹魏滅亡的開始，也是史書中常見的結論。也同樣是因為這個原因，孫資和劉放在史書上，也常被視為“奸佞”。
曹睿本來是沒有安排司馬懿輔政的
那麼，作為中書的孫資和劉放，究竟有什麼通天之術？竟然可以破壞皇帝的託孤安排呢，這是他們的個人能力所致？還是制度性的權力賦予呢？而中書的“佞臣”形象，到底是個人道德問題，還是中古時期制度缺陷帶來結果呢？筆者今天就來和大家聊聊曹魏的中書權力和中書形象問題，希望能以此管窺曹魏中書制度的一些端倪，讓本來的比較乾澀枯燥的制度史，呈現出一些比較生動的畫面。
一、中書權力之大，孫資劉放破壞曹睿託孤安排
（一）曹睿最初的安排
孫資和劉放破壞曹睿託孤計劃的過程，其本身剛好鮮活地向我們展示了中書的巨大權力。
曹魏景初二年（238年），一生頗為傳奇的曹魏第三代帝王，魏明帝曹睿即將走到他生命的盡頭。在魏明帝的託孤安排中，最開始的計劃裡有
燕王曹宇、屯騎校尉曹肇、領軍將軍夏侯獻、驍騎將軍秦朗等人。這份名單在筆者看來，至少體現了曹睿的兩個意圖。首先，曹睿以燕王曹宇為首輔，這個班子很明顯的是由宗室和“皇親國戚”組成的，曹宇是曹操的親兒子，和曹衝是兄弟；曹肇是大司馬曹休的兒子；夏侯獻的身份不甚明確，有可能是夏侯霸的兒子，但是應該是宗室無疑；至於秦朗，是曹操的養子，本身和魏明帝關係較好。總體來看，曹睿的託孤思路是，“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倚重宗室的目的十分明顯。
曹睿本意是倚重宗室
其次，“倚重宗室”其實本身就帶有強烈地排斥司馬懿的意味。曹睿堅決地把司馬懿排除在顧命大臣的名單之外，其實顯示了曹睿對於司馬懿的懷疑和不安。因為蜀漢的軍事壓力，曹睿不得不以司馬懿坐鎮關中，使得司馬懿獲得了專制一方的權力。而以宗室掌兵其實是曹魏立國以來的一個傳統，曹睿以司馬懿出鎮關中，其實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而隨著諸葛亮的故亡，蜀漢的北伐一度陷於沉寂。曹魏來自西部的軍事壓力驟然減小，司馬懿繼續權重的外部環境已然不在，明帝著手削弱司馬懿權勢的條件已經成熟。
應該說，魏明帝的這個安排，本身是十分合理的，也是有預見性的。如果能得以順利實施的話，對曹魏國祚，確實善莫大焉。然而不幸的是，這個安排被孫資和劉放徹底破壞了。那麼，孫劉二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裡的原因其實並不複雜。
《魏晉世語》：
“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孫資和劉放之所以要破壞曹睿的託孤安排，純粹是因為他們倆和夏侯獻，曹肇等人的私人恩怨。按《世語》的說法，這些人平時就有矛盾，而曹睿臨終之際，夏侯獻和曹肇感覺自己即將得勢，就開始指桑罵槐，大開嘲諷，“口嗨”起孫劉二人來。曹魏的皇宮中植有皂莢樹，而皂莢樹又叫雞棲。夏侯兩人這番話，顯然是在暗示孫劉。
夏侯獻等人也太沒有城府了，暴露了政治經驗的不足
對此，孫劉自然感到害怕，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何況孫劉本來就並非善類。
而孫劉成功破壞了曹睿託管安排，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來進行的。
（二）中書的巨大優勢
孫劉的第一步，是在曹睿面前大進讒言，瘋狂詆譭和自己有矛盾的託孤大臣。
《漢晉春秋》：
“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
《漢晉春秋》這段敘述娓娓道來，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孫資和劉放二人“奸佞”的作為。
奸佞二人組，孫資和劉放
因為長期和夏侯獻、秦朗等人有矛盾，孫劉二人一直想“搞掉”他們的輔政地位，也就是史料裡說的“因圖間之”，這裡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宋本、元本的《漢晉春秋》裡，“因”還被換成了“陰”，也就是“陰圖間之”，
可見孫劉二人的形象確實非常“奸佞”。但是因為曹宇一直在魏明帝身邊，所以孫劉一時也沒法得逞。等到甲申的時候，魏明帝氣息微弱，曹宇出殿叫曹肇過來議事，這個時候就只剩下曹爽在曹睿身邊。趁這個空當，劉放馬上叫上孫資去魏明帝面前進言，孫資當時還有點猶豫說不太合適，劉放急的大喊，“俱入鼎鑊”了，這裡所說的“鼎鑊”是古代的一種殘酷的殺人刑罰。兩人的“突前”，顯然是一種不合規矩的做法，而孫劉之所以能夠不受約束“突前”，一方面是他們急於剷除曹宇等人，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因為他們具有中書可以親近皇帝的特權，平時就這樣囂張跋扈慣了，所以一時也沒人敢於阻攔他們。
中書本來權力不大，但是因為親近皇帝，常常可以行非常之事
見到魏明帝以後，孫劉兩人明知故問，先是問明帝託孤於誰，當明帝明確答覆是用曹宇以後。劉放用“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的理由力勸明帝不能讓曹宇輔政，接著又說曹肇和秦朗與明帝侍疾的才人打情罵俏。如果用這些人輔政，肯定會“社稷危殆”。聽了劉放的這番“忠言”，明帝大怒，又問應該用誰輔政。這個時候，孫劉就舉薦了和自己沒有什麼矛盾的曹爽，然後又做了關鍵性的一步，就是召回司馬懿來參輔曹爽。
兩人的“突前”，顯然是一種出格的做法
如果說孫劉而人利用自己的中書身份，得以接近病危的明帝，是公然破壞明帝託孤安排的第一步的話；後面兩人強行“代詔”則是兩人利用中書本來就有草詔權力，大行“奸佞”之事登峰造極的表現。
為了杜絕夜長夢多，在明帝已經表示自己的身體情況不能“手詔”的情況下，按《資治通鑑》的說法，劉放竟然徑直上了魏明帝的病榻，拽著明帝的手強行寫下了詔書。通過這種大逆不道，令人髮指的惡行，孫資和劉放終於完成了對魏明帝託孤計劃的破壞，當然更是為曹魏的最後滅亡，埋下了禍根。
此舉可謂大逆不道
孫資和劉放破壞魏明帝託孤安排的全過程，其實已經很好地向我們展示了，中書權力之大，竟可以左右帝國安排託孤這種的社稷大事。孫資劉放兩人在託孤安排中，打擊排斥異己剔除曹宇等人，而將司馬懿引入顧命大臣名單，他們兩人也因此被視為引發曹魏滅亡禍端的“佞臣”。
司馬懿連夜趕回洛陽
那麼，孫劉二人作為中書，權力如此之大，這應該歸結於他們的個人手段，還是制度性的權力賦予呢？而他們利用權力，行徇私廢公的惡舉，是他們個人道德品質的問題呢？還是中書制度之下的必然結果呢？
二、曹魏的中書制度，中書權力與“佞臣”形象
（一）曹魏中書制度概況
《宋書·百官志》：
“漢桓帝延熙二年，置秘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丞，典尚書奏事。”
《三國志·劉放傳》：
“魏國既建，放、資俱為秘書郎。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明帝即位，尤見寵任。”
其實，中書一職由來已久，只不過在兩漢時代，最開始的職責其實就是尚書的部分工作 ，因為需要經常出入禁中，外官有所不便，所以一般由宦者，也就是太監擔任。我們所熟知的司馬遷，就是歷史上首位中書令。兩漢時代，中書弄權的例子很多，石顯之流也常常視為奸佞。
《漢書·王尊傳》：
“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
漢元帝時的中書令石顯權力膨脹，連三公的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只能阿附他，而不敢言。《漢書》成書於東漢，而此時史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探討西漢崩潰的原因，而親近皇帝的奸佞對於政治生態的破壞，往往被當做一個重要的因素。石顯被視為“奸邪”，顯示了史家已經開始把中書職位和姦佞，有意識的聯繫到一起。
《漢書》的這種意識形態，顯然還是侷限在“奸佞弄權”，站在道德品質的視角去觀察中書的行為，而沒有從制度層面去解釋為何“奸佞”可以弄權 。曹操本人親身經歷了東漢末年那個政治混亂的時期，鑑於東漢末年宦官專權而引發的政治崩壞，曹魏一開始就不允許宦官干預政治，特別是執掌機密。
中書本身權力並不大，但是執掌機密
《三國志·文帝紀》：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魏文帝以法令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宦者為官的上限，這也通常被史家視為吸取東漢“五侯、十常侍之禍”教訓的善政。所以我們看到在曹魏，中書和兩漢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再由宦者擔任。孫資和劉放是通過加“給事中”的方式，來實現出入禁中，方便其奏事的。
雖然和兩漢相比，曹魏的中書制度有了一些改變，但是中書依然職位不高，這個職位的權力及其來源，其實和兩漢時代並無多少區別，主要還是靠著親近皇帝來實現的。
（二）曹魏中書權力及其來源
漢代中書其實只有保管傳送文書的職責，但是因為獲得親近皇帝的優勢，有時就可以為所欲為，讓丞相，御史中丞這樣的國家宰輔“不敢言”，而曹魏的中書，其實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曹魏的中書可以“草詔”，也就是代替皇帝寫作詔書，有時候皇帝口諭，需要變成正式的詔令，也是通過中書完成的。所以我們看到在前文的敘述裡，孫劉二人趁著曹睿在病重中神志不清，先進讒言，然後又誘導他說出改用曹爽首輔的決定後，馬上就寫成正式文字的詔書，形成了政令，最終驅逐了燕王曹宇。
其實，這只不過是孫劉二人利用中書身份，一次登峰造極的“表演”。長久以來，他們利用中書親近皇帝的便利，多行不軌之事，已經多次遭到了朝臣的非議了。
蔣濟早就表達了對孫劉二人的不滿，暗示他們是奸佞
《三國志·蔣濟傳》：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雲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
以上這段話出自蔣濟給魏明帝的上疏，其內容就是針對中書“號為專任”可能形成的危險局面。筆者覺得蔣濟的這段話，其實表達出了兩個意思，一個意思較為明確，而另外一層意思則較為婉轉。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第一層意思，蔣濟先從過往的歷史經驗裡，明確地指出，中書這樣專任的職位，一定會帶來危害政治的結果。然後又分析了之所以會有這樣結果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祝總斌老師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中，把“有所割制”解釋為“割宰”，“宰割”，意思中書往往趁皇帝精力不濟的時候，施加影響，進而形成了“宰割朝政”的結果。
應該說，祝總斌老師的看法確實是深遠的洞見，他看到了中書獲得巨大權力的真正原因，並揭示出了其中的細節。曹睿在位期間，大權獨攬，政由己出。魏明帝之世，正是蜀漢丞相諸葛亮北伐最為頻繁的時候。在戰爭不斷環境下，魏明帝經常需要直接下詔處理軍國大事，而繁冗的文官文書制度，在這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顯然會干擾決策效率。在這種情況下，在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就難免會向自己身邊的中書令和中書監進行諮詢意見。
在史料中，曹睿違背大臣的意思，而採納孫劉二人的意見的記載，比比皆是。
《三國志·辛毗傳》：
“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宜，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
魏國選拔尚書僕射這樣的高官，時朝臣都歸意於辛毗，而因為辛毗平時不像其他大臣一樣趨炎附勢，交好這兩人。魏明帝諮詢孫劉意見的時候，被孫劉不動聲色地說了他的壞話，導致最後辛毗不被見用。
又有東吳彭綺起兵造反，希望曹魏出兵援助。魏廷上的意見很多都支持趁機出兵撈點好處，然而魏明帝這次還是聽取了孫資按兵不動的意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本來屬於託孤班底的夏侯獻，曹肇等人和孫劉素有矛盾，這可能和孫劉平時的“奸佞”作風肆意妄為，引起了夏侯等人的不滿，也有脫不了的干係。
中書的“奸佞”行為往往被歸結為個人道德品質低劣
由於中書的權力巨大，所以史家常常把曹魏中書視為宰相，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這種看法顯然有點一葉障目。在中書權力實質這個問題上，祝總斌老師看到了曹魏中書權力雖然確實巨大，但卻並不是制度的規定，而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產物。那就是中書雖然權力之所以令朝臣側目，完全是因為皇帝對他們的親近寵任而造成的。而蔣濟的那番話裡，暗含的第二層意思，其實也部分契合了祝總斌老師所洞察的中書權力來源的實質。
蔣濟說“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首先不把孫資和劉放視為真正的“大臣”，然後其實也在向魏明帝暗示，這兩人其實就是“奸佞”之徒。
（三）中書奸佞形象與中書制度
蔣濟看到作為中書的孫資和劉放二人對於曹魏政治的危害，並貶斥他們為“奸佞”，主要的批判方向還是針對兩人的道德品質層面的。而蔣濟的看法，還不是孤立的。在曹魏的政治輿論中，對孫資劉放的討伐聲是不絕於耳的。而清人趙翼對此也曾經評價說，“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弄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誤國。”
趙翼把孫資劉放最後“登峰造極”的表演和之前平時就“竊弄威福”的情況聯繫到一起，是非常有見地的，並因此視之為“奸邪誤國”；其實我們上面引用的辛毗一事裡，辛毗的兒子辛敞也曾經勸諫其父要注意結交孫劉，不然就可能遭到報復，這其實也反應了大家都懼怕這些“作威作福”的奸佞。
然而不管是蔣濟，辛敞，還是趙翼，都是在道德層面對孫資和劉放進行批判，並未涉及到實質。
時代的侷限，讓當時的人無法觸及中書“奸佞”的實質
《文心雕龍》：
“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並管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
南朝的劉勰雖然是論文章，但是卻
觸及了中書揹負罵名的實質，那就是中書制度本身。相比起蔣濟、辛敞等人從道德層面對孫資劉放進行批判，顯然認識更為深刻。蔣濟等人在給魏明帝的上疏中，認為孫劉其實根本算不上“大臣”，暗示孫劉為“奸佞”，其實是源於他對孫劉地位的鄙視。然而這樣職位不高的人，卻擁有這樣巨大的權力，該做如何解釋呢？蔣濟所處的時代讓他無法認識到這是制度設計的缺陷，所以就只能從“善承順皇帝”這樣的個人道德品質角度去尋找答案了。
換言之，因為中書制度有這樣的設計，無論是誰擔任這個職位，都可以獲得親近皇帝的便利。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只要擔任了這個職務，都會變成皇帝的寵任之人，而變得炙手可熱，朝臣趨附。從這個角度講，中書的巨大權力，這和擔任中書的人，本身的道德品質如何，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關係。這屬於皇帝主動選擇的結果，或者說曹魏的中書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 。當皇帝強勢英明，中書的負面作用就能被最大限度的壓制；而一旦皇權衰弱，或者皇帝本人精力不濟，中書的“奸佞”行為就有可能被無限放大。可以說，孫資劉放破壞魏明帝的託孤安排的過程，正是筆者這個結論最好鮮活的例子。
結論
我們從孫資劉放破壞魏明帝的託孤安排中，看到了曹魏中書的巨大權力。然而這種權力卻並不是制度的賦予，完全是因為曹魏的中書職位可以親近皇權，因為獲得皇帝的寵任。在這種情況下，中書就可以趁皇帝精力不濟的時候，妄自行事，因此給曹魏政治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形成了類似“太監說話比宰相好使”的局面。而擔任曹魏中書職位的人，也往往因此被視為“奸佞”，歷來備受輿論口誅筆伐。然而雖然中書往往被視為“奸佞”，卻並不是完全因為中書本人的道德品質有多麼低劣，而是曹魏中書制度本身所蘊含的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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