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一名發燒、咳嗽住院4天的2歲男童從浙江紹興市中心醫院出院時，向護士長鞠躬致謝，這一瞬間被攝影師記錄下來，網友稱它為“最萌鞠躬”。接著有人發現，同樣的一幕百餘年前也曾發生過——當年杭州廣濟醫院院長梅藤更（又譯梅藤根、梅博閣）在查房時，也曾與小患者互致鞠躬禮。
一個鞠躬，串起百餘年滄桑，記錄著一種文明傳統的延續。
遺憾的是，梅藤更的名字卻漸行漸遠，只留下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有人稱他以“優渥的情懷播撒在中國杭州的大地上”；也有人說“梅藤更作惡多端，前將該院收回，群情歡洽”。
梅藤更曾在中國服務40多年，是最早將近代婦科、近代藥科、近代性病科等帶入中國的人，在他主持下，杭州廣濟醫院成為當時英國之外的“全球最大的聖公會醫院”。然而，因強租、私佔西湖邊的保俶寺等地，梅藤更也曾被斥為“強盜”。當事人之一韜園主人留下《梅藤更侵略實錄》，在《醫藥學》雜誌上連載，大量引用官方調查報告，堪稱鐵證如山。
梅藤更究竟是一位充滿愛心、不辭勞苦的人道主義者，還是一名以傳教為要務、與官商勾結的帝國主義者？
從屍體上挖走眼球
1856年6月，梅藤更生於蘇格蘭的一個小村莊，中學時便為當地的主日學校服務，17歲時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商科，在一位曾在印度服務多年的醫學傳教士影響下，對醫學和“福音復興運動”產生興趣。
“福音復興運動”是興起於1830年代的一股思潮，影響長達一個半世紀，曾風靡歐美。面對宗教世俗化後社會上出現的頹廢、消沉、道德墮落等問題，該運動主張重建信仰，以挽救世風。
畢業後，梅藤更在一家貨運公司當文書。1877年，他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並在當地貧民窟中為傳教機構從事醫療輔助工作，也由此結識了護士梅福孫。
梅藤更與梅福孫
1881年，梅藤更與梅福孫正式結婚，二人申請到印度服務。但他們所屬的聖公會在中國杭州有個戒菸所，後改稱大方伯醫院，僅有3間房，月均門診百餘人、住院20人，由甘爾德醫師主持。因夫人病重，甘爾德急於回國，於是梅藤更夫妻被派到杭州。
到杭州僅3年，梅滕更便從聖公會爭取到1700英鎊撥款，建了新院，更名為廣濟醫院。
早在明朝末年，現代醫學意義上的西醫（後文簡稱為西醫）便傳入中國。但雍正二年（1724），因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清廷下令禁教，因此直到1805年，西醫才借“種痘術”捲土重來。
1835年，美國人伯駕在廣州開設了中國近代第一家西醫診所，首日無人應診，第二天只來了一名患眼病的女乞丐。1859年，眼科醫局升格為廣州博濟醫院，為說服一名重症患者接受截臂手術，該院竟“以五十金予之”。
所以當梅滕更來到杭州行醫時，他所面對的患者是複雜的——
高層是瞭解西醫能力的。康熙年間，清廷將“雅克薩之戰”俘虜的俄國士兵帶回京城，收編為旗人，並請俄羅斯派傳教士常駐北京，給這些士兵佈道。沙皇為刺探情報，特意選派了一些醫生來。他們醫術高明，能出入王府，所以高官們較信任西醫。
但中層對西醫卻半迎半拒。他們深知西醫之長，願意接受治療，但鄉紳、文士等群體的權力來自官方，西醫等技術人員到來後，與官方合作更緊密，動搖了他們的利益基礎，所以往往又持排斥態度。
至於下層，則對西醫充滿偏見。普通西醫價格高，教會醫院免費但覆蓋面小，大多數百姓難得實際體驗，往往將傳言當成事實。這些傳言有些出自中層，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便稱，西醫割人眼球入藥。梅藤更常遇到怪事——患者去世後，家屬要求立刻帶走屍體。時間長了，梅藤更才明白，原來家屬擔心他挖走眼球。
在這樣的背景下，梅藤更只能走高層路線。
1898年，遊覽杭州的畢肖普夫人在參觀廣濟醫院後，說：“廣濟醫院與當地官方的關係著實不錯……梅藤根和他的助手金博醫生為當地各級官員治療疾病。清朝的高官是付費住院的，當他們治癒出院時，他們往往又會捐贈100美元給醫院作為答謝，浙江省內各級軍官經常會來醫院，向來自英國的醫生諮詢有關養生、醫藥方面的知識。”
走高層路線，實在是沒辦法的辦法，卻同時也讓梅藤更落入了道德困境中。他做得越成功，就越會被質疑為趨炎附勢、巴結顯貴的小人，遭到中層的集體怨恨。
租寺廟地 診婦科病
梅藤更說過：“讓中國人信教，治癒傷者，洗滌汙濁，讓中國人變得‘潔淨’，使他們保持乾淨，讓我們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
這話透露出了早期西醫東漸背後的一大動因——傳教，卻也不可就此否認救死扶傷的醫者天職，而且可以見得的是，西醫因為更早實現了職業化，所以反而具備較嚴格的職業規範。
上海同仁醫院在光緒三年（1877年）的清單記載過：“迄今十有一載，不特附近貧民共沾其益，即異鄉客旅染病而一無倚靠者來館醫治……其住館者之飲食需用一切，大半系本館供給，中有寔（實）在貧乏者，俟病痊回裡，酌贈川資。”
而同一時期的本土郎中仍是以個體為經營方式，日常出診常索取高價——“每遇病家急於延診……動需數洋，甚至轎錢索取一二千文”，夜間一般不出診——患者家屬“立門哀喊，置若不聞”。在他們看來，這才是自我價值的體現。時人哀嘆“中醫之中，非術藝不精即身價過重”。雖然早在唐代，名醫孫思邈便提出過“有醫無類”，但沒有職業化，職業道德難以落地。
近代醫學強調規範，是科學；傳統醫學強調經驗，更像藝術。其背後，源於對人的不同的預設：前者相信人是目的，一切應以人為本，後者相信在人之上，還有更高級、更尊貴的東西。這一點也顯現在梅藤更身上。
在梅藤更來華前，花柳病患者、麻風病患者、婦女病患者被視為咎由自取，不配享受人的權利，更別說得到良好治療。
1882年，廣濟醫院門診已收治女醫生，梅藤更記錄道：“醫院的女患者醫務已經越來越成為常規舉措。”據1888年統計，廣濟醫院門診部共接待2656名女患者，佔總數的30.9%，住院部共接待70名女患者，佔總數的12.7%。
梅滕更、梅福孫（右二）與女患者
1887年，梅藤更將幾名麻風病患者收入廣濟醫院私人病房，1892年，又開設了麻風病院，當時沒有特效藥，只能給患者“飧以清氣，飽以厚味”，後採用大楓子油治療，療程極長，一般患者住院8—10年，有的長達30年，廣濟醫院因此被贊為“吾國麻瘋院中，無出其右者”。
1890年，廣濟醫院首設皮膚花柳科，是中國醫院設皮膚花柳科之先河。
廣濟醫院還辦了廣濟醫藥專門學校等三所學校，是中國近代藥科教育的開創者之一。
蔡元培賀廣濟醫校五十年的題字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
然而兩大瓶頸始終困擾著梅藤更。
一個是經費問題。以麻風病院為例，初期“鹹不取費”，後期“只須第一次繳納掛號費5元”，便“終身不納分文費用”，比其他醫院一次性繳納“30或50元”少得多。為補資金漏洞，梅藤更四處化緣。
另一個是患者不信任。特別是婦科，當時中國女性有“不就男醫”的傳統，甚至中上層女性都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梅藤更發現，每到觀音生日（觀音有三個生日，分別在農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女性們會到西湖附近的寺廟上香，這是勸說她們接受現代婦科的唯一機會。
所以，在擴建醫院時，梅藤更重點找寺廟租地。他先與棲雲寺僧人本林達成協議，但本林被控“盜賣地產”，協議無效。只好又與保俶寺僧人懷忍洽談，以102元的代價，租用該寺所在的寶石山上3塊土地，共計6.52畝。
像許多租地者一樣，梅藤更也悄悄地擴大了地界，並在懷忍離開保俶寺後，佔據了整個寺廟。
杭州保俶塔旁的麻風病院
梅藤更沒意識到，他已是中層的眼中釘。
保俶寺是西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寺的保俶塔與雷峰塔齊名，常有文士來遊玩。梅藤更把麻風病院設在這裡，引來眾怒。湯壽潛曾說：“目擊梅氏蹂躪西湖，何嘗不同懷公憤。”這種情緒延續數十年，以致梅藤根退休離華後，仍有人質疑：“給杭州者無他，麻瘋而已。”
十多年後，1909年，在《杭州白話報》主筆韜園主人的鼓動下，錢鏐後人以保俶寺是吳越王祀產，向官方提起訴訟。
調查發現，梅藤更除了超合同範圍圈地，還將其中10畝賣給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獲銀510兩，並正式在縣衙辦了過戶手續。另將一塊山地賣給劉氏，獲銀1.3萬兩。還將山上洋房出租，“每間月租銀五十兩”。
梅藤更的做法於法無據，但在當時不罕見，他將“私搭亂建”賣給美國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代理人鮑爾時，鮑爾專門諮詢了英美兩國領事，得到書面回覆，稱此交易並無不妥。
梅藤更過於相信自己與高層的關係，想把官司一直拖下去。但辛亥革命爆發，昔日高層崩潰。於是，梅藤更便把杭州市臨時警察局長沈鈞儒請到家中，沈記載道：“（梅藤根）用茶點款待，還請我聽他的女兒彈鋼琴，喜笑顏開地說了許多恭維話，意思是要拉攏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嚴辭拒絕了。”
早在1910年，沈鈞儒作為諮議局一員，就曾提出議案，指責梅藤更“損害本國人民固有權利”，要求收回佔地。
經反覆磋商，梅藤更同意退還部分佔地，但要政府賠償7萬元。在合同中，有“梅醫士亦深明大義”等詞句，可見雙方還算滿意。1918—1919年，梅藤更又強租杭州寶雲山，北伐軍進入杭州時，廣濟醫院及三所學校被政府沒收，醫院不久被髮還，學校從此停辦。
莫干山裸心堡，門柱、裙牆為梅藤更夫婦1910年建造的炮臺山別墅殘留，原堡或毀於颱風
1924年7月，《新浙江報》因報道梅藤更的汽車橫衝直撞一事失實，被警方封閉報館，該報竟發文稱：“似此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國內媚外官吏，摧殘輿論，將何以重民權而維正義。”
仁愛而勞 以人待人
在中國服務期間，梅藤更至少建立了30個不同的醫療和福利機構。他曾說：“好醫生應該具有3個H——Head（知識），Hand（技能）和Heart（良心）。”為此，他提出八大標準：
1、極強的適應力，能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條件下迅速地進入工作狀態；
2、能迅速融入集體，要具備比愛自己更愛別人的精神；
3、要有創造力，是一個行多於言、願意儘自己能力做最好的人；
4、要有親切感，這樣才會吸引人們前來治病；
5、要具備一定的語言天賦，不需具備一個漢學家的水平，只要能與人進行基本溝通即可；
6、要有極強的責任心；
7、要富有犧牲精神，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8、要有極強的忍耐力及永不言棄的精神。
顯然，這不只是一個合格醫生的標準，更是作為個體自我成聖的修煉。為吸引患者，梅藤更難免“作秀”，以當時的攝影器材和普及度，其實很難抓拍到他和小患者彼此的深深一躬。梅藤更把這張照片印成明信片，四處分發，在婦女、兒童不被視為完整的人的時代，此舉堪稱驚世駭俗。
在梅藤更眼中，患者、未成年人、窮人、女性可能在知識上有差距，卻擁有同樣完整的人格，他們不是被慈善的對象，而理應作為人得到尊重。
梅藤更夫婦與麻風病人
在杭州創辦麻風病院時，梅藤更曾說：“我們非但不應該視麻風人為社會的被拋棄者，我們更應該把他們當作患肺結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樣。”
據中華麻風病救濟總幹事鄔志堅記載，他曾向一名留洋歸來的年輕教授諮詢，該如何減輕患者的痛苦，對方竟回答道：“你能為他們做些什麼？麻風是不可治癒的。對付他們的最佳方法是：殺死麻風人！”
讓鄔志堅萬分驚訝的是，梅藤更數十年救治麻風患者，當時的杭州人“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
梅藤更的成功與挫折，隱喻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艱難，其核心在於，如何從“人是工具”轉向“以人為本”。當資源匱乏，不得不以犧牲人道為代價時；當目標宏大，讓個體顯得過於渺小時，人們往往會覺得，“以人為本”是不切實際的。但梅藤更用行動表明，還可以鞠個躬，表達出內心中對文明的堅守。
百餘年匆匆而過，隨著社會進步，隨著職業化程度提高，梅藤更式的鞠躬得以迴歸，它不只是簡單的禮儀，也難說是醫患關係的標杆，但它至少證明了：生而為人，我們都向往文明，我們註定會被文明感動。
1926年11月30日，梅藤更離開了杭州回到蘇格蘭。1927年，他創建的麻風病院由省政府主持，但資金缺乏，“病人打針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見厲害”；1928年，政府將廣濟醫院發還。1934年8月30日，梅藤更在老家去世，終年78歲。墓碑至今仍存，上面刻著4個漢字——仁愛而勞。
梅藤更墓
在離開中國之前，他曾宴請杭州地方人士以告別，席間他用漢語杭州話說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是有前途的，後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來不及看到中國的復興。”
那個鞠躬的小男孩長大後又與梅藤更合了一張影
參考資料： 《公共領域中的慈善、福音與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 周東華， 《社會學研究》 2010年03期 《去醫院就洋醫： 清末杭州廣濟醫院的女患者及其醫療場景》， 周東華， 《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 《清末杭州廣濟妓院租地案研究》， 李傳斌，《 史林》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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