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的3.1提出即使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但仍需要重視禮，因為，禮是仁的載體，沒有了禮，仁就失去了外在的承載體，由此，“禮”在孔子的學說中是非常重要的，與“仁”具有密切關係。要實現“仁”，必須要遵從“禮”；如果不講“仁”，“禮”也就沒有意義了（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見《八佾
》）。“仁”與“道”是第一位的，禮從屬之，目的在於實現仁或道，也就是實現內在自主人格的成長。孔子講這個“禮”大量用於個體性行為，成為個體通向“仁”的特定行為標準。孔子的“禮”從根本意義上來說，並不是政治意義的，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規則。“禮”是美德的基礎，也是行動守則，是一種“度”，也即處事的智慧。在大變動時代，孔子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3:2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參考譯文］：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在祭祖完畢撤去祭品時，也命樂工唱《雍》這篇詩。孔子說：“（《雍》詩上這兩句）‘助祭的是諸侯，天子嚴肅靜穆地在那裡主祭。’這樣的意思，怎麼能用在你三家的廟堂裡呢？”
此章（3.2）與上一章（3.1）的深入，3.1章指出即便在禮崩樂壞之下，仍要重視禮。此章（3.2）指出，禮是有內涵的，正是這種內涵，使得禮具有了意義。魯國大夫譖越天子之禮，只是在於虛榮和顯擺之心，而忽視了禮的內涵。“禮”適用於一定的身份、等級，不同的場景下會有不同的“禮”的要求，如果超越了這種身份、等級、場景，禮的功能也就消失了。春秋時期禮樂崩壞，也就是人的倫理綱常毀壞殆盡，沒有了內涵、過程的支持，人的生存與發展的目的也就得不到實現了。
此章以《周頌·雍》為例，指出禮是有內涵的。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闢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後。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譯文】
有撫慰兮皆和諧，至儀容兮則莊重。輔助計度法律公，天子執政頌美好。
嗚呼進獻眾多獸，助我陳列祭祀品。讚美光明我父王，安撫我這孝子身。
明白智慧計度人，能文能武計度君。安樂關連光明天，能夠昌盛是君王。
助我使我得長壽，助我得到眾多福。既是保佑顯赫父，亦是保佑文明母。
《雍》這首詩出自《詩經·周頌》，是周代天子在祭祀宗廟儀式完成之後撤去祭品時演唱的樂歌，諸侯演奏此曲，內容與形式嚴重不符合，完全無法達到禮需要達到的作用。因此，對於禮的理解，最為重要的是要理解其內涵，否則，無法理想禮的真正意義，也無法真正地實踐到位，據此實現仁。
此章以下至3.6章，均是指向理解“禮”需要超越形式，直指內涵，形成完成的對“禮”的理解。3.3章指出指出如果沒有仁的內涵，禮就失去了意義，仁為禮之體，禮為仁之用。3.4章指出禮之本，禮的本質是“儉”與“敬”，需要防止只重要形式上的禮，而流於“奢”與“易”。3.5章指出即便有外在的禮，如果沒有內涵，也沒有意義，正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3.6章指出對於熟視無睹的僭禮行為要勇於聲討、反對。因此，“禮”與上面的“君子”、“小人”的理解一樣，需要重要內涵和本質，而非形式，這正是仁學的基本特點，正是指向內在自主人格的成長，因此，需要以能夠促進內在自主人格的諸方面因素，需要關注內涵和本質，外在的表現形式唯有能夠達到此目的，才具有意義。
從本質、內涵出發是認識禮的基本方法，禮需要實現外在的美與內在的善的統一，“盡美矣，又盡善也”，而“盡美矣，未盡善也”就有欠缺了。射箭之禮，也是如此，“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對於“禘禮”也是如此，沒有本質內涵的遵循，這種禮是沒有意義的，““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而這種本質內涵，其實是禮本身自明的，並不需要多大的理解力，“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八佾》）
既然禮是內涵的，那麼，為什麼諸侯、大夫會僭禮越儀呢？相傳禮樂制度是周公姬旦制定的。武王姬發死後其子繼承王位，由於年紀尚幼，由周公攝政監國。周公制定了吉禮(祭禮)、凶禮(喪禮)、軍禮(行軍，出征)、賓禮(朝覲，互聘)、嘉禮(婚宴，加冠)等，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實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規定了從周王、各級諸侯到卿、大夫等級別及官職配備，如王有九卿，諸侯有六卿等等，各種禮儀，婚喪嫁娶，各種禮節。
春秋的時候，王室衰微，各路諸侯逐漸開始違反禮樂制度，春秋霸主制度應運而生，通過維持基本的禮樂制度，如長子繼承權、不得以妾為妻等禮制，但難以保障所有禮樂的遵循。而到了戰國，禮樂徹底崩潰。天下諸侯紛紛稱王，不尊周禮、不敬王室。因此，禮崩樂壞很大程度上體現出諸侯和大夫實際權力的引消彼長，或是體現大一統的志向，最有名的就是現今秦公一號大墓中就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黃腸題湊，此等僭禮埋於地下，不為世人所知，但唯後續秦王自知，一者表示歷代秦王均有此志，二者激勵後世繼承者，不可辜負先王之志。這種僭禮越儀之舉起到了很好地激勵歷代秦王的作用，後終成統一大業。但對於當時魯國而言，這種僭越只是沒有意義的虛榮心而已，因此，禮樂治理是有前提的，孔子將之僅僅適用於千乘之國和個體的成長治理。至於大國治理，以及孔子仁學為政思想對大國治理的影響，我們將作專文討論。
小國和個體在春秋大變動社會中處於激烈的競爭之中，需要將組織中的組織成員或是組成要素充分地激發出來，才能夠應對大變動社會的挑戰，它沒有大國可資利用的資源，唯有激發組織內的成員（對於小國而言）和培養內在的自主人格，而禮樂在這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孔子在《八佾》中要對禮進行全面深入討論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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