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黃老之學，是黃帝之學和老子之學的合稱 ，為道家學派的根源所在，政治上主張休養生息，無為而治，興於戰國百家爭鳴之時，而盛於西漢。
無為而治，出自於老子的《道德經》，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地去幹預現行的制度，不亂作為，遵循客觀規律，達到無所不為。
西漢初期，黃老之學興盛起來，統治階級內部崇奉黃老之言，並用之實踐於治國理政的決策當中。
適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
秦朝苛政加之常年的戰爭，讓社會經濟殘破，民不聊生，甚至達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西漢建立之後，百廢待興，漢初劉邦在急需恢復社會生產的同時，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適應社會的發展，以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制定規章制度。
秦朝滅六國而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推行郡縣制。然而秦朝滅亡後，郡縣制和封國制並存，各地風俗和人民習慣不同，劉邦和蕭何保持了這一局面，允許不同風俗的存在，併為各地制定了適應當地的專門政策，因而社會得以快速穩定下來。
劉邦讓陸賈總結秦亡的教訓，以作借鑑。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
“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
即做的越多，天下越亂，法律條文越嚴密，而作奸犯科的事情越多，
道大於無為。漢初民間沒有任何財富積累，“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連皇帝的車駕，都找不出來四匹毛色一樣的馬，將軍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
劉邦和丞相蕭何立即選擇了減輕田租、寬減刑罰，不過多地干預百姓生產生活，與民休息，垂拱而治。
統治者“好黃老之言”
作為漢朝上層建築的設計者，蕭何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制定了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的漢初政治方向，與民休息，開放山川河澤，充分調動百姓的生產積極性。
而蕭何死後，曹參繼任丞相，對蕭何當時所定的規章沒有任何改變，保持著穩定的局面，故而有“蕭規曹隨”之說。
此後的丞相陳平，本人即喜歡黃帝、老子的治國理念，更是將無為而治的思想用於實踐當中。
皇室之中，漢高祖劉邦之後，孝惠帝、呂后相繼當政，依舊採用著無為而治的方式，繼續恢復社會生產。
雖則呂后封諸呂為王，以致引起後來的誅呂之戰，然司馬遷評價呂后和孝惠帝之時，黎民百姓真正地脫離了戰亂之苦，君臣都以“無為”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此時的社會生產，已經回到了正軌之上。
“文景之治”的到來
漢孝文帝亦好道家之學，將黃老之術中的無為而治、節慾崇儉、與民休息的觀念轉化成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
孝文帝廢除了許多紛繁的禮節，廢除了妖言誹謗、連坐、肉刑等刑罰，對匈奴採取懷柔和親政策，不輕易擁兵，自身率領著整個皇室過著勤儉的生活，就連自己的葬禮也是一律從簡。
漢文帝注重用德化民，而非用刑，減少政令，以免煩擾到百姓。
漢文帝之後，漢景帝繼位，黃老之言更是在整個統治集團當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漢文帝的妻子、景帝的生母竇氏，特別崇尚黃老的清淨之術。
竇氏作為漢文帝的妻子、漢景帝時為太后，漢武帝之時，為太皇太后，經歷了文、景、武三朝，在朝中影響達45年之久。因為竇氏愛黃老之言，以至於漢景帝之時，當時身為皇太后的竇氏要求自己的家人都得多看黃老之書，黃老思想得到了官方的推廣。
實踐到具體的行政當中，則是：
“從民之慾，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百姓安居樂業，沒有過多的徭役、兵役，一心從事生產，社會財富得到迅速地積累。
漢初推行的無為而治，給了殘破的社會經濟以充足的恢復發展期，經歷“文景之治”後，已經積累下了巨量的社會財富。百姓家給人足，府庫裡也存有大量餘財，田間阡陌，牛羊馬成群，百姓皆自愛而重犯法。
漢武帝劉徹在繼承帝位的同時，也繼承下了祖輩們為其積累的巨大財富：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在漢初社會物質積累的過程中，除了百姓的辛勤勞動，黃老思想的指導作用，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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