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遍當年張中行先生初次上門的路：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衚衕口等著。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東城芳嘉園這個四合院裡。原本是芳嘉園3號，上世紀60年代北京改了一次門牌，變成15號，以後就一直沿用到它消失在推土機下。如今客人和主人都已不在。大院落也換成了樓群。對它的想象只能來自講述了。
“芳嘉園是個很有意思的衚衕。和我們隔一個門牌，是慈禧太后孃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人稱‘鳳凰窩’，後來還做過科學院幼兒園。旁邊還有一個王爺府，聽衚衕老人講，裡面從前養一大群馬，每匹馬上都坐個馬猴，也沒人看管，成天繞衚衕跑。這都是我小時候從衚衕裡一個剃頭鋪聽來的。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拆建，桂公府和王爺府的建築還保住了，15號院沒了，現在就剩下我們屋南窗外的那棵槐樹。
”黃苗子的兒子黃大剛告訴我。1958年，他跟父母、哥哥搬進芳嘉園時剛4歲，在院裡住到27歲，等他搬走時候，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歡的“王伯”，已經從一個樂呵呵的壯漢變成一個樂呵呵的老頭兒。
即便是在孩子眼裡，芳嘉園的院子也非常漂亮。黃大剛記得，他們家住裡院東廂房，前面有一架齊簷高的紫藤，架下的竹籬笆上爬滿牽牛花和癩瓜，紫藤枝葉鋪展，夏天裡三間房都沒有西曬的時候，每到五月，還能用竹竿夠下花串來做藤蘿餅。東房南窗、西房北窗外都種了沁香的太平花，南邊還有一個芍藥園。王世襄一家自住的正房門前，一邊一棵高大的西府海棠。黃大剛記得，東邊一棵後來太老枯死，王伯把樹幹鋸掉，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個大圓青石板，他自己用磨刀石打平了放在樹樁上做了桌面，再弄幾個瓷墩兒往旁邊一放，夏天就在那兒乘涼、喝茶、聊天。
4歲的孩子當然不會知道，兩家人能在芳嘉園做上鄰居，其實是這幫朋友一連串命運急轉的開始。
1956年，王世襄的好友、考古學家陳夢家尚未意識到厄運在即，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衚衕買下一所房子，以為從此可以安身立學。那時的王世襄卻已經感覺到，自己可能很難再得安居。公有制對私房的改造事實上從1956年初已逐漸開始，王世襄家的院子裡有幾間廂房空著，房管局和街道居委會天天上門動員他拿出來出租，不然要在他家辦街道食堂或託兒所。王世襄不敢拒絕，又不願租給外面不相干的人，無奈之下，想到自己去找朋友來當租戶。畫家黃苗子和鬱風一家，創作《大鬧天宮》的漫畫家張光宇一家，就在這種情形下成了芳嘉園15號的“房客”。
黃大剛說，搬家前他父母一直租居在東單的棲鳳樓小院，和“二流堂”那些朋友住在一起，裡面有導演戴浩、音樂家盛家倫，還有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王世襄當時在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所上班，和盛家倫是同事，一來二往和黃苗子他們也熟悉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二流堂”當中不少人被劃成“右派”，不准他們再住在一起。吳祖光婚後在王府井帥府園買了一個四合院，很早就搬走了，其他人都在找房。王世襄便邀請黃苗子夫婦去他家住。
在棲鳳樓時，吳祖光家有一個紫檀畫像詩文筆筒，外壁刻的是漢初名臣張良，畫稿出自明代郭詡，曾拿給王世襄看過。1991年，王世襄有機會重又見到了吳家這隻筆筒，想起過去這些老朋友的聚散，感懷不已，忍不住提筆，把外壁上的郭詡詩抄錄了一遍。
黃苗子他們搬進芳嘉園後，一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的七八年，15號院裡還是熱鬧的。張珩、啟功、朱家溍，文博界的幾個老人常來。畫家葉淺予、丁聰和人藝的演員呂恩也往這兒跑。
“我還記得是60年代初有個夏天，三家一起請過一次客，屋裡坐不下了，就放在院子裡。王先生把家裡的大桌子全擺出來，坐了四桌，電影界、話劇界、美術界的人來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幾個，我印象深的是導演謝添、張正宇、吳祖光和丁聰等。我們三家分頭做菜，然後端出來大家一起吃，不過客人都得自己帶糧票——那會兒糧食每家都有限量供應，客人來了可以不給錢，但要交糧票，記得我們家三個人總共也交了一斤。這麼熱鬧的場面，我印象中就這麼一次。長大以後回想起來，可能和1962年陳毅在廣州對文藝界有個講話、政治氣氛忽然略為寬鬆有點關係。”黃大剛說。
那段時間王世襄已經完成了《髹飾錄解說》初稿，開始彙編《清代匠作則例》。按照黃苗子回憶，他們當時都同樣遭到“右派”命運，希望在筆硯上用點功，以圖“贖罪”。“那時我一般早上5點就起來讀書寫字，但4點多，暢安書房的檯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黃大剛還記得衚衕口住著一位很沉默的施先生，王世襄和黃苗子都長期請他抄稿子。施先生家裡很困難，一人上班掙工資，養七八個孩子，就靠抄稿貼補家用，王世襄他們過得也很緊巴，仍想盡力幫幫他。黃大剛後來聽父母說起，施先生祖上好像就是那個帶兵攻下臺灣的清朝水師提督施琅。
但這樣還算平靜的日子苦短，大的離散隨後而來：1965年，張光宇去世。1968年，黃苗子和鬱風因為“二流堂”案件被捕，坐了7年牢獄。1969年，王世襄夫婦也下鄉入幹校，分別去了湖北咸寧和天津靜海。在居委會安排下，黃家的東廂房兩大間搬進一家人，另一間貼了封條，只留兩小間給三個孩子。王家東西兩頭也各被擠掉一間房。芳嘉園15號便成了八家人的大雜院。
黃大剛記得，有一次他從監獄探望父母回來，王世襄正好也在家，緊跑過來問：“身體怎麼樣？精神怎麼樣？”黃大剛把父母交他的幾首詩詞拿給王世襄看，他一讀，說“這不是你父親寫的啊”。黃大剛答是媽媽的，他說那就是了，因為平仄全都不對。“他和我父親彼此真是太瞭解了。
”黃大剛說，1973年王世襄從咸寧幹校回了北京，兩年後黃苗子和鬱風也從監獄裡放了回來。王世襄每天下班回來，進門就喊：苗子。黃苗子答：在！他說：沒事兒。然後自行車放下，進門兩人開始聊，交換點小道消息，講點笑話，有時也談些書畫詩歌。黃大剛那時感覺特奇怪的是，他們說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麼像訴苦，聽著倒像是在當笑話講。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輩聊家裡顯赫時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講的，是母親去世對他一生的改變。”原北京榮寶齋書畫鑑定專家薩本介說。王家出過狀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為官，並在他祖父一輩舉家從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親王繼增，已經受洋務思想薰陶，先讀南洋公學，畢業後又出洋隨駐法公使孫寶琦涉足外交界，曾做過幾年法國留學生監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後，他父親一直任職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還一度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到20年代末才退隱家中。王世襄自己說過，他家前輩都有“通達時事、兼備中西、注重實際的辦事作風”，無疑對他的成長和後來的治學產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兼備中西”在他父親身上，多的是細微的生活痕跡，其他倒是較少被人提及。因為多年駐留國外，他父親保留了一些西化的習慣，比如每天下午15點半必定要用一次午點：一杯加奶的紅茶，一兩塊點心。不過，他父親又有著中國老式家庭的規矩，每天上午11點，晚輩要到他房裡去請安。
他們家裡也中西合璧。父親在他出生那年買下的這個四合院，用他們家老傭人的話來說很“不格局”，這也是他父親精心改造的結果。屋裡有衛生間，衛生間有上下水。飯廳是西洋建築風格的大開間平頂房，中間放置一套從東單德國洋行訂製的橢圓形大餐桌和皮質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親常在家裡以西餐宴客，雖然菜式是屬於那個時代比較典型的中國人請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湯，然後是西法大蝦、咖喱雞，最後一道烤大雁。他們家還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國原版西餐菜譜，王世襄學會了，也教會了家裡的老傭工張奶奶，到後來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獨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餚。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種骨牌大小的豬肝三明治，本來該用鵝肝，因為在北京實在很難買到，就用豬肝做了替代品，這種入鄉隨俗大概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發明。
但王世襄確實自己琢磨出一種土“烤箱”。他家原來是有一臺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經用壞了，而那時在北京根本買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個：他到日用雜貨商店買來一大一小兩口鐵鍋，大的可以把小鍋扣住。又請黑白鐵加工部的師傅幫著做了一個正方形的鐵烤盤，架在小鍋裡還能和鍋壁之間留出空當，然後把家裡的煤球爐子、支火瓦和幾塊磚組合起來放在鍋下，就這樣做成了一個土法上馬的烤箱，兩小時可以烤熟一隻野兔，據說和從前味道也沒什麼差別。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家庭里長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國學校，從小到大，骨子裡迷的卻全是北京民俗，愛上明代傢俱後，他也最願結交民間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當作得意事告訴晚輩的，是小時候第一次寫英語作文，說的是養蛐蛐的事兒。後來每次作文篇篇言鴿，老師怒而擲還。他這些愛好和性情，全和母親金章有極大的關係。金氏家庭祖籍南潯，因做蠶絲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輩，金家已經是有實力興辦電燈廠和西醫醫院的新派巨賈。
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個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這在那個時代還極為少見。金章跟隨兄長在英國學了5年，結婚後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駐留巴黎，其見識非尋常中國傳統女性可以相比。兩個兒子出生後，她曾為他們分別取名巴黎和長安，稍大後才改為世容和世襄。王世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主要也來自母親家庭。金家兄妹的書畫修為均屬上品：大舅金北樓擅畫花鳥山水，回國後創立了中國畫學研究會，和留學日本的陳師曾同為當時北方畫壇盟主，可惜兩人都早逝。另外還有兩個舅舅精於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認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憶他母親也是“女畫家中的傑出者”，以魚藻聞名其時，並撰寫了四卷講畫魚的專著《濠梁知樂集》，她去世後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書保留下來。不過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這些耳濡目染，應是母親對他小時候所有天性的保護和寬容。
他8歲那年，大他兩歲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親剩我一個，不免開始放縱溺愛。但有一個原則，凡對身體有益的都准許玩，如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絕對不許可。”從小學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國學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還有國學老師私授兩小時經史詩詞，但這些功課完全攔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廝混，養鴿子、捉蛐蛐、馴鷹、捉獾。這幾項都是所謂“武玩”，非身體不好不能玩的，雖然在親友眼裡屬於不上進的鄉野玩意兒，他母親卻一概應許。王世襄晚年跟身邊的晚輩回憶他小時候如何頑劣：10歲開始養鴿，人小手勁不夠，家裡三間瓦房的屋簷全都被他那根驅鴿的大竹竿敲碎。為了追趕落到鄰家房上的鴿子，他還常從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數尺外的廂房頂，他母親有次不幸撞見這種場面，驚嚇下幾乎暈倒，但事後也並未禁了他養鴿。在開明的母愛的保護下，小時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長，給了他日後健壯的身體，也讓他在被政治運動打入人生最低谷時，不至自棄。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系，這是他父親所期望的結果，可王世襄自己並不喜歡。“我對理科的東西沒有一點興趣，讀了兩年，多門不及格，差點被燕京大學開除。
當時燕京大學有個規定：對於這種情況的學生可以為其轉系，轉讀跟現讀專業跨度比較大的專業，如果成績及格，還可以在燕京續讀。於是我就從醫預系轉到了國文系。協和許多大夫，都曾經是我的同班，現在他們也都老了。我轉入國文系之後，別的同學都沒有我的基礎好，反倒成了尖子。這下子我感覺老師教的那些內容我都會，可以不用學了，貪玩的心更大了。
有一次鄧之誠先生講課，我揣著蟈蟈葫蘆就進了課堂。在鄧先生正講得興致勃勃之際，我懷裡的蛐蛐響了。鄧先生很不高興，把我趕出了課堂。”王世襄在晚年回憶。而他在燕大文選課上以《鴿鈴賦》交卷而得教授認可，就是老朋友回憶的趣事了。當時他住在燕京大學東門外一個20多畝的園子裡，是父親在他讀初中時就買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園”。但在他後來的記述中其實並非豪門深宅，只是一個大菜園子，裡面有很多樹木、花草，幾排平房，幾畦菜地。正合了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請來養蟲和養鴿子的民間奇人同住進園子裡，種葫蘆、遛狗、捉獾、養蟋蟀，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樂園。
1934年陳夢家和趙蘿蕤夫婦新婚，在園裡借住過一段時間，日子過得挺熱鬧的。只是王世襄貪玩，經常晚上跑到荒郊野嶺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後跳牆回家，同住的陳夢家夫婦沒少受他驚嚇。關於王先生在燕京大學時候的好玩故事，黃大剛說，父親黃苗子也跟他講過一個：剛考入燕京大學那會兒，他還是有錢人家公子的樣子，每天穿得光鮮，後頭跟著老家人，手裡還抱條狗，在學校周圍逍遙。幾個高年級學生看他不順眼，趁他有次落單，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這個新生給收拾了一回。後來，其中有個參與收拾他的人跟黃苗子認識了，到芳嘉園來玩，黃苗子一聽這個就把王先生從隔壁叫過來了，說起來他還記得挨蹾這件事，兩個老校友哈哈大笑。
1939年，王世襄從燕京大學本科畢業的時候，他母親去世了，雖是因為久病，他卻自責是自己不肯上進讓母親傷心早逝，自那以後性情改變。他考進燕大國文系研究院，摒除從前所有玩好，開始住在園子裡認真讀書，用3年時間完成並答辯通過了40萬字的碩士畢業論文《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王世襄聽從父親的建議南下重慶，最後被梁思成主持的李莊營造學社接納，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
他日後對明代傢俱的喜愛，他在幾年後和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以及那部《髹飾錄》的半輩子緣起，甚至於他未來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燦爛，都在李莊的兩年裡埋下了伏筆。在李莊，王世襄有機會讀到了朱啟鈐發現並刻印的古籍《營造法式》以及清代匠作則例，他不但因此對傳統傢俱發生了興趣，也對朱啟鈐十分景慕。馬衡、梁思成、朱啟鈐，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分別成為王世襄一路上的幫扶者。這樣的幸運，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在王世襄心裡，朱啟鈐一直是有著極重分量的前輩：他是古物陳列所的創立者，使之成為後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總長時期，改建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形成北京城區最早期的現代規劃。而他在1930年籌資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則奠定了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基礎。1949年8月，王世襄結束他在美國的考察行程後回到故宮博物院，出任古物館科長。他前去拜見了朱啟鈐，說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館對中國古代髹漆技術的重視，朱於是取出自己刻印的另一本珍貴古籍《髹飾錄》，囑他利用回到故宮工作的條件，下些工夫註釋此書。
《髹飾錄》是明代隆慶年間名匠黃成記述的一部漆經，經嘉興人楊明逐條加註，不過因年代久遠、術語名詞多，一般人很難讀懂。更可惜的是，這部唯一存世的中國古代漆工專著，卻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啟鈐幾經周折向日本壽祿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費刊刻，才在國內有所流傳。據朱啟鈐生前回憶，他當年印行200部，將其中一半寄給日本原藏家作為酬謝，其餘大都贈送朋友。同時期經他刊刻的珍貴古籍還有那部《營造法式》，兩書的木版後來都輾轉南下收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二八”事件後不幸毀於侵華日軍的大轟炸。當年因為刻本數量極少，就連朱家溍也只是聞其名而沒有見過。
對40年代末這段往事，朱家溍有很仔細的文字回憶：“當時古物館的館址是壽康宮後牆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東所的北房。這所房子的內部都還保留著舊裝修，我在八方罩的裡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見面。有一天他說：‘你看過《髹飾錄》沒有？’我說：‘只知道有這個書名，沒見過。’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線裝書給我看，說是朱桂老給他的。他說打算用通俗的語言註釋，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邊，看見他在一疊紅格毛邊紙上已經寫了幾行字。這就是他對於《髹飾錄解說》工作的開始。”但沒過幾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難。
這還要從抗戰勝利後的戰時文物清損工作說起：1944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1945年9月，還在李莊營造學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同時推薦，被任命為平津區助理代表，參與追還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儀匿於天津張園的那批清宮舊藏。1946年底，他作為清損會專員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國。1948年5月，他被故宮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後回國，先後在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和陳列部主任——這樣一段異常清晰且不負使命的歷史，在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後竟定性有重大問題，先進了東嶽廟的學習班，後又關進看守所審查10個月，直到查明沒有貪汙盜竊才被釋放。雖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卻仍將他解僱除名，通知自謀出路。1957年為此事不平而鳴，他又被劃成“右派”。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他後來在各種文章中屢有提及。
他在《自珍集》的序中寫道：“大凡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於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勞、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朱啟鈐先生一番託付，當時就是他“自珍”的目標，傾其前半生近30年時間，不負君子一諾。
《髹飾錄解說》初稿，王世襄從1949年冬寫到1958年秋，跨時近10年。他脫稿後，朱啟鈐已86歲高齡，為他寫了序。王世襄心知難以出版，冒險送至一家謄印社自費油印了200冊，分送給圖書館、博物館和一些工匠學人。書的封面上，只印了他自己的號“王長安”，連名字都沒敢署。
為了請教髹飾技法，王世襄在50年代初遍訪北京匠師，其中一位多寶臣老先生給他的幫助最大。多寶臣18歲學藝，師傅劉永恆是清末名匠，多年承應宮裡營造司定製器物，一手彩繪、描金、雕填、堆漆等技法都傳給了徒弟。1953年，65歲的多寶臣經王世襄推薦進故宮博物院修復廠，王世襄對他執弟子禮，有兩三年，他幾乎每個週日都去多師傅家拜訪，看他操作示範，再做詳細記錄。他也曾將多師傅請到自己芳嘉園的家中，請他現場修復一件描金櫃架的殘器，自己在旁打下手作記錄。為多做實物印證，聽說誰家有傳世漆器，他一定會想辦法上門拜訪，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黃大剛向本刊回憶：“我聽王敦煌講，他爸在寫《髹飾錄解說》這本書的時候，院裡三家人都快瘋了，凡誰認識跟漆有點關係的人，都要給王先生提供，看見點什麼上漆的東西，王先生就問：這你有用沒用？他要拿走琢磨。我當時年紀太小，但有一個印象，我們家有張大漆桌子，角上有塊漆皮起來了，是王先生自己動手給我們補上的。”經過這樣逐條逐句的整理、印證、補充，到最後書稿完成，他的註釋內容是原著篇幅的20倍。
“記得那天他把書送到我家，線裝一厚冊，瓷青紙書衣，宣紙木刻水印題簽。全書寫刻小楷，秀勁醒目，據說是請一位高手烏先生寫刻的。”這是朱家溍生前回憶。本來，這本油印冊是王世襄在人生最灰暗的時間勉力完成，更不知有無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對朱啟鈐先生的交付也儘可能隆重相待。“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啟鈐先生啟發，因此，《髹飾錄解說》用朱老題簽，在《前言》中表達深摯謝意。待正式出版，朱啟鈐先生已辭世多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尚剛介紹。尚剛告訴我，朱啟鈐之孫朱文相曾當面告訴他這樣一個場景：《髹飾錄解說》正式出版後，王先生即持奉朱府，面對朱老遺像恭行大禮。
王世襄、袁荃猷1945年新婚後合影留念“
1980年我進了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王先生好像也是那一年正式落實回到文物系統，被分到我們研究室。我20，他66，竟同一年進單位，成了同事。他當時也沒名氣，反正我們看不出來，成天提一個破筐，裡頭擱兩根黃瓜就上班來了。”楊術回憶。他當年被分派學文物攝影，正好王世襄開始編寫明代傢俱書，文物出版社派了一個主攝影師去幫他拍家裡那些藏品，楊術和另外一個年輕小夥子就做了助手。
“每次都是我們先把傢俱逐件抬到院裡，支上架子，掛好背景布，然後主攝影師發話：拍。紫檀、花梨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個人才能抬動。記得抬那個紫檀大案子出來時候，我們兩個小夥子抬一頭，王先生一人抬一頭，那時候我就覺著：這老頭兒厲害。”1985年出版的《明式傢俱珍賞》一書，收錄的就有他們拍過的這些老傢俱，其中傳世重器經王先生自己言明的有數件：宋牧仲舊藏明紫檀大畫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棖畫桌，明黃花梨獨板面心大平頭案，清前期絛環板圍子紫檀羅漢床，明紫檀牡丹紋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黃花梨圓後背交椅成對，明黃花梨透雕麒麟紋圈椅成對，在世界範圍內亦屬最重要傢俱收藏之一。
前後差不多拍了兩年，楊術成了王世襄身邊的“小兄弟”。楊術說，王先生經常跟他說些早年收傢俱的事，特別逗樂：“他說，和袁先生結婚前他就喜歡傢俱了，這些都是花了40多年時間一件一件辛苦收回來的。他第一回收到東西是從他父親一個朋友家，覺得人家一個寫字檯不錯，非給了錢搬回去了。到家一通查資料，發現年頭太晚，又給人退了回去。結果這事被他父親知道了，狠批一通，說你怎麼能又給人退回去呢。”
年輕時養鴿子、抓蛐蛐練就的體力，混跡市肆和奇人異士打交道的經驗，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傢俱時全用得上。他有個帶大貨架子的自行車，身邊好多人都有印象，能載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備粗線繩、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時間就騎著到處看傢俱，買到東西就能捆車上帶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見他，車上帶著小條案、悶戶櫥或者椅子。北京天壇北側過去有明清時期的魯班祠和行業會館，那裡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魯班衚衕，裡面聚了很多老北京古舊傢俱修復作坊和商鋪，王世襄早年常去那裡，有時也去馬甸的曉市。碰到原主不肯賣或者他買不起的，王世襄就央請人家準他拍照，自己帶著攝影師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門，或者將小件的借出來，用自行車馱到王府井照相館去請人拍。如果這樣也不成，他就會說好話求人家讓他量尺寸、畫草圖。最壞的結果當然是被摒諸門外。
對他諸種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傢俱研究》出版時曾有過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我的母親也很喜歡他有一股肯幹的憨勁，一切都給他方便，工作當然就比較順利，但力氣還是要費的。可是去別處就不盡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著的，而是在雜物房和雜物堆疊在一起，積土很厚，要挪移很多東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兒了。還要附帶說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帶，有些很好的傢俱因積土太厚已經看不出木質和花紋了，必須擦淨，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攝。這還屬於物主允許搬動、允許拍攝的情況。若是不允許，白饒說多少好話，賠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厭煩，因而被摒諸門外，那就想賣力氣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計較，還是欣然地進行工作，好像永遠也不知疲勞。像這樣全力以赴地蒐集資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無法正常生活時才完全停止。
等到了70年代後期，多了活動自由，他又故態萌發，開始騎著車到處看傢俱。如果假日多有兩三天，他自費跑去蘇州和廣東考察產地。80年代初，楊術說，陪他去過一回，對他的精神頭兒印象太深：“我陪老頭兒、老太太一起去蘇州，他說想看看明清門窗，每天四處轉也不嫌累。有天中午老頭兒說我先睡會兒覺，你去逛逛，看有什麼好玩意兒沒有。我逛到鼓樓那片古玩店，發現一大黃花梨筆筒，趕緊回頭去找他。老頭兒覺也不睡了，車也不坐，和袁老師跟我一路走著就去了。到那兒他問我：擋吃擋喝嗎？意思是問，要是買了，差你吃飯錢嗎？我答他不擋吃不擋喝。他說那就買。買完了他就跟我坐檯階上，捧著筆筒看好半天，就那麼大癮。”收回之後，保藏這些傢俱成了勞心費力又擔驚受怕的事。“文革”開始後，芳嘉園的院子裡又先後擠進來近10家人，黃苗子家東邊的三間房被佔了兩間，王世襄自己家被擠了兩頭兒，只有張光宇家三間沒有動，但張先生已經去世了。王世襄和袁先生眼見躲不過抄家，為了不讓傢俱被毀，他們搶在抄家前都上交了，僥倖躲過一劫。
到80年代，曾被抄沒的物品陸續退還回來，被佔走的房子卻沒法退，煩惱就來了：百十平方米的幾間北房立時擠得滿滿當當，大小近百件珍貴傢俱只能疊摞起來，二老每天惴惴過日。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講述當年他所見到的情形，尤以冬天難過：每年深秋季節，我會和王先生一起安爐子。本來這安爐子架煙囪是件挺簡單的事兒，可越到後來就越麻煩。因每年停火後，春夏秋三季，王先生總有新的收藏帶回家裡，再加上新的稿件、書籍和刊物等等，春夏秋三季下來，前一年安放爐子的周圍空地就會給佔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爐子的時候，就得先倒騰一番，把新收藏、新資料一個壓一個地往高處摞，按照師母調侃的話講，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處架煙囪還得踩個梯子。但幾年下來，屋裡連個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沒有了，也根本用不著了，周圍全都高高堆滿了物件，或是傢俱，或是擺設和資料，撿著能下腳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夠得著架煙囪了。
我和王先生安爐子，越來越成了一項大工程，再要趁著機會，把各種物件整理一遍，保養一回，幾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後來有幾年，實在弄不過來，還得請過另外三位年輕力壯的朋友尚剛、張德祥和譚巍來幫忙。每當冬季屋裡第一次點火生爐子那天，別提多讓人擔心了。各種雜物距火爐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離的極限，讓人感覺火爐周圍隨時可能燃燒起來。薩本家說，明代一堂的牡丹紋紫檀椅子共有四把，是舉世聞名的最精品，但從沒有一起擺出來過，因為家中狹小，書房放下一張紫檀大案和一對牡丹紋紫檀椅子，就沒什麼餘地了。房子退不回來，申請換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慮為這些傢俱找一個妥當的歸宿。老友朱家溍過去的遭遇，更是不時提醒他，就算捐贈，也要找一個有擔當的合作者。那還是1976年，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將十幾件極為珍貴的明清傢俱收藏無償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運送過程中，竟無專業人士同行，貨車司機為了拉私活兒，把這批傢俱卸載在一家客店的院子裡堆放，5天后才重新扔上車運到承德。結果，這批珍貴的傢俱損失慘重，其中一隻極為貴重的清乾隆紫檀圓墩被摔掉一個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極為優雅的紫檀嵌玉小寶座丟失了腿足及託泥，不得不送回故宮來修復。此事最後無人追究。
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帶給他一個消息。1992年，上海博物館修了新館，傢俱館裡卻沒有傢俱可供陳列。香港商人莊貴侖為紀念其先人，表示願意出資買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義贈與上海博物館。王世襄久與現實纏鬥，疲累之下，覺得這不失為所藏傢俱較理想的去處：不致流離分散，可供人欣賞，國內的國家級博物館也從此有了專室陳列古典傢俱的先例。至於他自己，所求是一個不被打擾的安身處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終老，此外實無他求。”田家青回憶，王世襄當時對莊貴侖說，只要他能夠答應自己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給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傢俱就全部奉上，並且對價格決無二議。
1993年2月，在上博館長馬承源的安排下，這批收藏終於從北京安全運到了上海，入藏博物館。說到價格，薩本介向我確認是100萬美元。“頂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價值。”他說，“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來只要王先生讓一把，可他堅持將其餘三把也一併送去了，他跟我說，讓它們散了是罪過。後來有人議論他那不算捐贈，因為賣錢了。可他們誰知道他的這些真實想法？”尚剛也說，王先生聽到這些議論應該是有些難過的。“他平時最不愛當人面說錢。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說話，他兒子正好過來想跟他說句什麼錢上的事兒，王先生就岔開話。但在傢俱讓給上博的事情以後，王先生跟我說過一次這樣的話，他說這些東西啊，要賣，應當是10倍以上的價格，但我沒這麼做。本來我們是在聊其他話的，聽得出來王先生特意拐著彎跟我說這個，因為當時文物界有人議論這事。”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一起到過上博，也是唯一一次。當時陪他們參觀的上博專家王運天回憶：可能是有點睹物思情，二老那次並未在陳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傢俱館”裡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貴賓室裡和大家聊了很長時間。這之後，王運天去北京出差，給王先生打電話道歉，說這次可能沒有時間登門看他了，沒想到王先生讓他時間再緊張也去家裡一趟，有件傢什託他帶給上博，並在電話裡接連囑咐了兩次：“一定要來！”見面後他才說出原委：有個老朋友到新居來看他，見一件舊傢俱都沒有留，怕老人寂寞，就將王先生當年送自己的黃花梨小交阢又還給了他。王世襄跟王運天說：“殊不知，沒有就沒有，現在又來一件舊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圖錄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這件我就捐給上海博物館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圖錄中的傢俱不再散失。勞你帶去，話不多說，你趕路吧！”
王世襄口中這個送還黃花梨小交阢的朋友，就是梁思成的學生、古建築專家楊乃濟。上世紀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後曾調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工作，因為明代傢俱研究和楊乃濟相識，楊乃濟常去芳嘉園拜訪，併為他繪畫過一些線圖。“文革”前楊乃濟被下放廣西，王世襄和黃苗子兩家請他吃飯並送行，就在那個晚上，王世襄將他早年從馬甸曉市商販手中得的這個小交阢送給了楊乃濟，算是一個遠行的陪伴。
1983年，為編寫《明代傢俱珍賞》，王世襄曾將小交阢借回拍照，收錄到書中時注錄為“楊乃濟藏”。1993年，楊乃濟聽說了他傢俱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擇日便帶著小交阢上門來了。一送一還，隔著幾十年，兩頭都是厚誼。
“我有幸結識王世襄先生，是在1979年。”著名明清傢俱專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說。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他寫的《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書裡回憶了和王先生30年相處的生活點滴。在見王先生之前，他已經在古玩和明清傢俱圈子中泡了幾年，向老木匠學習修復傢俱，向民國時“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販學習辨別傢俱真偽，並和當時尚為數不多的玩家們相互切磋，為了掌握木工製作技藝，還特地學了專業術語和行話，也收藏到幾件挺有意思的傢俱。在這個過程中，總會聽到大家說起一個人：王世襄先生。都說他是位高人，常講起有關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裡，可誰也說不清楚。田家青還能向我回憶起當時見面的每一個細節：初次與王先生見面，是通過老魯班館名師陳書考和王少傑兩位的介紹。解放後，他倆曾先後在龍順城硬木傢俱廠任廠長。公私合營之後，該廠將轄下各個魯班館的明清傢俱集中起來，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明清傢俱堆積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們把王先生家的地址給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徵性地跟他打了個招呼，於是我就一個人直愣愣闖上門去。進得王先生家，三間大北房，擺滿了明式傢俱，當時一下子就把我看暈了。與王先生一交談，我頓生“找到組織”的感覺。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術語、俚語，還有一些極生僻的專業詞彙（當時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說一些），是業界評價一個人真實水平的重要標準，而我會說不少，自以為已經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發現他不僅熟諳這些行話術語，而且還能說出背後的典故，比如哪個術語是在歷史上哪個時期出現，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以訛傳訛，哪個詞是由於南北口音不同而發生變化及變化的過程，簡直“神”了！與我以前認識的業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籌兩籌：這些行話，大家只是會念，而王先生憑藉深厚的古文字基礎，將近千條術語做了查證和校注，這不僅是重要的學術貢獻，同時顯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學者，學究式的學者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實踐基礎。
大約在十來年後，偶爾聊起來，王先生回憶了當初見他時留下的印象：那時社會上沒什麼人會對破舊傢俱感興趣。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沒有人引路，全憑本能去喜愛和感悟明式傢俱，且收藏的傢俱基本對路，問的問題在行，出乎他的意料。常在王世襄身邊的幾個晚輩，大都和田家青一樣，有股子王世襄喜歡的“不冤不樂”的勁頭。不冤不樂，這是句北京老話，王先生常掛在嘴上。他給人解釋過：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歷盡艱辛，人人笑其冤之過程，亦即心花怒放，歡喜無狀，感受最高享樂之過程。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
“1978年我進了榮寶齋書畫店，母親說，現在得帶你去見見王世襄先生了。見面後，王先生問了我兩句話：古文怎麼樣？畫史熟不熟？我讀到高二去山西插隊，三年後到我母親和袁阿姨下放的天津靜海乾校落戶，哪懂這些，沒辦法接他話茬兒，以後很長時間不好意思再去王伯家。”原北京榮寶齋書畫鑑定專家薩本介跟我說起他第一回見王先生的情形，和田家青的反應幾乎一樣：進院裡就懵了，幾間屋都摞滿傢俱，走路得繞著。他被王先生兩個問題嚇回去後，隔了七八年時間，他已經在榮寶齋幹了好幾年的收購和鑑定，對書畫自學到了一定程度，就又大著膽子找到芳嘉園去，向王先生請教自己總在琢磨的明代繪畫和傢俱的關係問題。“這以後就常去他家了。王先生就這樣，如果完全不能跟他對話，他也不怎麼太引領你。”薩本介說。尚剛第一次見王世襄應該是1982年，那時候他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讀研究生，他們係為各地高校的工藝美術史教師辦一個進修班，把王世襄請來講古代漆器。“在這以前我就知道王先生，因為我父親在中央工藝美院教中國美術史和文學史，跟王先生有些相互都認識的朋友。我還手抄過王先生整理的《刻竹小言》——當時不是書，是用藍複印紙寫出來的一沓稿紙，我拿到的是下面那層，記不得外面有沒有訂封皮兒了。當時好像是副院長吳勞或是張仃拿到家裡來的。‘文革’剛結束，知識分子想出本書挺不容易的，得拿出去四處給別人看、請人說好話，反正那沓稿紙就這樣轉到了我父親手裡。”那天課後，尚剛上去跟王世襄說了自己手抄過《刻竹小言》的事兒，還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整理成這種淺近的文言呢？王世襄答他：“老沒這麼寫了，挺過癮的。”
傅稼生在榮寶齋雕鏤彩色水印木板多年，和王世襄結緣是因了那件大案：1995年，王世襄從蘇州得到兩塊花梨大材，之後和田家青“商略兼旬”，製作了一具花梨木大案：獨板面板厚8釐米，長度達2.7米多，重量在300～400公斤之間，“其龐然為明式桌案所未見”。大案做好后王先生很喜歡，自己撰寫了一段銘文，要薩本介幫他找一位刻寫功夫細膩精微的師傅來。薩本介於是請了雕鏤好手傅稼生到王先生家，將那段銘文精心刻在大案上。傅稼生是榮寶齋的老人，學木版水印刻板出身，是榮寶齋這一絕技最輝煌時期的學徒。有一次王先生和傅稼生聊天，說如果一個人玩都玩不好，他還能做什麼呢。傅稼生說：“王老的話言簡意賅，觸及心靈，自此我對自己的事業不敢懈怠。”王世襄的“不冤不樂”，於物、於人、於學問，其實有的都是一份情義。1990年秋，王先生的《明式傢俱研究》出英文版，美國出版商請他和夫人袁荃猷一起赴美出席首發式，回國時候經停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受託接待他們。其時香港主權迴歸正在談判中，聊天中伍嘉恩不免說到她和身邊朋友的憂慮：如果未來中國古文物不能流通，她可能得要搬離香港。說者無心，但王先生記在心裡。伍嘉恩當時在中環畢打行有一個專門陳列明式傢俱的空間，還只有英文名字，王先生為她題贈了中文名“嘉木堂”。第二年春節，王先生又特別為伍嘉恩寄去一副親筆書寫的楹聯：“嘉木陳堂宇，恩波護島城。”既嵌入她和店鋪之名，也有慰勉和祝福的意思。他知伍嘉恩中文不好，寫了一封英文信附在後面，為她仔細講解了楹聯的意思。並非伍嘉恩獨有這份禮物。1992年那個春節，王先生身邊幾個親近的晚輩都得了一副將名字嵌在聯語之中的墨寶。薩本介記得，他得的字聯是：本固邦寧寧有日，介而景福福無疆。“王伯交給我時說：‘你這兩個字真不好嵌進去，費了老大勁兒！’王伯還親寫了出處說明：‘本固邦寧’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介而景福’出自《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小明》：神之聽之，介而景福。這樣一副聯，滲透著情感和文化縱橫，此為王伯人格人品之一斑。”傅萬里是已故傳拓聖手傅大卣的兒子，有時會幫王世襄先生墨拓銘文。有一天傅萬里到王世襄家，聊起養蛐蛐，王先生就問他：蟋蟀譜瞧了嗎？他問的是他寫的那本《蟋蟀譜集成》，大約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萬里老實回答，說沒有仔細讀中間的內容，只覺得代序的六首詩好玩。王先生聽了就說：其實，那本書我是認真按做學問方法寫的。當年促成《蟋蟀譜集成》問世的老編輯蔡耕，對王世襄傾注於這本書的感情自是瞭解更多。他撰文講述過“耳聽”《秋蟲六憶》一幕，王先生爛漫的樣子就如在眼前。他寫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著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譜集成》的書稿，對著清單一一收齊。“最後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紙舉手揚了一揚，面露微笑說：‘《秋蟲六憶》寫完了，也交稿了。不過，今天我要朗讀一遍，怎樣？’眾口同聲連說：‘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還朝著老伴袁荃猷說：‘你也坐下來聽聽。你還沒有聽過我的全文朗誦哩！’……就這樣，一篇兩萬五千字長文，由一位77歲高齡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讀完畢。王老顯得有點興奮，愉快，也就是勞動者在勞作過後看到自己果實時那種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驅使吾使然而終不悔者，實因無往而不有樂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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