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的神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簡易明快的哲學之一。無論是它的思想，還是表達思想的語句都讓人一目瞭然。王陽明心學又是一門實用的哲學，它告訴了我們極易被我們忽略的真理，同時也為我們每個人規劃出了一張完美的、直觀的人生路線圖。王陽明心學對我們有什麼用，答案已不言自明。
它首先告訴我們的是這樣一個極易被我們忽略的真理：“人人平等。”
有一天，那個個性極強的王艮出遊歸來，王陽明問他：“都見到了什麼？”
王艮以一副非常驚訝的聲調說：“我看到滿街都是聖人。”
我們應該注意，王艮這句話別有深意。王艮來拜王陽明為師前就是狂傲不羈的人，拜王陽明為師後，也未改變“傲”的氣質，王陽明多次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終認為聖人是遙不可及的，所以他說的“我看到滿街都是聖人”這句話，是在譏笑王陽明的言論：“你瞧，那些在大街上的凡夫俗子都是聖人，我怎麼就不相信，天下會有這樣多聖人啊。”
王陽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於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滿大街都是聖人，滿大街的人看你也是聖人。”
王艮尷尬地一笑：“都是聖人。”
王陽明點頭說：“對！人人都是聖人，誰也不比任何人差。”
他的另外一名弟子叫董蘿石的也出遊歸來，同樣興奮地對王陽明說：“今日見一怪事。”
王陽明問：“什麼事？”
董蘿石興奮地說：“滿大街都是聖人。”董蘿石和王艮不同，他是真的悟透了王陽明“人皆可成聖”的思想，所以王陽明只是淡淡地回道：“這算什麼怪事，常事罷了。”
無論是對不懷好意的王艮，還是發自肺腑的董蘿石，王陽明的訓導只有一條：人人確實都是聖人。
那麼王陽明憑什麼說“人人都是聖人”呢？
在他的文章《書魏師孟卷・乙酉》中，他給出了答案。魏師孟是王陽明弟子魏良輔的弟弟魏良貴，他的幾個哥哥都拜到王陽明門下，學習心學，對於王陽明“人人都是聖人”的論點，他覺得不可思議。1525年，他來請教王陽明：您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人，可堯舜是如此偉大，凡夫俗子怎麼可能成為他們那樣的聖人呢？
王陽明解釋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惡，“是非”屬於智慧，“善惡”屬於道德，聖人也不過是既有智慧又有無懈可擊道德的凡人，而你一出生就具備這兩種素質，所以你就是個潛在的聖人。只要你按良知的指引去思考做事（致良知），那就是聖人了。自然而然致良知的，是聖人；勉強自己而致良知的，是賢人；不肯去致良知的說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那就是愚人。雖然愚人的良知被遮蔽了，但他的良知卻仍然存在。如果能致良知，那和聖賢就沒有區別。也就是說，聖愚的良知是一樣的，只要肯“致”，那就是“人人皆可為堯舜”。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重點指出，良知在人，永遠不可能消失，即使是盜賊，你喊他賊，他也不愛聽，這就是良知永遠存在的體現。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只是良知被物慾所遮蔽，並不是說他沒有良知了。正如烏雲遮蔽了太陽，你能說太陽消失了嗎？
關於“盜賊也有良知”這個論點，王陽明並非信口開河，而是有事實依據的。據說他在廬陵擔任縣令時，抓到了一個罪惡滔天的大盜。這個大盜冥頑不靈，面對各種訊問強烈頑抗。王陽明親自審問他，他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說：“要殺要剮隨便，就別廢話了！”王陽明於是說：“那好，今天就不審了。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隨便聊聊。”大盜說：“脫就脫！”過了一會兒，王陽明又說：“天氣實在是熱，不如把內衣也脫了吧！”大盜仍然是不以為然的樣子：“光著膀子也是經常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又過了一會兒，王陽明又說：“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內褲也脫了，一絲不掛豈不更自在？”大盜這回一點都不“豪爽”了，慌忙擺手說：“不方便，不方便！”王陽明說：“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內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並非一無是處呀！”
這就是良知中的羞恥心，連無惡不作的大盜都有，何況普通人！
為什麼王陽明要不厭其煩和矢志不移地倡導“人人都是聖人”的觀點，他到底想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真理呢？
這個真理其實就是人人平等。王陽明是想告訴我們，良知可致聖賢，無所不能。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充當別人的上帝，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資格控制別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才有權力控制和支配你，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一個人能主導你的人生，那也只能是你自己。
“人人平等”思想的背後其實就是主張人的“自尊”。王陽明心學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有“驕傲”的成分，既然我有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既然我是聖人，那我就是自信的，我就是獨尊的。
有弟子問王陽明：“老師您說過，人心與物同體，我不太明白。當然，我的身體裡血氣暢通，所以能稱同體。可我和別人，那就是異體了，至於您說的與禽獸草木同體，簡直就是兒戲啊。”
王陽明回答：“豈止禽獸草木，就是天地也是與我同體的，豈止是天地，如果世界上有鬼神，那鬼神也是與我同體的。”
這名弟子大惑不解。
王陽明問他：“你看看在天地之間，什麼東西是天地的心？”
弟子回答：“聖人說，人是天地的心。”
王陽明又問：“人又把什麼東西稱為心？”
弟子回答：“恐怕是那個良知吧。”
王陽明見已把弟子帶進了門裡，就滿意地笑了笑，解釋說：“這就很明白了，充盈天地之間的，唯有這個良知。人只是具有形體，從而把自己與其他一切都隔離開了。我的良知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他的弟子急忙打斷他：“等等，老師，您說人能主宰天地鬼神？”
王陽明很吃驚地反問：“難道不是嗎？”
弟子也吃驚：“怎麼可能啊。”
王陽明說：“那我問你，天高不高？”
“高！”
“地厚不厚？”
“厚！”
“你是怎麼知道天高地厚的？”
弟子回答：“天高是我看到的，地厚是我感覺到的。”
王陽明追問：“你是用什麼感覺到的？”
“當然是用良知啊。”
王陽明更為滿意了：“好。沒有我的良心，誰會看到它的高度？他如果沒有我的良知，誰去感覺它的善惡？天高地厚，只是因為你用良知去看它感覺它了。我們可以繼續發揮，鬼神如果沒有我的良知，誰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禍？即使是石頭，如果沒有我的良知，誰去感覺它的堅硬？如果這一切離開了我的良知，你認為它們還存在嗎？”
弟子正在琢磨，他總感覺哪裡不對勁。王陽明已接著說了下去：“但是我的良知如果離開了天地鬼神萬物，也就是說，我的良知不工作了，那麼，良知也就不存在了。”
弟子琢磨出了哪裡不對勁，他以高尚的唯物主義的身份質問：“天地鬼神萬物是客觀存在的，為何認為沒有我的良知它們就不存在了？”
王陽明：“你去問問那些死人，他們的天地鬼神萬物何在？”
實際上這段話和唯心唯物思想沒有一毛錢關係，它是王陽明強烈主張人“自尊”的終極演繹。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而不應該成為他們的奴隸，這種情況是終我們一生的。
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那上帝就在我們心中，就是我們自己。我們不必求神拜佛，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神佛。
所以，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不要做任何人和事物的奴隸，只俯首於自己那顆擁有良知的心，就可以了。
[圖片]只俯首於自己的心
只俯首於自己的心，實際上是要求人們要蔑視權威、追求自由，崇尚獨立人格，這是王陽明要告訴我們的第二大人生真理。
王陽明說，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所以不需外求。既然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心中，那外在的說教，無論它有多麼權威，只要和我心中的真理不相符，就是錯的。程頤曾說，“天理”這兩個字可是他自己揣摩出來的，王陽明也說，“良知”二字也是他自己揣摩出來的。這兩位超級思想家這樣說並非炫耀，而是想告訴人們，無論是學問還是人生的道理，都要“自得於心”。只有“自得於心”的才是最適合你的，對你而言，也是最有用的。
在和他最得意的弟子徐愛談話時，王陽明舉例子說：“孔子有兩個高徒，子夏和曾子，前者篤信聖人經典，後者讀完聖人經典後，反躬自省。假設聖人說的全是對的，那子夏只是個復讀機，而曾子則是榨汁機。被人像餵鴨子一樣灌輸的正確學問遠不如自己從內心深處感悟出來的學問真切。”
所以王陽明說，“至聖先師”孔子說的話，如果它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是錯的，就不是真理；而販夫走卒說的話，如果它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對的，就是真理。所以說，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們只需俯首於自己的心，因為世界上唯一的權威只在我心中。
於是，“自得於心”肯定會蔑視權威。我們都知道，權威普遍存在於人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各個領域，它們是大人物為了控制普通人的行為和思想而苦心孤詣構想出來的。既然是出於“控制”的目的，顯然就違背了王陽明“我是自己上帝”的思想，而王陽明對權威發起挑戰的目的只是為了讓人獲得更多的自由，諸如生存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做一個獨立自主的人。
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做自己的心的奴隸。讓你的心不要迷信權威，不要人云亦云，吠聲吠影，更不要違背自己的良知，逆來順受，甘心做“權威”的犧牲品。當然，王陽明所謂的獨立自主的人，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礎上，不是要你胡作非為。所以當我的良知認為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時，就要勇於抗爭。
孔夫子曾說：“真可以稱之為人的（志士仁人），向來是殺身以成仁，從來不求生以害仁。”王陽明的一位弟子問王陽明，這話該如何理解？
王陽明嘆息道：“志士仁人何其少啊。為什麼會這樣做，就是因為世人將性命看得太重，所以遇到不公正待遇時，良知明明告訴他不要忍受，他卻非常委屈地以求保全性命，這就是喪失了天理的表現。一個人如果忍心傷害天理，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如果違背了天理，那就和禽獸無異了。即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過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獸。”他舉出兩個沒有傷害天理的人來：“比干、龍逢，只因他們看得清楚，因此，他們能成就他們的人。”
比干是商紂王的大臣，因規勸商紂王改邪歸正而被挖心，關龍逢則是夏桀的大臣，因讓夏桀注意到了自己暴虐的政治而被炮烙，兩人都是儒家陣營中被交口稱讚的聖人。王陽明說兩人遇到“不公”時會奮起反抗，殺身成仁。當然，這種“不公”是寬泛的，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商紂和夏桀對百姓不好，所以他們為百姓爭取權益就是在反抗不公。
王陽明的這段話其實是想告訴我們，人活在世上遇到不公正待遇時如果不爭，就是傷天害理。這話乍一聽簡直莫名其妙，我當鴕鳥和烏龜是我自己的事，怎麼就傷天害理了呢？
其實，讀懂王陽明心學就能明白這個邏輯。王陽明說，因為我有可以分清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心中。而當我遇到不公時，良知是知道的。良知是個直性子，對於不公，它給出的答案就是：馬上反抗。可很多人卻違背了良知的指引，做了縮頭烏龜。他本人違背良知時他是知道的，因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未反抗時心裡會很難受，心裡受到了傷害。由於“心即理”，心裡受到傷害，天理也就受到了傷害，所以說，你沒有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是沒有致良知，沒有致良知，就是傷害了天理。
中國人經常說，一忍百忍，百忍成金。問題是，這句話不是規律，而只是某些人信口開河的格言而已。勾踐忍辱負重甚至吃屎而鹹魚翻身，畢竟是少數，而且忍耐過後心理扭曲，成了一個良知被矇蔽的人。如果人人都在面對不公時採取忍受的態度，那後果可想而知。
王陽明無非是想告訴我們，你對不公正的忍讓和你殺人放火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在傷天害理。一個擁有良知的人應該是在遇到壓迫時，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即使屠刀架脖，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奮勇向前。這是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責任和你的良知必須付出的犧牲，這就是“殺身以成仁”和“無求生以害仁”。
由於天地萬物和我是一體的，所以當我們在替自己抗爭時，同時也是在為別人抗爭，而有時候為別人抗爭時，其實就是在為自己抗爭。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有這一段話，一針見血地說明了不能致良知的惡果：“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接著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
王陽明說人反抗不公就是致良知，這裡還有個成本核算的問題。當我們遇到不公正未反抗時，我們的心靈就會受到煎熬，實際上這是良知給你的懲罰，因為你沒有聽它的命令。這種代價是高昂的，遠比你聽從良知的命令去做出自己的選擇要高得多。所以，權衡之後，你應該選擇後一種，而不應該選擇做烏龜。
這就是王陽明告訴我們的真理：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要做一個獨立自主、勇於反抗的致良知的人。
去心中賊之私情
王陽明曾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我們心中的賊有很多，不過不出七情六慾（七種情感：喜、怒、哀、懼、愛、惡、欲；六種慾望：色、聲、香、味、觸、法）。在心學家們看來，王陽明心學的目標就是祛除心中賊的學說，所以雖然難，但王陽明還是給出了很多心法。
在七情中，我們最容易犯的就是哀傷憂愁。因為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對不如意時，很少有人能保持平衡的心態。《傳習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是王陽明為哀傷憂愁開出的藥方。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信，信上說，他的兒子病危。由於鞭長莫及，所以陸澄很哀愁。
王陽明發現了這一情況，問明原因後，問陸澄：“你這樣憂愁，對你兒子的病有什麼幫助嗎？”
陸澄慘然一笑：“當然沒有幫助。”
王陽明於是說：“那你應該快樂一點。”
陸澄幾乎要跳起來，兒子病危，不哭也就罷了，居然還叫我快樂，這不是狼心狗肺嗎？
王陽明看出了陸澄的心理，說：“我經常要你們在事上練心，這正是個好機會，你如果錯過這樣的機會，平時把心學思想說得頭頭是道只能算窮嚼爛穀子！”
陸澄愕然，問：“那我此時該如何練心？”
王陽明就講解道：“父親愛兒子，這是良知的意思，良知認為對的就是天理。不過，‘天理’之所以稱為‘天理’就是因為它有個中和處，一旦過了就是私心，就不符合天理了。”
陸澄說：“我的良知就是要求我現在應該哀傷啊，我覺得我沒有‘過’。”
王陽明笑笑：“你和很多人的認識是一樣的，以為面對不幸時就應該憂愁哀傷，而且還認為這就是良知的意思。可你不知道，此時你的良知已被你過分的情感所遮蔽，沒有完全展現，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錯的。一般而言，人們在七種情感中表露‘過’的多，‘不及’的少。我剛才要你快樂，這不是真話，如果你真的快樂，那就是‘不及’，同樣不符合‘天理’，可你太‘過’就更不好了。不過，人人都這樣，父母去世，做兒女的都哭得死去活來，口吐鮮血。但《孝經》上說：‘不能過分悲傷而失去本性’，‘本性’就是天理。”
陸澄恍然：“其實只是要掌握個度。”
王陽明點頭。
陸澄問：“這個度該如何掌握呢？”
王陽明想了一下，然後說：“理論上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這個需要你自己去感悟。有一個掌握度的方法是這樣的，哀傷憂愁是心理的病痛，如果它不能影響到你的健康，那就是掌握了度。人不能因為哀傷憂愁而病倒。當然，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這個度的把握也不同。”
陸澄懊惱道：“人為什麼要有七情啊，做個無情的人該多好，就不必因遇到不幸的事而哀傷憂愁了。”
王陽明正色道：“話可不是這樣說。那群朱熹門徒就是你這種心態，希望能把七情從我們的心靈中驅趕出去。可是，七情是人心與生俱來的，所以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只是你應該用你的良知來清醒地認識它們，不要被它們控制。如果良知是太陽，那麼七情就是浮雲。太陽是移動的，不可能總停留在一處，無論何處，只要有一線光明，就全是陽光所在。天空即使佈滿烏雲，可你還是能看得清，這就是良知的妙用。而這妙用無非是掌握一個度罷了。按你所說的，因為雲能遮日，就要抹去天生的浮雲了麼？”
陸澄沉默。
王陽明接著說，其實在傷痛的情緒上掌握好一個度，無非是要你在這上面不要太認真，用書面語來講就是“不執”。有些事必須認真，而有些事絕對不能認真，哭完了就拉倒，不要時刻都把哀傷、憂愁放在心上。你要是真這樣做了，那就是太認真了。認真就會“過”，就不符合天理。
除了那些有事沒事就喜歡尋愁覓恨的矯情之人外，絕大多數人的悲傷都有顯而易見的理由：有人生計無著會憂愁，有人被戀人甩了會哀傷，有人損失了一大筆錢會難過，有人則因為失去親人而傷心。但這些哀愁必須要有個度，生計無著而憂愁可以，可你不能一直憂愁下去，要去奮鬥；失戀了哀傷也可以，可你不能每天都萎靡不振，這是作踐自己；失去親人當然要傷心，可死者已矣，你的心不要隨死者而去。
王陽明說，七情只是浮雲不是太陽，誰如果在浮雲上較真，不但傻而且還傷天害理。
人在情感上的措置最傻的還不是過度憂愁哀傷，而是憤怒。
有人可以不哀傷過度，但從來沒有人不會憤怒。它在人類的七種情感中排在第二位，說明了它地位的舉足輕重（嬰兒三個月時就懂得憤怒），我們會因為別人的挑釁而憤怒，會因為對某些事物不滿而憤怒，會因為願望不能達成而憤怒，會因為行動受挫而憤怒。總而言之，這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們的憤怒。
有一種論調說，憤怒，就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種懲罰是相當殘酷的。生物學家曾通過實驗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人生氣十分鐘所耗費的精力不亞於進行了一次3000米長跑，而且人在憤怒時的生理反應非常劇烈，同時會分泌出許多有毒性的物質，這些毒素甚至可以毒死一隻小白鼠。也就是說，憤怒和慢性自殺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王陽明認為，憤怒在我們心中不可能沒有，但卻是我們最不應該有的。因為“一個人在忿怒時，就會感情用事，有時會怒得過分，就失去了心的本體。因此，有所忿怒，心必然不會中正”。
既然憤怒是我們心中固有的，當我們憤怒時該如何不失去心的本體呢？
王陽明的理論是：“只要順其自然，不過分在意。”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出門看見有人打架，對於錯誤的一方，我心中當然很憤怒。不過雖然憤怒，因為這事和我無關，所以我不會怒火攻心。如果你對別人有怒氣時，你可以這樣想，這件事和我無關，雖然我生氣，但不會因怒火喪失理智。”
這種方法乍一看上去大有阿Q的神韻，其實不是這樣。王陽明提倡的這種消除憤怒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規避，把當事人巧妙地變成旁觀者。不過很多人無法知行合一：雖然明白這一點，卻無法做到。畢竟我們和別人起衝突時，為了面子、利益難免要憤怒，很多人不可能放棄面子和利益而抽身退開變成旁觀者。
可如果你認真思考後就會看清王陽明對待憤怒的理論源泉：我們憤怒的原因往往是因為別人挑戰了我們外在的一些東西，諸如身份、地位、名利、面子。這些外在的東西在王陽明心學中是不值一提的，王陽明真正關注的是內心的良知，每個人只有在面對良知時才是當事人，面對其他一切外物時，就是個旁觀者。
憤怒來襲時，我們可以是旁觀者，那麼，恐懼呢？
人人都會恐懼，人類最基本的恐懼就是怕鬼。
還是那位曾因兒子病危陷入憂愁中的陸澄問王陽明：“有人晚上怕鬼，如何是好？”
王陽明回答：“這種人，平時不肯行善積德，內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時依良知做事不違神靈，坦蕩光明，又有什麼可怕的？”
旁邊一個叫馬子莘的弟子搖頭道：“您說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誰做了壞事，它們自然會去找當事人。可世界上有種可惡的鬼，不分青紅皂白，找到誰算誰，這種鬼，肯定要怕的。”
王陽明堅定地說：“我從未聽邪惡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這種鬼，那就是心邪，還是沒有完全致良知。”
兩個弟子都無話可說，因為王陽明這種回答，實在讓人無可反駁。正如你虔誠信佛，可總遇到倒黴事，你問佛祖，佛祖說：“你呀，還是信得不堅定。”
致良知“致”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完全”，本來就沒有標尺。
不過王陽明下面的話卻說明了人恐懼的根源：“比如你好色，就會撞到色鬼；你貪財，就會撞到財鬼；你總髮怒，就會撞到怒鬼；你不能發揮良知的力量而總處於恐懼之中，那就會撞到懼鬼。”
也就是說，我們怕的鬼不在外而在內，是我們的心養出來的鬼。我們怕的是“鬼”這個概念，而不是鬼本身。同樣，我們恐懼，也是如此。恐懼不是真實的，它只是對未來的一種自我暗示，是我們心靈的產物。雖然危險是真實存在的，但恐懼與否是你的選擇。面對危機時，你可以選擇恐懼，也可以不選擇，這是你的自由。
遺憾的是，很多人都不曾擁有這種自由。原因正如王陽明所說，你經常去追尋外在的聲色貨利，這些聲色貨利佔據了你的頭腦，遮蔽了你的良知，當它們一旦出現異常情況時，你就會做賊心虛，馬上恐懼起來。歸根結底，我們之所以沒有選擇是否恐懼的自由，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時刻致良知的緣故。
通過違背良知而得到的名利權勢，會時刻牽引著你的心，你總會擔心失去它們，恐懼自然而然就產生了。人必須在良知的指引下去爭取你應得的東西，才有可能擁有選擇是否恐懼的自由。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告訴我們的破除心中賊的一個道理。
去心中賊之私慾
什麼是私慾，過了的基本慾望就是私慾。或者說，良知認為錯的慾望就是私慾。人不可能沒有慾望，一個人如果沒有慾望，那和殭屍差不多。問題是，我們的慾望應該控制在一個合適的度內，而不能讓它像野草一樣野蠻生長。
先來看人們最容易也是最嚴重的“私慾”——好名（愛慕虛名）。
人人都喜歡追逐虛名，這是“表現欲”的極端。王陽明有個叫孟源的弟子就有這種毛病，王陽明曾多次讓他改正，他也總是說會改，可一旦有機會表現，他總是奮不顧身地抓住。
有一天，王陽明剛教訓完他，有個弟子談起了近來學習心學的心得，說還有不明處。孟源把身子向後一仰，大笑道：“你這毛病可是我當年犯過的，哈哈。”
王陽明看了他一眼，語氣冰冷：“你坐正了吧！”
孟源發現自己的確坐沒坐相，趕緊坐正了。王陽明說：“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很無辜的樣子，要爭辯。王陽明馬上止住他，開導道：“好表現的人必是自以為是的人，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點。我給你打個比方吧。在一塊一丈見方的地裡種一棵大樹，雨露的滋潤，土地的肥沃，只能對這棵樹的根供給營養。若在樹的周圍栽種一些優良的穀物，可上有樹葉遮住陽光，下被樹根盤結，缺乏營養，它又怎能生長成熟？所以只有砍掉這棵樹，連鬚根也不留，才能種植優良穀物。否則，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養大樹的根。”
那棵大樹就是“好名”之病，一旦有了這棵大樹，其他一切優良穀物（品德和能力）都無法生長。原因很簡單：一個“好名”的人，非常喜歡和人爭辯，而且他一定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對方是錯的。當他確認這一點時，那麼他就把自己看成是君子，對方是小人。於是，所有和他意見不同的人都成了小人，自然，那些意見，他也就不會入耳了。沒有任何意見可以進來，良知就會被這種妄自尊大遮蔽，後果可想而知。
人為什麼會有表現欲？就是為了貪圖虛名，而貪圖虛名的最終目的是獲得利。這就是為什麼老祖宗把“名利”放在一起談的緣由。人貪圖名利，眼睛直盯著名利，必然會做出違背良知的事。所以王陽明說：“人生在世，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他的弟子薛侃接口說：“是啊，聞譽而喜，聞毀憂鬱，就是好名的毛病在發作。但是該怎麼治療這種病呢？”
王陽明給出了方法：“名與實相對。務實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輕一分。若全是務實的心，就沒有一絲求名的心。如果務實的心猶如飢而求食，渴而求飲，還哪裡有時間和精力好名？”他接著說道，“過度追求‘名’就會把‘實’忽視，名和實不相符，活著的時候還可以彌補，如果死了那就真來不及了。”
“好名”還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把抱怨和指責別人當成是一種生活。王陽明有位弟子就是這樣的人。王陽明和他談話，認為必須改掉這種毛病：“真正的修行之道應該經常反省自己。如果一味地去指責別人，就只會看到別人的錯誤，而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如果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許多不足之處，當你看到自己有那麼多缺點時，你還有時間去指責別人嗎？”
這位弟子聽了這番話，露出慚愧的樣子來。王陽明知道他雖然有認識，可未必能實踐，所以又叮囑道：“你今後只要不去議論別人的是非，在要責備別人的時候，把它當作自己的一大私慾加以剋制才行。”
批評、指責、抱怨，都是我們瘋狂生長的表達欲和表現欲在聯合作怪。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批評、指責、抱怨他人時，就會把自己的缺點和成見掩蓋起來，我們如同在玻璃後面辨認犯罪嫌疑人，只看到別人的罪過，卻看不到自己。
況且，抱怨和毫無理性地批評、指責別人，是毫無效果的。現代心理學家指出，當一個人遭受批評時，心跳會加速，然後防衛本能就會出現。為了維護面子，他必然會採取反攻的手段。這樣看來，批評和指責只能造成更多的衝突，衝突就意味著可能到來的風險。所以說，當你批評別人、指責別人時，就是在冒一種風險。一個基本的人性常識是：即使你的批評和指責是出於善意，但對方因為自尊受到傷害，明知道錯了，也要為自己辯護，死不認錯，情緒激烈時，他必會和你針鋒相對。
在《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這篇文章中，王陽明說，人人都喜歡鳳凰麒麟，人人都厭惡毒蛇猛獸。所以，你不能把毒蛇猛獸放到別人懷裡，也不能要求別人厭惡鳳凰麒麟。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歡的，不要強讓別人喜歡。這是良知的要求，良知所以能辨別是非，就是因為好惡。你不喜歡吃狗屎，就不能強讓別人吃。你特別喜歡獲得金錢，你就不能讓別人破財。有一天，你發現很多人都討厭你，也許並非你具備了毒蛇猛獸的心，但肯定是具備了毒蛇猛獸的形。這種形就是“己所不欲，強施於人”。你明明不喜歡痛苦，可聽說了別人痛苦的往事後，卻當成笑料，毫無悲憫之心，這就是自己不想要的，卻希望發生在別人身上。如果在社會生活中遇到這樣的人，最好敬而遠之，如果你本人就是這樣的人，最好馬上改正。
人的私慾看似有六種，實際上只有兩種，那就是名利之慾和生存之慾。關於“名”，王陽明論述得很多，而關於“利”，王陽明只有一段論述。
有弟子嘆息說：“既然我們要祛除私慾，那對於財富的追求肯定是不對的了。因為古人說了，小人才經常談利。”
王陽明正色道：“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要爭取富貴？只是你爭取富貴的時候要憑良知的指引，不能違背良知。你只有好好光明你的良知，才能在富貴逼人時坦然面對，不被它控制，而是要控制它。只要你做到用良知去發家致富，那就符合天理，誰說君子不能談利？！”
王陽明又說：“要祛除聲色貨利的私慾，就要在靜坐時把那些好色好名好利的禍根都搜尋出來，然後祛除。”
有位弟子靈光一閃，搖頭晃腦地問王陽明：“老師，那些禍根是瘡，你剜了它們是好事，可剜掉的地方不是又有了新瘡，這不是剜肉成瘡嗎？”
王陽明險些被噎了個跟頭，因為這個弟子的問話太厲害了。厚黑教主李宗吾揚揚得意地說：“王陽明的意思是，我們見了一星之火，就要把他撲滅，雖然不會有燒房子之事，請問拿什麼東西來煮飯呢？換言之，即是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人就不會吃飯，豈不餓死嗎？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人類豈不滅絕嗎？”
王陽明的那位弟子和李宗吾的看法一樣，實際上，這是不懂王陽明。王陽明的意思是，那些私慾正如我們身上的瘡，它是有害的，必須要除去。剜肉補瘡，不是剜肉，而是剜有病的瘡。而新長出來的肉看上去是瘡，但沒有危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王陽明對這位自作聰明的弟子訓斥道：“這是我為人治病的藥方，能完全剷除人的病根。即使他的本領再大，十幾年之後，依然用得上。如果你不用，就收起來，不要敗壞我的藥方。”這位弟子發現王老師發怒了，急忙道歉。
實際上，學習心學，本身就是自己領悟的問題，失之毫釐就會謬以千里。很多弟子都向王陽明請教如何剷除私慾的具體方法。王陽明被問得很煩，於是說：“我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講。從前有位禪師，別人向他請教佛法，他只把拂塵提起來。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塵藏了起來，看他還有什麼辦法。禪師因不能找到拂塵，只好空手做出提拂塵的樣子。我要你們祛除私慾的講解就是啟發人的拂塵，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可提的？”
過了一會兒，有位弟子小心翼翼地問祛除私慾的關鍵。
王陽明幽默了一把，側過頭去，看著旁邊問：“我的拂塵在哪兒？”
眾人恍然，都笑起來。
私慾在王陽明看來，是人不能充分發揮良知的一個根由，良知被種種私慾遮蔽，雖然有是非善惡之心，但因為受私慾的誘惑而無法去致良知。長久以往，我們的智慧和道德漸漸銷聲匿跡，留給我們的只是一個腐爛的軀殼。
而關於生存的慾望，王陽明說得很沉重：“人生在世，可能對一切聲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擺脫殆盡。但如果仍有一種貪生怕死的念頭存留在心，就不能和整個本體融合。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從生身命根上帶來的，因此不能輕易去掉。如果在此處能識得破、看得透，這個心的全體才是暢通無阻的，這才是符合天理的表現。”
人可以沒有名利之心，但不可能沒有生存的慾望，螻蟻尚且惜命。所以誰能真的看淡生死，誰就真的成為聖人了。
閒思雜慮也是私慾
有段時間，王陽明的弟子陳九川表現出了抑鬱的氣質。他對王陽明訴苦：“自從跟了老師後就開始厭惡泛覽博觀，常常想獨自靜坐，以求摒棄閒思雜慮。可讓人惱火的是，不僅未達到目的，反而更覺得心神不寧，我這是怎麼了？”
王陽明笑道：“你這是痴心妄想啊，閒思雜慮怎麼可能祛除？只能讓它歸入正軌。”
陳九川又驚又喜：“您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沒有閒思雜慮的時候？”
王陽明點了點頭。
陳九川起了疑惑：“既然如此，為什麼聖人們要說‘靜’呢？”
王陽明回答：“‘靜’不是讓你一動不動，動也並非不靜。戒慎恐懼（對一個人喜怒哀樂情感及思想未發作時的一種警覺，有防患於未然的意思）就是念頭，為何要區分動和靜？”
陳九川又問：“那為什麼周敦頤說，沒有私慾就能靜。按這種說法，您說不能靜，看來我們還有私慾？”
王陽明回答：“沒有慾望當然能靜，但這個靜是‘定’的意思，定的是什麼？不是心，而是‘意’。戒慎恐懼是在你心裡流動，是活潑潑的，這就是所謂‘上天賦予人的命運，悠遠深邃，永不停歇’。你說上天動了什麼？可它一直在動。如果你的心真不動了，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的心亂動，而不是為了戒慎恐懼，那就是私念，就是不靜了。”
這段問答的意思其實是這樣的：思慮是人固有的。王陽明說，除非是死人，否則人人都有思慮。但要看你胡思亂想的內容是什麼，如果內容是色、利、名，那就是私慾。
對於這個問題，陸澄很不明白。他問王陽明：“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慾，可閒思雜慮，怎麼也稱為私慾？”
王陽明回答：“閒思雜念，到底是從好色、貪財、慕名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尋求本源定會發現。例如，你自信絕對沒有做賊之想，什麼原因？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這份心思，你如果對色、財、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賊的心一樣都剷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體，還哪裡有閒思雜念？這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自然可以‘發而中節’，自然可以‘物來順應’。”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的“閒思雜慮”並非是閒的、雜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亂想時可能會想好的，也可能會想壞的。人人都會想自己發財，人人也會想自己可能會碰上倒黴事。這些胡思亂想的背後，其實都是我們對名利的奢望和怕失去的擔憂，它們都屬於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你就不可能在平時胡思亂想。
當然，王陽明所以說閒思雜念也屬於私慾，還因為閒思雜慮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中，還沒有被實現。所以我們思慮的善惡、是非，並非如白晝和黑夜那樣容易分辨。我們以為正在對未來憧憬，實際上卻是貪慾。我們以為正在勾勒當一個偉大的人，實際上卻是好名的私慾。在這些真假難辨的閒思雜慮中，很容易會讓良知無法判斷，最終會遮蔽良知。
所以王陽明說，一定要根除閒思雜慮，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影響閒思雜慮的私慾給克掉。但這又是個難題，誰不喜歡名利，誰不垂涎美女，誰不愛聽靡靡之音，誰不對生猛海鮮大吞口水？
正如王陽明的另一位弟子蕭惠所擔憂的：“想念私慾的心真是難以克除啊。”
蕭惠說這句話時，仰面朝天，一副看透宇宙玄機的樣子。王陽明讓他坐正了，向他伸出手掌做要東西狀。
蕭惠茫然：“您要什麼？”
“把你想念私慾的心拿來，我替你克！”
蕭惠很尷尬，扭捏起來。
王陽明接著說：“人必須要有為自己著想的心方才能克除想念私慾的心（克己），能夠克除想念私慾的心，才能成就自己。”
蕭惠馬上接口：“為自己著想的心我有啊，可就是不知為什麼不能克己？”
王陽明笑道：“你說說你那顆為自己的心是怎樣的？”
蕭惠沉思起來，沉思了好久嘆息道：“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覺很有一些為自己的心。如今想來，也只是一個空有軀殼的我，並非真實的自我。”
王陽明搖頭：“你這是玩和尚那一套，沒意思。真正的我怎能離開身體？你所說的‘空有軀殼的我’，豈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嗎？”
蕭惠連連點頭說：“正是為了這些。眼睛愛看美色，耳朵愛聽美聲，嘴巴愛吃美味，四肢愛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王陽明語重心長地解說道：“老子說過，美色使人目盲，美聲使人耳聾，美味使人口傷，放縱令人發狂。所有這些對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損害，怎麼會有益於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慮耳朵當聽什麼，眼睛當看什麼，嘴巴當說什麼，四肢當做什麼。只有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才能實現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這才真正是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並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動不看、不聽、不說、不動，這必須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心的視、聽、言、動通過你的眼、耳、口、四肢來實現。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沒有你的耳目口鼻。
“所謂的心，並非專指那一團血肉。所謂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視、聽、言、動的‘性’，有了這個它，才有了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顯現在眼時便能看，顯現在耳時便能聽，顯現在口時便能說，顯現在四肢便能動，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為天理主宰著人的身體，所以又叫心。這心的本體，本來只是一個天理，原本無非禮存在。這就是你真實的自我。它是人的肉體的主宰。如果沒有真我，也就沒有肉體。你若真為了那個肉體的自我，必須依靠這個真我。做到戒慎於不視，恐懼於不聞，害怕對這個真我的本體有一絲損傷。稍有絲毫的非禮萌生，有如刀剜針刺，不堪忍受，必須扔了刀、拔掉針。如此方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現在正是認賊為子，反而說什麼有為自己的心，但為何不能克己呢？”
這通大道理讓蕭惠俯首。
它是王陽明心學傳授給我們剷除私慾的指導思想，也是做“真我”的大方針。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規
王陽明的弟子黃省曾向王陽明請教說：“《論語》上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沒有出於私利的厚薄親疏，只是按照義去做。’世間的每件事都要這樣嗎？”
王陽明回答：“當然，不過需要一個‘主宰’才可。‘義’，也就是良知，是適宜的意思。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會拘泥固執。例如，接受別人的饋贈，有今天應該接受，而改天不該接受的情況，也有今天不該接受而改天應該接受的情況。你若固執地認為今天該接受的就統統接受，或者今天不該接受的就統統拒之門外，又豈能稱作‘義’呢？”
孟子也說，真正的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這和王陽明的意思相差無幾，都是告訴人們：千萬別被一些傳統和常規所束縛，你要與時俱進，隨時而變，大丈夫不能被諾言、世間的規矩所控制。只要是良知認為“適宜”的事，大膽去做，勇敢地去打破常規。
王陽明非常讚賞《周易》，他說，“易”就是變，隨時隨地而變化、變通，如此才是真正擁有智慧的人。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兩件事，曾讓活在常規窠臼裡的人大為頭疼。第一件事是舜沒有通知家長，就娶了老婆；另一件事是周武王未處理完老爹的喪禮就去攻擊商紂王。
這些人不無懊惱地指出，舜和周武王都是聖人，怎麼可以不遵守當時的規矩呢。又有些人對孟子也頗有微詞，因為孟子認為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對的。
有弟子就問王陽明，孟子說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對的，那兩人肯定遵循了當時的規矩吧。
王陽明搖頭說，那時哪裡有常規可供他們遵循？舜娶老婆前，根本就沒有“不告而娶”的規定。周武王出征前，根本就沒有“不葬而興師”的規定。可他們這樣做了，而且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聖人地位，原因就在於，他們遵守了內心的成規。這個成規當然就是良知。舜娶老婆前，他的良知就告訴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必須娶妻生子了；周武王正在處理老爹的喪事時，他的良知也告訴他，商紂王統治下的百姓正倒懸於水火中，你還有時間在這裡哭喪？還不去解救百姓！
兩人都認為這是適宜的，所以就去做了。你如果非要說世界上有成規，那這個成規就是你的良知。
不拘泥常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我們生活在社會中，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行事的參照物，這些參照物有時是傳統道德，有時則是法律法規，我們不可能不遵守這些。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就向王陽明請教說：“您提到必須要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這裡恐怕要有些規則吧？”王陽明回答：“當然有規則啊，那就是‘致中和’：調節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準則。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來調節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錯的，你為何要遵守？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後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對的，你必須要遵守。不過一定要注意，這個被你調節後的規則並非外在的，因為是你良知認可的，所以它是內在的。”
人生在世，準備遵循任何外在規則和違反任何外在規則前，首先要問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適，因為常規不在外，就在你內心中。
我們該追求什麼
人的一生應該追求什麼，人人都有自己的說法。有人說是功名利祿，有人說是安居樂業，也有人說是用無限的知識充實自己。不論是哪種追求，都需要用心。專心做事才有可能實現追求。
那麼，王陽明認為一個完美人生的追求是什麼呢？
他的弟子陸澄有一天問他：“什麼才算是用心呢？比如，讀書就一心在讀書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這能否稱為用心呢？”
王陽明反問：“迷戀美色就一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貪愛財物就一心在財物上用功夫，這能算是用心嗎？”
陸澄吃了一驚，問：“那這算什麼？”
王陽明回答：“這叫逐物。人最應該追求的是追求天理。天理在我心，說白了，還是追求良知的光明。”
什麼是“逐物”呢？王陽明有兩個很有意思的比方。
第一個比方是這樣的：我們的良知就是一位國君，他只需要端坐拱手，六卿各司其職，天下一定大治。而良知統領五官，也須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時，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聽時，心就去追求美聲。這就如同君主要挑選官員，就親自到吏部；要調遣軍隊，就親自去軍營一樣。這樣，不僅君王的身份蕩然無存，六卿也不能盡職盡責。
第二個比方是來自佛家：一隻小狗被主人耍得團團轉。原因是，主人向遠方扔東西，小笨狗只盯著東西，主人扔什麼，扔多遠，它雖然能叼回來，可累個半死。按王陽明的意思，小狗最應該盯著的是主人，即良知，而不是那些東西，即外物。
我們應該努力追求光明良知，其實是一勞永逸的事。只要良知光明，我們就擁有了智慧和道德，那麼，還有什麼追求是不能到手的呢？
如何對付惡
人生在世，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這各種各樣的人中就有惡人。所謂惡人，未必就是十惡不赦的人。按王陽明心學的觀點，凡是那些我們良知不肯承認的人都是惡人。如何與這樣的“惡人”打交道呢？
王陽明曾以身說法過。在他晚年，某天有鄉下父子二人訴訟，請王陽明判案。王陽明三兩句話，父子二人抱頭痛哭，和好離去了。王陽明的弟子大為驚訝，問王陽明是如何辦到的。
王陽明神秘地笑道：“我對他們說，舜是世上最不孝順的兒子，他的父親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親。”
他的弟子已經出離了驚訝，變成驚駭了。
關於舜和他老爹瞽叟的故事，需要做簡單介紹。舜的老爹是個瞎老頭，老婆死後，他又續絃。這個女人後來又生了個兒子叫象，當時的社會傳統可能是這樣的：家產都要由長子繼承，所以舜理所當然是瞎老頭家產的繼承人。但是他老婆和象不允許這樣，瞎老頭也不希望舜能繼承，於是就和老婆還有最小的兒子象聯合要置舜於死地。他們想出謀殺舜的方法很多，比如要舜挖井，當舜下到井中後，瞎老頭團伙就把井口封死。舜死裡逃生，因為他挖井時就知道父親要謀害他，所以在井壁上挖了條通向地表的隧道。瞎老頭又讓舜去修理房頂，當舜登上房頂後，瞎老頭就把火把扔到房頂，那上面都是茅草，舜要麼被燒死，要麼就跳下來摔死。但舜又死裡逃生，因為他上房之前藏了一把梯子，所以安然無恙地落到地面。對於這兩件事，舜都假裝不知道，瞎老頭見舜是個機靈鬼，又見舜沒有責怪自己，所以從此再也不謀害他了，還和他恢復了父子親情。
關於這個肥皂劇，像是三流編劇的作品。不過儒家門徒都硬著頭皮說，這是事實，舜就是這樣孝順。所以王陽明的弟子才表現出了驚駭之情。
王陽明就解釋說：“舜常常自以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愛。瞽叟只記著舜是他養大的，而如今舜為什麼不讓他快樂？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後妻迷惑而改變了，還自以為能慈愛，因此他就更不能慈愛。舜總是記著小時候父親是多麼愛他，而如今之所以不愛了，是因為自己不能盡孝。舜每天想著自己不能盡孝之處，因此他就更加孝順。等到瞽叟高興時，他只不過是恢復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愛的本體。所以，後世之人都稱舜是一個古往今來的大孝子，瞽叟也就變成了一個慈祥的父親。”
這段解釋正是王陽明心學思想赤裸裸的體現：凡事都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並且修正，就能讓對方也改邪歸正，符合自己良知的要求。
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王陽明心學中就是要自我剋制。王陽明接著說：“像象這樣的人，就是我們平常所見的惡人，他們的常態是文過飾非。所以千萬別去責備他們的過錯，如果這樣的話，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激起他的惡性。”
他的弟子們不明白。
王陽明說，象和瞎老頭要三番五次地謀害舜，估計是舜責備了他們的過錯，激起了他們的惡性。這就是舜要象向善的心太迫切了。可能舜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明白了功夫只在自己身上，不能去怪罪惡人，於是他開始默默地忍受陷害，最終換來了瞎老頭和象的改邪歸正。
在王陽明看來，和惡人打交道只要記得一條：試圖改變他的惡性，往往會適得其反。所以，儘量不要揭發他的惡性。當然，王陽明也不主張“惡人自有惡人磨”的觀望態度。他主張進取，用你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智慧（舜的提前挖洞和架梯子）來不停地暗示他：不要以為我好欺負，我只是不跟你一般見識。
有惡人自然就有惡行，在我們遇到的惡行中，毀謗是最流行也最讓人無法忍受的一種。有弟子疑惑地問王陽明：“《論語》中說，孔子也經常受到毀謗，孔子可是完美無缺的大聖人，怎麼會受到毀謗？即使真有，難道聖人就不能避免嗎？”
王陽明無可奈何地回答：“毀謗是從外來的，聖人也無法避免。我們雖然無法控制外來的毀謗進攻，但我們可以在無聲無息中消滅它。這個方法就是：注重自身修養，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緒，降低情緒波動的干擾，也就是要情緒穩定）。若自己的確清白方正，縱然世人都毀謗他，又不能說倒他，能將他怎麼樣？這就如同浮雲遮日，如何能損壞太陽的光輝？若自己是個外貌恭敬莊重，而內心空虛無德的人，縱然無人說他壞話，他隱藏的惡終有一天會暴露無遺。因此，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譭譽來自外界，豈能躲避？只要能加強自身修養，外來的譭譽算得了什麼？”
在一篇《答友人・丙戌》的文章中，王陽明淋漓盡致地發揮道：面對外來評價，尤其是毀謗時，非但不要動怒心，而且還要把它當成是磨鍊強大內心的機遇。平時感覺不會被譭譽所動的人，在此時能不為所動，那才是真本領。即使現在要動心，也要強烈控制自己的情緒。只要在情緒最激烈時控制住，一切都好說。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定力，那後果可就難以想象。世上有無數人，聽到對自己的讚譽，馬上手舞足蹈。聽到對自己的毀謗時，馬上就氣衝斗牛。這種聞譽則喜，聞毀而怒或是慼慼然的人，是不是像個被人控制的木偶？而外在的評價就是它的主人。主人要他笑，他就笑；要他怒，他就怒。可能要跳也可，要他爬也可；要他死，甚至都可能實現。
一個被外物所控制的人，他的自我在哪裡呢？
不要被外來的毀謗所擊倒，因為這不值得，也說明你太脆弱了。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自信的學問，自信自己，就不會受到外來毀謗的侵蝕。而做到自信，必須時刻光明你的良知，讓它擁有道德和智慧。
對付惡人和一些惡行，終極的解決方案無非如此。
不要操心
王陽明對人生有別致的看法，他的弟子問他：“那些偉大人物能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業，是不是預先都有計劃啊？”
王陽明回答：“怎麼可能有計劃。他們的良知光明，守株待兔而已。事情來了就做，事情不來也不去找事，不過是隨感而應罷了。”
也就是說，王陽明相信人生是多變的，沒有人可以預料下一步將發生什麼。“操心”的事，是愚蠢的人乾的。你只要順其自然就好。
馮友蘭對那些經常“操心”人提出告誡說：“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錯誤就在於找個道理打量計算著去走。若是打量計算著去走，就調和也不對，不調和也不對，無論怎樣都不對；你不打量計算著去走，就全對了。人自然會走對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當下隨感而應，這隨感而應，通常是對的。要於此外求對，是沒有的。”
不要操心，並不是指你真的什麼事都不幹。王陽明評價孔子時說：“孔子氣魄大，只要是帝王的事業，他都能從心上一一加以體會。例如一棵大樹，無論有多少枝葉，也只是從根本上用培養的功夫，因此枝繁葉茂，並不是從枝葉上用功去培養根本。學者向孔子學習，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學那氣魄。如此，只是將功夫做顛倒了。”
由此可見，我們最應該在根上操心，也就是光明良知，而光明良知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去事上磨鍊。
有弟子向王陽明抱怨說：“平時無事的時候覺得自己的修為很好，心境也不錯，總想著遇到一件事後就能把它處理得很好。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心亂導致手忙腳亂，什麼事都做不成。”
王陽明說告訴他：“這是因為你只知道靜養，而沒有在實際事情上用‘克己’的功夫。只知道靜養，就會養成好靜的毛病，這樣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情，心態就會亂，事情就會處理不好。所以呢，人必須通過做事來磨鍊自己的心志，磨礪自己的心境，這樣面臨事情時心才不會亂，處理事情才能從容不迫，遊刃有餘，才能做到‘靜時心也定，動時心也定’。”
我們之所以在平時端坐如聖人，說起話也頭頭是道，是因為我們未遇事時，情緒始終處在平靜狀態。但一遇事來時，情緒就會發生波動，在這個時候，如果你能控制住情緒，讓它恢復到你平時無事的狀態，就能把事做好。王陽明要人到事上磨鍊內心，實際上就是讓每個人的內心都成為一塊冰，而不是湖水。湖水在未受外物衝擊時是平靜的，可一受外物衝擊就會起漣漪，而冰則不會。
王陽明告訴他的弟子們：平時無事時有多麼從容的風度都是扯淡。人真正的風度應該是遇到變故遭遇屈辱時，在這個時候，平時憤怒時到此能不憤怒，驚慌失措者到此能不驚慌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不要操心你的人生，但要操心你的良知。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它高屋建瓴，直指終極密碼。
獲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對立
所謂幸福，就是長久的快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獲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比如保持樂觀的心態，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決心並付諸實踐。
理論上，這些方法不錯，可真實踐起來卻很難。僅以知足為例，世上沒有幾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連這個意識都沒有。和很多哲學一樣，王陽明心學的終極目標也是讓人獲得幸福，不過它的方法卻是釜底抽薪的。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就是王陽明心學對獲取幸福的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
王陽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園中除草時，大概是疲憊不堪，所以哀嘆道：“為什麼天地之間，善難培養，惡難剷除？”
王陽明當時就在花園中賞花，聽到薛侃的嘆息，發現說教的機會已到，接口道：“你就沒培養善，也沒有剷除惡。”
薛侃莫名其妙，因為他勞碌了大半天，剷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經常澆灌花朵，這怎麼能說是沒有培養善，沒有剷除惡呢？
王陽明發現了薛侃的疑惑，卻沒有繼續深入這個話題，而是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惡，因為從形體上著眼，錯誤在所難免。”
薛侃這回如墜雲裡霧裡，更不知王老師的話是什麼意思了。
王陽明馬上解釋說：“天生萬物和花園裡有花又有草一樣。哪裡有善惡之別？你想賞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惡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門前搞個草坪，草又是善的，草裡的花就肯定被你當成惡的了。這種‘善惡’都是由你的私意產生，所以就是錯誤的。”
薛侃吃驚地問：“這不就是無善無惡了嗎？”
王陽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來就沒有善惡，它所以有善惡全是你強加給它的。我問你，黃金是善還是惡？”
薛侃搓著手興奮地說：“黃金這樣的好東西，當然是善的。”
王陽明問：“這要看黃金在什麼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裡呢？”
薛侃搖頭道：“那這就是惡的了。”
王陽明又問：“糞便是善的還是惡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兒肯定是惡的。”
王陽明笑了：“糞便可以讓莊稼生長，在老農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說，天下的萬事萬物哪裡有善惡之分？都是人強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樣是一座大山，旅遊的人就認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會認為是惡的。同樣一個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敵人心中，他就是十惡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會兒，說：“老師您的這種觀點聽上去很有趣，可沒有實用性啊，這種觀點能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幫助嗎？”
王陽明說：“當然有用，它能讓你獲得幸福。”
薛侃請教。
王陽明就解釋說：“人為什麼會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總受到束縛，精神也不能自主，我們受到了客觀條件的種種限制。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是因為我們和外物產生了對立。我們所以和外物產生對立，是因為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外物，於是，就有了是非好惡之情。當我們對外物有了是非好惡之情，就是給外物貼上是非善惡的標籤。一旦你給它們貼上標籤，它們就有了生命，反過來干擾你。也就是說，我們被客觀條件所限制，全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
薛侃茫然。
王陽明就舉例子說：“比如你剛才對野草發出的感嘆，你就是給它貼上了‘惡’的標籤，對於‘惡’的東西，人人都會動氣，一動氣，心情就受到干擾，你心情不好，還談什麼幸福！不僅僅是被你評價為‘惡’的事物會對你產生干擾，就是被你評價為‘善’的事物也會對你產生干擾。比如被你評價為‘善’的黃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歡它，你擁有它，實際上，當你喜歡上它時，它已經控制了你，時刻干擾你。它在你手裡，你就過度興奮，可當它遺失時，你必然過度地憂傷，你已經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隸，你如果被這樣一個‘善’的東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沒有幸福可言的。”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沒有善惡之分，那豈不成了不必奮鬥就可衣食無憂的和尚？薛侃就問王陽明：“您說的無善無惡和佛家的無善無惡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嚴肅地說道：“當然有區別。佛教把‘無善無惡’看得太重，總拿出來講，而且他說完‘無善無惡’後就什麼都不管了。比如他說糞便沒有善惡，哪怕床邊就有一堆，他也不掃除。而我們心學說‘無善無惡’，是不要刻意為善，更不可刻意為惡。”
薛侃好像有所領悟，點頭說：“既然草不是惡的，那麼，我就不拔除了。”
王陽明吸了口氣，說：“我才說完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麼就來實踐了？如果草有妨礙，你就應該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陽明弄得暈頭轉向說：“這樣不就是在有意為善、有意為惡了嗎？”
王陽明說：“我說不刻意為善去惡，並非說全無‘好惡’，如果全無好惡，沒有是非之心，那連和尚都不如，你就會成為一個麻木不仁之人。所謂‘不刻意’，就是說‘好惡’全憑天理，再無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對立。你現在是為了保持花園，花園裡有草，這就妨礙你了，它妨礙你，你就該把它拔除。如果沒有拔除乾淨，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還沒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著草，一想草，就會想到它是惡的，如此，你就和草對立起來，它主導了你的情緒。你不能控制情緒，自然會被情緒所控制。”
薛侃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說：“看來，善惡全然與事物無關了。”
王陽明說：“當然。善惡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為善，為氣所動即為惡。”
其實王陽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訴我們，想要獲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的對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惡來評價外物，讓外物按照它們自己的規律去發展。比如你被雨澆成了落湯雞，不必惱火，因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這是它的規律；比如你被別人誹謗，也不必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規律慢慢消亡；大風起的時候，要順風走，不要逆風行，你要遵守風的規律，這就是順應萬物，不要和萬物對立。
財富、名聲、地位自有它們的規律，你不要給它們加上標籤，讓它們來指揮你，你不必把它們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當我們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來衡量外物時，我們就不會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們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靈得以安放，達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對立，歸根結底，是因為有“出人頭地”的野心。“出人頭地”固然重要，但不能為了“出人頭地”而喪失掉人本應具有的最寶貴，也是我們最容易獲得的東西：幸福感。
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擁有功名利祿。的確，功名利祿是可以讓人產生幸福感，可問題是，人有一樣東西是和別人無法平等的，這就是天賦。儒家把人分為三等：只需要稍加學習就能成為聖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過刻苦的學習可以成為聖人的人（學知利行者），最後一種是被動的刻苦學習才有可能成為聖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這裡。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貴之家，而有人則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貧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種人比後一種人要輕鬆百倍乃至萬倍。那麼，如果很倒黴，我們成為後一種人該怎麼辦？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陽明和他弟子的下面這段對話給出了我們答案。
他的弟子問：“人固然可以通過學習成為聖賢，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聖賢）、伊尹（夏朝末年的聖賢）和孔子（春秋時期的頂級聖人）相比，在才力上終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卻把他們同稱為聖人，這是什麼緣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滅商後他發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進深山而餓死；伊尹是商湯的宰相，帝王師級別的人物；而孔子，據儒家人士說，是聖賢中的聖賢，如同太陽（“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依王陽明弟子的觀點，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節操領域的大聖人，伊尹則是政治領域的大聖人，孔子是太陽系內的最大聖人。可孟子卻把他們都稱為聖人，難道聖人是雨後的狗尿苔，凡有點名氣的就能稱為聖人嗎？
王陽明給出瞭解釋：“這些人的確都可以稱為聖人。聖人之所以被稱為聖人，只因他們的心純是天理而不夾雜絲毫人慾。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沒有摻雜銅、鉛等。人心到了純是天理時就是聖人，金子純到是百分之百時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說，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王陽明回答：“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呢，聖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輕重一樣。堯、舜那樣的聖人就如同一萬兩重的黃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兩重的黃金，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兩重的黃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兩重的黃金。
“才力雖然不同，可他們的良知卻同，所以都可以稱為聖人。正如黃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稱為精金。把五千兩重的一塊金子放到一萬兩重的金子裡，從成色上而言，沒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堯、孔子放在一塊，他們的純是天理的心也沒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為精金，在於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輕重。這就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學，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樣可以成為聖人。正如一兩重的精金，和萬兩重的精金對比，分量的確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則毫不遜色。‘人皆可以為堯舜’，根據的正是這一點。學者學聖人，只不過是去人慾而存天理罷了。
“好比鍊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鍛鍊的工夫可節省許多，容易成為精金。成色越差，鍛鍊越難。人的氣質有清純濁雜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別。對於道來說，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的不同。資質低下的人，必須是別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別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後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後世之人不理解聖人的根本在於純是天理，只想在知識才能上力求做聖人，認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會，我只須把聖人的許多知識才能一一學會就可以了。因此，他們不從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費精力地從書本上鑽研，從名物上考究，從形跡上摹仿。這樣，知識越淵博而人慾越滋長，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見別人有萬鎰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鍛鍊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趕超別人，把錫、鉛、銅、鐵都夾雜進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卻愈低下，煉到最後，不再有金子了。”
這次談話不久，有個很較真的弟子對王陽明說：“您把精金比作聖人，用分量的輕重比喻聖人才力的大小，用鍛鍊比喻學者的功夫，這些喻義很深刻。但我認為吧，您的話有點失衡，您說堯舜是一萬兩的黃金，孔子是九千兩的黃金，我覺得孔子應該更沉一些。”
王陽明很惱火，訓導他：“你這是從外形上著眼，是在為聖人爭輕重。如果不從外形上著眼，那麼，堯、舜是一萬兩黃金不為多，孔子九千兩黃金也不為少。堯舜的一萬兩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兩也就是堯舜的，彼此之間就沒有區別。因為從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稱他們為聖，只看精一與否，不在數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樣純為天理，便同樣可稱之為聖。至於力量氣魄，又怎麼會完全相同呢？你這就是在給事物加標籤，和事物對立了。
“後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較分量的心，各人盡己之力與精神，只在此心純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個個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無不具足。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理解聖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會做的，一味好高騖遠。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紂，動不動就要做堯、舜的功業，如此怎麼行得通？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麼，真可悲啊！”
這段話使人振聾發聵。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和王陽明的這位弟子一樣，特別重視外在的東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簡單：我們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來，我們就和它們產生了對立，而它們自然地會牽絆著我們。如果僥倖得到，那最好不過；如果得不到，我們會牽腸掛肚。一個情緒總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祿，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來獲得它們，倒不如像王陽明的指示一樣：專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獲得幸福，成為心靈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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