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建立者是拓跋鮮卑，拓跋鮮卑的漢化從真正意義上說，是從道武帝拓跋珪進入中原以後開始的。作為一個較晚進入黃河流域的異族政權，北魏前期的漢化歷程並不平順，甚至還出現過逆流，但漢化作為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流，是大勢所趨，所以在北魏中期出現了孝文帝全面推行漢化的改革，將北魏時期的民族融合推向高潮，也使北魏的國家性質成功地由少數民族貴族專權轉變為了胡漢大族士人共同掌政。與北魏逐步實現漢化的歷程相伴隨，北魏對北投南人的態度也有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從一開始的不信任到後來的半信半疑再到孝文帝時期的委以重任，無疑體現了少數民族統治者在面對先進文化時彷徨遲疑、欲拒還迎的心態。
一、道武帝、明元帝時期
北魏統治者在孚進入中原之時就已經注意吸納漢族士人了。史載：“（皇始元年九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鹹蒙敘用”①。這表明，作為少數民族統治者，拓跋珪已經認識到要穩固拓跋鮮卑在中原剛建立起來的政權就要藉助漢族士人的力量，所以他才會主動向漢族士人諮詢治國理政的方略。在拓跋珪的積極網羅下，原仕於後燕的一批漢族士人，被納入到北魏政權中，其中最有名的當數崔玄伯和王憲。崔玄伯，系出清河高門，拓跋珪久聞其名，皇始元年（396年）北魏攻打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拓跋珪“遣騎追求，執送于軍門”，頗廢了一番周折才得到崔玄伯。王憲，是苻堅名相王猛的孫子，於皇 始中投魏，拓跋珪一見到王憲，脫口道：“此王猛之孫也。”
在當時，拓跋鮮卑的漢化程度遠不及南燕和前秦，但這並不影響北魏統治者對漢族士人作用和當時形勢的判斷：其一，漢族士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特別是他們中某些人還有仕於其他政權的政治經驗，這足以使他們成為立國建國不可缺少的人才；其二，時勢所迫。當時北魏尚未統一北方，與之並立的還有後燕、南燕、後秦等政權，為了防止漢族士人為政敵所用，也必須要把他們網羅到自己手下。而事實也證明拓跋珪的策略是正確的，這些漢族士人在進入北魏後確實促進了北魏政治的發展。如崔玄伯入魏後，“（拓跋珪）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雲‘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強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鹹稱大魏矣”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足見其求才之切。
透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拓跋珪對崔玄伯非常賞識，否則他不會讓崔玄伯“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更不會讓崔玄伯參加議定國號這樣的高級會議。而崔玄伯也顯示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成為拓跋鮮卑政權改定國號為“魏”的最大功臣。再如鄧淵，“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出為蒲丘令，誅剪奸猾，盜賊肅清。入為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拓跋珪任用漢族士人參與政治，實行了一些漢化措施，就高估了拓跋珪的漢化意識。拓跋鮮卑畢竟是以征服者的姿態挺進中原，所以在內心深處他們仍保有勝利者的優越感，當這種優越感被危機感所取代時，狹隘的民族保護意識就會冒出來，成為漢化進程中的逆流。賀狄幹因仰慕漢族文化被拓跋珪處死的事情就是一個證明。鮮卑人賀狄幹在出使後秦時被扣留在長安10年，因此他“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幹雖為姚興所留，遙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幹至，太祖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民族統治者意識到他們可以在戰場上征服漢人，但在文化上卻可能被漢族所同化 時，就會採用暴力的手段拒絕漢化。對漢族士人，拓跋珪雖然加以任用，但依然心存戒備，動輒誅殺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如清河崔逞，曾一度受到拓跋珪的重用，總領尚書三十六曹事，但最終還是因為受到猜忌而被殺。前文提及的鄧淵，雖曾為拓跋珪朝政的建設做出過很大貢獻，但後來也被賜死。原因是鄧淵從弟暉素與定陵侯和跋友善。當和跋以“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之罪被誅後，“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
正是由於拓跋珪在依靠還是打擊漢族士人時這種舉棋不定的態度，使得當時幾乎沒有南士在入北時選擇北魏作為避難所，據《魏書·崔逞傳》載：“後司馬德宗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鹹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
拓跋珪的繼承者拓跋嗣曾一度離家出走，在與漢人的交往過程中，拓跋嗣深切感受到漢族文化的誘惑力，如《魏書·太宗紀》就記載：“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來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可見，在當時北投士人對北方的政局動態相當敏感，他們不會投奔到漢化程度不深，對待漢族士人打拉態度不明的政權中去。 。劉向是西漢時期的大學者，拓跋嗣能書寫文章指正他的著作，其漢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較之其父，拓跋嗣吸納漢族士人的力度更大，史載他在永興五年（413年）二月“詔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門強族為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能決，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用，以贊庶政”⑥。這次搜訪人才是在“豪門強族”和“先賢世胄”的範圍內進行的，所以很明顯的具有拉攏漢族高門的意圖，可是由於當時拓跋鮮卑與漢族間隔閡尚深，這次訪求人次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畢竟向漢族士人傳遞了一個訊號：北魏統治者是願意與他們合作的。加之在地裡位置上離東晉較近的南燕後秦先後被劉裕所滅，所以在泰常年間（416－423年）北魏迎來了南人北投的第一個高潮期，就筆者初步統計在這一時期投奔到北魏政權中的南方宗室人物12位，大族士人18位，共計30位⑦拓跋嗣對這些南士雖然禮遇有加，但並沒有對他們委以師旅重任，甚至還拒絕了一些士人南討的請求。據《魏書·王慧龍傳》載：“泰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拓跋嗣雖然被王慧龍誠懇的態度所打動，但最終卻只派給了他3千兵力，令其鎮守金墉，也就是間接的拒絕了他想要領兵南討的請求。另《魏書·刁雍傳》雲：“泰常二年，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闕，擾動徐兗，建牙誓眾，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眾至二萬，進屯固山”
北魏在拓跋燾統治時期，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隨著疆土的拓展，拓跋鮮卑與漢人的接觸更加深入頻繁，作為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拓跋燾認識到了漢化的重要性，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與漢人世家大族的關係，刻意籠絡那些文化高門。這集中體現為拓跋燾在神 四年（431年）九月下詔舉拔人才。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為，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板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鹹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拓跋嗣雖然答應讓刁雍“於南境自效”，但卻沒有給他兵力上的支持，刁雍只能通過召集流民來抗擊南朝。這表明，在拓跋嗣時期，北魏政權對南人還懷有戒心，沒有完全信任。
二、太武帝時期
隨著北魏漢化進程的加快，主動前來投奔的南人數量也逐漸增多。對於北投南人，拓跋燾大多能量才任用。對於一些有軍事才能的南人，拓跋燾授兵權給他們，讓他們帶兵打仗。如在始光元年（424年）任命刁雍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5萬騎，協助叔孫建攻宋東陽。詔書中明確指出要徵辟一批所謂“冠冕周邦”的“賢俊之胄”，可見在這次的徵士中家世是確定人選的一個重要條件。高允所作的《徵士頌》，詳細記載了被征服者的官、爵、郡望、姓名，此次北魏共徵召了以范陽盧玄為首的漢人文士42人，實際應召者35人。可以想象，這麼多的漢族高門參與到北魏政權中，必然會加速北魏漢化的進程。而且當時在崔浩的主持下，北魏開始了第一次效法南朝的改革，許多南人都得到了崔浩的提拔。據《魏書·王慧龍傳》，崔浩初次見到慧龍便稱他“真貴種矣”，並“數向諸公稱其美”。慧龍一直想帶兵南討，可開始的時候遭到了拓跋嗣的拒絕，但在此時，卻在崔浩的力薦下成功了，拓跋燾任命王慧龍為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而且王慧龍熟悉南方典章制度，曾“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另《魏書·袁式傳》載，崔浩見袁式一面，“便盡國士之交”，還就典章制度常常詢問袁式的意見，史稱“是時，朝議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恆顧訪之”。還有毛修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憂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可見，在崔浩漢化改革的過程中，入北南士出力甚多，故南方的典章制度在北魏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南齊書·魏虜傳》評價道：“佛狸（拓跋燾字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但崔浩卻因在改革中倡導“齊整人倫，分明姓族”。
崔浩“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在太和十九年（495 年）由孝文帝實現了。孝文帝下詔在鮮卑和漢姓中同時定族姓，鮮卑姓族的高低全部以祖先北魏初皇始以來的官爵尊卑為準，漢族門閥中甲乙丙丁四姓等第是按照先世官爵評定。但實際上，由於北魏統治區域內的魏晉舊門非常少，這次漢人姓族的評定同樣是以北魏本朝官爵為標準進行的，所以在西晉時還是寒門的隴西李氏，魏晉時並無人物的趙郡大姓李氏，非正支的博陵崔氏，得以和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並列為全國性的“盛門”，觸動了鮮卑貴族利益被殺，並且所有與他有關係的河北世家大族無一倖免，這無疑是拓跋鮮卑反漢化的又一次逆流。但作為大勢所趨，漢化的潮流是擋不住的，所以在孝文帝時，北魏進入了全面漢化的時期。
三、孝文帝時期
孝文帝定姓族，使北魏政權成為了一個在門閥體制下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相結合的統治集團，有效地消除了胡漢統治上層的矛盾和隔閡。
孝文帝定姓族列定的漢族高門：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有兩個就是由南入北的漢族大姓。太原王氏於兩晉之間南遷，在東晉政權中也曾顯赫一時，但到了東晉統治的後期，在孝武帝與司馬道子的君相之爭中，同為太原王氏的王恭和王國寶分別支持君方和相方，互相爭鬥，兩敗俱傷，太原王氏最終於東晉末覆滅，倖存者王慧龍孤身北逃。王慧龍入北後，憑藉屢立戰功和與高門大姓聯姻，很快崛起。在其孫王瓊時，太原王氏已成為北朝“四姓”之一，此後，王瓊四子，並掌機要，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清河崔氏的代表人物當數崔光、崔亮，他們作為青齊士人曾一度遭到打壓，但作為文化士人的特質他們在逆境當中仍能堅持習儒，最終在孝文帝改革中受到重用。孝文帝曾向群臣稱譽崔光說：“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又說：“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孝文帝將太原王氏和清河崔氏兩個曾在南方政權中有名望和號召力的大姓抬高，為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南士入北。一方面，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推行的一系列漢化改革並非元魏宗室所願，亦非他們所能勝任，必須依靠漢族人士來完成。而北投南士熟知南朝文化和典章制度，可以為北魏改革提供許多可以借鑑和學習的東西。如王肅對北魏的官制改革和禮儀改革貢獻很大；劉芳在律令改革上功績卓著；蔣少遊在服飾改革和都城建制上功不可沒。足見，孝文帝對崔光的寵信和重視。
另一方面，孝文帝時期，南北雙方對特殊區域的爭奪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而削弱南朝實力，最簡單有效的做法就是誘降南朝邊境將領。孝文帝就曾言：“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可見，根據政治需要，叛降者被美化為了棄暗投明的有識之士。即使南人犯罪，北魏政府也會從輕處理。據《魏書·薛安都傳附薛真度傳》，真度徵赭陽敗後，有司上奏要求免其官職，高祖卻下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眾，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另《魏書·沈文秀傳》載：“（沈文秀）子保衝，（太和）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衝，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孝文帝時期所實行的這些提高漢族士人地位、優待南士的政策表明，較之前期不自覺的、被動的漢化，此時北魏統治者已能正確的看待漢族文化對拓跋鮮卑。
政權發展的積極影響，所以已能主動的、自覺的接受漢化。而且還認識到了入北南士在傳遞南朝先進文化制度，促進北魏政治文化發展上的積極作用，所以採取了許多措施吸引南人北投。史籍所載北魏遷洛後招倈大批“吳人”，還專門為他們建造集中居住的里閭東魏在建立之初，無論是經濟、軍事勢力，還是地域範圍都超過了西魏，但民族政策上的失誤使其無法保有原來的優勢。東魏統治集團主要是由六鎮鮮卑和河北漢族地主組成，邊鎮鮮卑歧視漢人，民族矛盾尖銳。作為統治者，高歡也曾試圖調和這個矛盾，“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而凌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這充分證明北魏對南方士人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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