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但是這一過程是不易的，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精兵簡政進行了三次，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當時的主要任務上，才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期間，毛澤東把一份提案整個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還用紅筆圈起來，並且加了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毛澤東所說的這個“對症藥”，就是精兵簡政。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中也說：“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0年和1941年，各個抗日根據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質困難。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陝甘寧邊區出現這樣的困難主要是由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脫產人員大量增加。1937年陝甘寧邊區成立時，黨政軍脫產人員僅1.4萬人，1938年亦僅1.6萬人。1939年後，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發動兩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圍邊區，並伺機大舉進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被迫從前線陸續調回軍隊，保衛邊區，導致脫產人員（主要是軍隊）從1939年起直線上升。1941年邊區脫產人員達到7.3萬人。脫產人員猛增，邊區財政支出隨之大幅增加。
第二，陝甘寧邊區財政收入銳減。當時陝甘寧邊區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外援主要包括海外華僑的捐款、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助，以及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等。外援在邊區的財政收入中佔有很大的比例。據統計，外援在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重，1938年為51.6%，1939年為85.79%，1940年為74.7%。但是從1940年10月起，國民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同時對邊區實行斷郵，國民黨對邊區的這種封鎖政策，造成在當時環境下外援的大部斷絕，邊區財政極度困難。
第三，人民負擔加重。中央曾經規定，黨政軍脫產人員不能超過人口總數的3%，但當時實際已經達到了5.4%，這樣勢必會增加人民的負擔。以人民的公糧負擔為例，從1939年的5萬石劇增至1941年的20萬石。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問題。突然天下大雨，電閃雷鳴，延川縣一位姓李的代縣長遭雷擊身亡。同時，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這個農民逢人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個農民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毛澤東後來曾說：“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徵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如何克服困難呢？當時的辦法之一是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另一個辦法就是實行精兵簡政。1941年11、12月間，陝甘寧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李鼎銘等11人提出了精兵簡政的議案。這個議案經過參議會討論通過，迅速實施。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
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
邊區參議會結束後不久，194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為實行精兵簡政給各縣的指示信》，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陝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後在邊區進行了三次精兵簡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41年12月中旬，陝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中央的指示擬定整編方案，開始了第一次精兵簡政，到1942年4月基本結束。經過精簡裁減掉了駢枝機構百餘處，縮減了工作人員數千名，收穫很大。但是由於缺乏經驗，對精簡工作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在思想認識上提高不多，工作整體上改進不明顯。
為此，1942年6月30日，陝甘寧邊區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務會議討論通過《陝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第二次精兵簡政方案》，第二次精兵簡政開始。這次精簡工作的重點是建立邊區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上級機關也精簡了一些人員，但又都充實進了基層組織，實際精簡幅度不大。到1942年9月，第二次精簡結束。在兩次精簡的基礎上，陝甘寧邊區根據中央指示準備進行第三次精簡併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1942年9月中旬，陝甘寧邊區組織人員對之前的精簡工作進行了認真檢查。這次檢查工作實際上是總結第一、二次精簡工作的經驗，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為第三次精兵簡政工作做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在此基礎上，1942年9月下旬，陝甘寧邊區專門召集分區專員，延安、安塞、甘泉等縣縣長，以及其他一部分縣、區、鄉幹部，舉行簡政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後，大家從思想上對精兵簡政工作進一步提高了認識。
毛澤東對精兵簡政工作一直非常關注。1942年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著名報告，其中再次提到精兵簡政。他說，這次高幹會以後，“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毛澤東的講話既指出了過去精簡工作的不足，也對今後的精簡工作提出了期望，極大地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對精兵簡政工作的意義、目的和要求的認識。
“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精兵簡政，克服了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提高了生產生活水平，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這對中國共產黨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乃至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後來提到精兵簡政這項政策時曾說：“‘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
但是這一過程是不易的，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精兵簡政進行了三次，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當時的主要任務上，才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這就告訴我們做事情要有中心，工作要有輕重緩急。如果分不清主次，必然手忙腳亂。同時也告訴我們，精兵簡政既是一項臨時性工作，又是一項經常性工作。所謂臨時性工作就是按照計劃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精兵簡政的任務。所謂經常性工作就是要把精兵簡政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貫徹始終。不然就會出現一次精簡過後，時過境遷，死灰復燃，導致精簡的成果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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