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之後，最著名的一位愛國者算是林則徐，因禁菸而名垂青史，讀他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兩句詩，更能感受到這位愛國者的錚錚鐵骨和拳拳愛國之心。
和他同時代的還有一位愛國者，大名郭嵩燾。他沒有林則徐知名度高，生前和身後遭到多次打擊和誤解，對他的評價至今尚有爭議。
他和林則徐同為愛國者，其區別就是林則徐對抗外來的侵略，而郭嵩燾致力於內部的強大，目的相同，形式有異。最終是評價不同，結局也差別很大。
郭嵩燾（1818年—1891年），湖南湘陰城西人。中國歷史上首位駐外使節。
他曾和曾國藩一起創立湘軍，算是湘軍創始人之一。後得到重臣肅順的賞識和推薦，受到咸豐帝的重視。
當時朝中分為保守派和洋務派，保守派佔有絕對優勢。保守派的特點就是天下唯我天朝獨尊，祖宗之法不可變易，盲目自大和排外，對西方文明本能的牴觸。
僅舉一例，當時的大學士徐桐。有一年秋天，新科舉子複試，徐桐奉旨擬題，竟寫白字。詩題是：“校理秘文”，將個“秘”字寫成“衣”字旁，成為笑柄。
還有一事，他對兩個位於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海上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頗為不解，曾有過這樣一段議論: “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他算是保守派的典型代表。
就連林則徐比較開明的大臣，也對西方文明理解不深，多有誤解。
他一次到澳門巡視，總是覺得“夷服太覺不類”，“婚配由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他甚至鄭重其事地向道光帝報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則徐集》奏稿(中)，第676頁），一再流露出對西方的鄙視。
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人物之一、提出“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魏源認為有教化之國不得謂之夷狄，讚揚西方的政治制度，這些都沒有聽到林的回應。
當時的郭嵩燾算是洋務派，受到李鴻章的賞識。被派往英國任大使。此舉受到朝中保守派的強烈攻擊，被保守派稱為“為李鴻章對英妥協投降唱讚歌”，“喪心病狂”，“崇洋賣國”等。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愛國是最高的道德規範，一個人一旦被扣上賣國的帽子，很可能成為千夫所指。鑑於此理，古今國家遇到危機無不大打愛國牌。
他和林則徐同屬愛國者，他們之間的區別就在於：
相同之處都力主禁菸，堅定不移。不但有主張，而且還付諸行動。
不同之處是：林則徐選擇了在原有軌道上去除積弊的道路。無論是水利、漕務、鹽政、吏治、軍制，還是課賦、救災、禁菸，凡關心民瘼、講求實際的歷代官員所能辦的他都盡力去辦，有的還辦得相當出色，不愧為清廉能幹的地方大吏。
可是，他的努力無補大局。就是製作一些修補的工作，從體制上制度上沒有絲毫的改變。
郭嵩燾的愛國主張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
第一，以發展私營工商業為富強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書總理衙門，提出兩條重要意見：一是撤銷出海的禁令，撤銷一切禁止民間經營工商企業的禁令。
第二，引進西方教育。 避免讓青少年沉溺於八股文，這種教育是悉取天下之才而破壞之。必須引進西方的數學、物理、化學採礦、工業製造等基礎學科。
第三，開放和外國通商。出口外貿互通有無，最大限度培育市場，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民間的富裕。
這幾點主張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過時。
除郭嵩燾以外，當時的王韜、鄭觀應、黃遵憲、薛福成等人都曾為此嘔心瀝血、提倡奔走呼應。
林則徐和郭嵩燾，這是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的差異。一是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類愛國主義在各個時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認可和推崇為道德的楷模。因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衛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會和傳統。
另一類型的愛國主義致力於除舊佈新，改造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從困境中挽救國家。由於這類愛國主義言行是對傳統的挑戰，且必然觸犯某一社會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動機的非議。郭嵩燾就是這類愛國志士的代表之一。
當時公認的愛國者和英雄是林則徐和左宗棠，他們主要特點是不屈服，反抗外來侵略。而郭嵩燾則主張，在無力反抗的同時，不排除和談、溝通、妥協，當然以互惠互利為前提，以契約規範雙方的行為。這個主張在當時的環境下很難取得共識。
以現在的眼光看，郭嵩燾的主張更加理性文明，武力之外兼用懷柔的手段，用外交談判這些軟實力達成問題的解決。一味用暴力，盲目迷信武力，事實證明，最終還是走進死衚衕。
由於郭嵩燾的主張會觸動保守派的利益，在位期間受到多次排擠打擊。1879年把大使一職交由曾紀澤（曾國藩之子）接任，黯然回國。
郭嵩燾回到故鄉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上疏朝廷、致書李鴻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開設禁菸會，宣傳禁菸。
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歲的郭嵩燾在紀年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隨雲變，鏡裡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覆與誰論？”
光緒十七年（1891年），郭嵩燾病逝，終年73歲。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嵩燾立傳，並請賜諡號，但未獲朝廷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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