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喬治·華盛頓”號軍艦正駛向歐洲海岸，船上載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自開天闢地以來，從來沒有哪艘船，也從來沒有那個人，被數百萬人懷著如此多的希望和信任期待著。
億萬名民眾懷著無限欣喜和信任，熱烈地響應著威爾遜的呼聲；他，威爾遜，將要在戰勝者和失敗者之間締結和平，一種公正的和平；他，威爾遜，將要像另一個摩西一樣，將迷惘的民眾帶到新的談判桌旁。
他要效勞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而是整個人類；他不想只顧眼前利益，而要放眼更好的未來。
抱有這種想法，威爾遜站在甲板長，望著霧靄中漸漸顯現的歐洲海岸，他就那樣筆直地站著，這個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容嚴肅，目光敏銳。按照內心的想法，他從岸上所期待的，不是安排好的、有組織的歡迎，也不是預先設計好的歡呼，而是所有民眾內心燃燒的激情。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英語：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是美國第28任總統，是一對以虔敬之名的牧師夫婦的兒子。
因為生長在南方，經歷了美國內戰和蕭條的戰後時期，曾經親呀目睹戰爭帶來的恐懼和困苦。而且，威爾遜是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後來美國有好幾個總統是法學博士頭銜：像前任總統奧巴馬就是哈弗大學法學博士）。
他一直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其理想主義政治理念基本可以概括為四點：
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爾遜認為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其觀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性善論。他的這一學術思想來源於啟蒙運動時期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人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
第二、戰爭可以避免。威爾遜認為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達成諒解，用和諧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並在友好的氣氛中解決各自的矛盾，而作為國家政權操縱者的政府官員則可以良好的協調這種意願，從而化解矛盾。
第三、利益可以調和。用現代的觀點說，就是“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是非零和的”，也就是說，國家之間可以通過上一條為基礎，以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衝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雙贏，這種雙贏在當時就是集體安全體制。
第四：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倡導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解決矛盾，而是實現這一合作的途徑和渠道就是聯合的國際組織，用集體安全來替代早先大國間的均勢。
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演說，闡述了之後被稱作“十四點和平原則”的關於國際和平的一攬子建議，又被稱為十四點計劃，具體來說就是：
（1）公開訂立和平條約，無秘密外交。
（2）無論戰時與和平時期，公海航行絕對自由；
（3）取消國家間的經濟障礙並建立貿易平等條約；
（4）充分互相保證，各國軍備必須減少至保證本國內部安全的最低水平；
（5）調整對殖民地的要求，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
（6）德國撤出俄國，調整俄國問題；
（7）德軍撤出比利時，恢復比利時之獨立性；
（8）德軍撤出法國，阿爾薩斯一洛林也還法國；
（9）根據民族性原則，重新調整意大利邊界；
（10）奧匈各族自治，允許獨立；
（11）同盟國撤出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黑山。
（12）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自決。
（13）恢復波蘭之獨立性。
（14）成立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和平。
“十四點原則”的第一點就已經說明：“公開的和平條約，必須公開締結，締結以後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秘密的國際協定。”因為，秘密協定這一瘟疫比真的瘟疫還要嚴重，它能讓很多人失去生命，這種瘟疫必須通過威爾遜的“公開外交”這一免疫血清最終清除。
可以說“十四點原則”高度詮釋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雖然他本人獲得了191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的理想主義卻敗給了現實政治。
他既沒有成功地讓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也沒有阻止戰勝國瓜分與限制德國的企圖，可以說這一失敗是災難性的，甚至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威爾遜總統是一個高度的理想主義者。他對一時的和平完全沒有興趣：根據他的看法，確定邊境、支付戰爭賠款，應該在“十四點原則”中確定的準則基礎上，由專家和專家委員會決定，而這只是一項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應該由專家們完成的工作。
而與此相反，所有的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應該是：創造新的、未來的事物，也就是實現國家的聯合，實現永久的和平。應該說威爾遜總統的確是一個有著遠見卓識的偉大政治家，也正是因為他的遠見卓識，掩蓋了他對當下巨大矛盾問題的視而不見。
經過長達四年的戰爭，當下的歐洲早已經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威爾遜卻要人們暫時忍受當下的痛苦，有意識地不去正視這些廢墟，而只看向未來，他不去看那些被毀壞的工廠和建築物，而只關注和平的永久建立，顯然是脫離現實的。
鬥爭非常激烈，而且帶來的了嚴重的後果：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
歐洲越來越急切地想得到和平，真實的、實際的上的和平，而不是想象出來的永久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在停戰三個月以後，威爾遜才交出了盟約的最後版本，並獲得了大會一致通過。
世界再次歡呼起來。威爾遜的計劃看起來已經成功了：未來，和平不再是通過武器暴力，而是通過和解以及對更高層次的公正信仰來得到保障。當威爾遜離開下榻的宮殿準備離開歐洲時，他再次得到了如潮水般的掌聲和喝彩。
這是他最偉大的一天，同時也是他最後幸福的一天，因為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他就啟程返回美國了。正是他的過早地以勝利的姿態離開了戰場，最終斷送了自己的勝利。
在紐約，等待威爾遜的不過是冷冷清清的迎接，沒有飛機在這艘迴歸祖國的軍艦上方盤繞飛行，也沒有喧鬧如潮的歡呼。在自己的祖國的民眾中，他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種身懷疑慮的問詢。
歐洲並不滿意，因為威爾遜走的不夠遠；美國也不滿意，因為威爾遜走的太遠了。
將動盪不安的歐洲大陸太過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顯然這是違背了美國國家政策的基本準則——門羅主義。《國際聯盟盟約》這棟堅不可摧的大廈的第一塊基石，隨時有被挖走的風險——即美國的退出，大廈牆基的第一個裂縫就會被打開，這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盟約大廈的最終坍塌。
歌德說過：“熱情不是人們可以掩藏多年的東西。”威爾遜沒有利用對他有利的時刻，也沒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熱打鐵，而是讓自己的關於戰後歐洲秩序的理想方案僵在那裡。
在他離開歐洲的一個月，一切正在發生改變。所有歐洲和美國的報紙，都在用各種不同的語言重複著同樣的話題：威爾遜荒唐的妄想拖延了和平的實現。威爾遜那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烏托邦幻想本身雖然值得稱讚，但也確實阻礙了歐洲秩序的整頓。
這些誹謗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雖然很快威爾遜總統再一次回到了歐洲大陸，不過這一次的威爾遜早已經精疲力竭，身體已經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已。
在會議大廳裡，沒有一個人同他站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在反對他，甚至包括他參謀部的每一個人，而遠處那些看不見的、懇請他堅持到底、保持忠誠的數百萬個聲音，他無法聽到。
威爾遜不知道，如果他將自己的威脅話語付諸行動，從會議桌旁站起來，他的名字或許將永垂不朽？他只感受到，他說一個人在戰鬥，而且此時他的身體太虛弱，根本無力承擔巴黎和會失敗的最後責任。
他的立場開始鬆懈，漸漸開始妥協。而一個人一旦做出了一次妥協，他就不會在停止了。
妥協必將會導致新的妥協。欺騙創造欺騙，暴力製造新的暴力。
威爾遜，這個曾經被當作救世主而受到夾道歡迎的人，如今回國了，卻沒有人再把他當作救世主，他只是一個疲憊的、拖著病軀的、行將死亡的人。
一個人性化的世界所做的永恆的夢境再次在遠方的霧靄中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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