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9號，庚子年大年初五，距離天安門正北35公里的小湯山醫院，沒有接財神的鞭炮聲，只聽到機器的轟鳴聲。醫院的北門旁被挖開了一處院牆，幾輛挖掘機正在平整土地，院外的馬路上還停著幾十輛等待進場的工程車輛。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變化，拆除十年的小湯山傳染病醫院在康復醫院的基礎上啟動了修繕工程。揮動著巨臂的柴油挖掘機，喚醒了隔壁別墅裹著厚厚睡衣的業主，也喚醒了一段關於小湯山醫院的記憶。
2003年4月中旬，北京的SARS疫情似乎到了最艱難的時候，不僅患者數量激增，醫護人員也不斷被感染。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有93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時任院長呂厚山說：“覺得自己沒有活頭了，幾天裡流的眼淚比之前半輩子的還多。”這家1918年就開業的老牌醫院在建院80多年後第一次關門封院，彼時北京的其他醫院也幾乎處於半停業的狀況。
千鈞一髮之際，國務院拍板：要用最高速度建設一所全球最大的野戰傳染病醫院，將北京市各醫院的所有SARS患者集中於此地治療和管理。
這個醫院選在了北京昌平縣的小湯山鎮。今天小湯山醫院的四周都是每平方房價超過四萬的溫泉別墅，曾經的非典成了人們記憶的觸點和地產商的賣點，不過那個時候這裡只有小湯山療養院和一片片開闊的蘆葦蕩。夏季多為東風，風向不往四九城飄，京密引水渠遠在幾公里之外，不會影響首都老百姓的水源，都讓這裡的40.3公頃土地成了修建傳染病醫院的絕佳地點，此外還有一個沉重而現實的原因——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在新聞發佈會上特別提到，距小湯山醫院西北19公里處有一處火葬場，屍體可以不經過任何村莊，直接由高速公路運達。
建醫院，圖紙先行。中國機械工業集團中元國際工程公司醫療首席總建築師黃錫璆和他設計團隊在2003年4月22日下午接到了小湯山醫院的設計任務，這個時候距離施工單位進場不到12個小時。
儘管之前設計過同為傳染病醫院的北京佑安醫院，但要在以小時計數的時間裡完成設計圖，黃錫璆還是第一次遇到。大繁至簡，他採用了最簡單的“魚骨”結構，讓中間的那根脊骨把各個病區連接起來，醫院整體採用標準模塊，基本為一層病房，外牆是輕型建築材料。這樣的設計方案有利於施工與拼接，同時如果發生疫情惡化或火宅等緊急情況，可以徹底封閉部分單元，保全醫院其他單元。
之後的幾天裡，就像編劇在片場邊寫劇本邊拍電影一樣，設計團隊邊畫設計圖邊施工。受到場地和材料限制，每一段的設計圖紙都不同，為了儘快出圖，30多人的設計團隊幾乎是24小時接力畫圖。這套“修修改改”，凝結了建築、結構、給排水、醫用氣體、暖通、電氣等各領域教授級工程師智慧的圖紙，十七年後在武漢的一張辦公桌上又一次被打開。
等待圖紙的是現場4000多，高峰期達到7000人的施工隊伍，中建一局和北京市建工集團、城建集團、住總集團、城鄉集團、市政集團這六家建設單位負責施工建設，其中住總、城鄉和市政三家負責基礎施工，中建一局則負責安裝58個板房病房的安裝。六家單位提供的建築材料都不一樣，最後居然還都拼在了一起。
當年的小湯山模型
幾千人的施工現場，忙亂而艱苦，沒有時間蓋簡易工棚，工人就鋪張報紙睡在草地上。進場施工兩天後，新任的北京市長給工人們帶去了4000條毛毯和5000箱礦泉水，同時帶去的還有一個消息：工人們建設的這所醫院建成後會由軍隊接手管理，將容納1000名SARS患者、1200名醫護人員和1800名後勤保障人員——總數4000人，人數就和現場施工的工人一樣多。
為了趕進度，保證體力，工人每天吃四頓飯，這些飯菜都是從建設單位總部派貨車送來，每天在吃飯上的花費超過了10萬。工人們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由一支臨時組建的100多人的保潔隊伍來處理，一個醫院建下來他們用掉了2萬個垃圾袋。
每天干16小時吃睡8小時，幾天下來工人們早已從幹勁十足變成了大腦遲鈍後的機械運動，後面幾天和當時北京市區醫院的接診能力一樣，早就超出了極限。曾經有工人回憶：“現場感覺就是活很緊，人很疲勞，機器聲和人聲混雜在一起，很嘈雜，說話都得吼，而且由於太疲勞，幾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靠抽菸來提神，所以到了第二、第三天，管理人員的嗓子都啞了，從第四天開始，大家就都開始犯困，站著都能睡著了。”
4月29日，一座佔地面積122畝，建築面積2.5萬平方米，有1000張的病床、防護等級以低級生化實驗室為標準，規劃設施完備的傳染病醫院建成了。這距離4月23日清晨中建一局集團四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楊春山帶領40名工人走進工地，過去了七天七夜，當時在這個星球上建一所擁有500 張以上床位的傳染病醫院，需要兩年。
2003年4月30日上午十點，消瘦的王市長出席了他上任後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在中外記者面前他介紹了小湯山醫院。此時小湯山療養院大廳裡寂靜無聲，先期到達的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等7支醫療隊伍共339名醫護人員靜靜地等候著。
幾天前，當王市長第一次走上小湯山熱火朝天的工地的同時，中央軍委的特急電報已經飛向全軍，要求共計1200名醫務人員分三批分別在指定時間內到達小湯山，首批人員務必於4月27日24點前抵達。電報上除了專業要求之外，只有四個字：精兵強將。
有的醫護給家人留了遺書，一位解放軍301醫院的醫生給女兒寫了一封信，說女兒， 爸爸去小湯山了，也可能回不來，也可能看不見你，我平時積攢一點錢，留你長大上學、孝敬父母的，我現在放在這兒。我要不在了，整理我遺物的時候這是給你的。不是每個人都是自告奮勇，有的醫生上了火車才知道要去幹什麼。講這些故事的是張雁靈，小湯山醫院的院長。
4月29日傍晚，小湯山醫院即將完工的時候，正在國防大學學習的解放軍白求恩軍醫學院院長張雁靈接到了總後勤部的電話，讓他做好一個臨時非典醫院院長的上任準備，兩個小時後他接到了中央軍委的正式任命，在和平年代這樣的操作程序是不可思議的。接他的專車飛快地駛上了西三環主路，書桌上還鋪著他的論文《公共衛生安全與國家安全戰略》的初稿。
醫護在小湯山醫院的工作從醫院建設的時候便開始了。安裝CT這樣的大型儀器時，工人們先打好地基，儀器就在地基上安裝，工人同時在旁邊蓋房子，等用4天時間安裝好，房子也蓋好了，醫生再用一兩天的時間配合調試。
2003年4月30日晚11點，警車開道，排成的隊120救護車閃著炫目的藍光從小湯山醫院門口開進，車隊兩邊站著身穿隔離服頭戴防護面罩醫護人員——小湯山醫院開始接手第一批病人，北京市156名輕、中度SARS患者及疑似患者被分別從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等15家醫院轉到這裡繼續治療。
小湯山傳染病醫院被分成生活安全區、限制區和隔離區。醫務人員居住在限制區裡，病人居住在隔離區，隔離區內設22個病區，每個病區又分為醫務人員的工作區和病房，每間病房大約15平方米，都有獨立的淋浴間、廁所，還有電話、電視、氧氣系統、真空泵系統、呼叫系統。
醫務人員可以從兩條通道進出，從原先的小湯山療養院進入隔離區，病人由小湯山西側路到北門進入隔離區，醫院配備正壓的通風系統，由醫務人員通道壓向病房，再到外界，這樣所有醫務人員和病人都能呼吸到新鮮空氣。醫務人員進入隔離區要經過兩次消毒和更衣，他們和病人通過有兩層門的隔離封閉窗傳遞物品。走廊裡還安排了一位值班護士，如果病房裡臨時需要什麼物品，外面的人會通過護士轉送到病房裡。
設計考慮得很全面，不過醫院第一天運行還是出了小插曲，凌晨兩點接診室和重症監護室的電路掉閘了，照明系統和空調都無法使用了。當時負責保障的住總公司小分隊馬上找來圖紙，用電話指導醫院裡的人員檢查原因，反覆調試，就這樣操作了半個多小時，空調又開始吹出了涼風。
沒有空調可不行，5月的北京最高氣溫已經飆升到30度，這樣的天氣只要稍運動一下就會滿身大汗，何況是醫務人員穿上三層密不透風的防護服來回忙碌，更可怕的是這樣的簡易材料建造的盒子房，太陽一曬就變成了桑拿房。考慮到高燒病人不能吹空調，醫院的原先設計裡沒有空調，中建一局的總經理季加銘在和醫院建設指揮部領導聊天時的一句玩笑話提醒了對方，與醫院領導協商後，在一夜之間緊急加裝了130臺空調。
即使有空調，在不能飲水、連續作戰的病房裡，兩天內還是暈倒了9名護士，不過對於小湯山醫院裡的醫務人員而言，危險係數最高的不是高溫而是感染。重症監護科的危重病人需要切開氣管，而切開之後的分泌物噴射，會讓醫務人員籠罩在病毒感染的危險之下。
攝影：孫戉
每天繁瑣的消毒程序會提醒著醫生和護士，他們行走在死亡邊緣。每次下班換衣服消毒都要花上一個小時，生怕哪個部位沒有消毒到位，連鼻孔裡都要拿著消毒棉球擦上好幾遍。每天他們換下來的防護服和病人的汙物，就地用三臺兩噸的焚燒爐焚燒。
對病毒的恐懼和醫院狹長走廊帶來的壓抑席捲著醫生，有醫生說，沒見到病人之前是最恐懼的時候。“這就好比是考試，沒發下試卷前，肯定會緊張，但一發下卷子後，就不緊張了。”開始接手病人後，忙碌和專注是趕走恐懼最好的良藥。
趕走了恐懼還有焦慮等待著醫務人員，他們穿著紙尿布每天6小時一班，夜班12小時，每五到六天值一次。曾經有醫生推開張雁靈的辦公室大門，直接發問：“咱們還需要堅持多久，難道每天就是6小時、6小時地轉下去，未來的路在哪裡？”
“熬！”，因為堅持比努力更重要。
做好準備迎接第一批病人的醫生們
攝影：孫戉
主抓SARS防疫的時任副總理吳儀也曾經問過張雁靈類似的問題，“這個病還要持續多久？”他回答，按照規律，高溫將不再適合病毒傳播，估計兩個月之後“應該會下去”。
的確如此，SARS病毒不期而至，又匆匆銷聲匿跡。6月23日清晨，在集結五十多天後，小湯山醫院首批900名醫療隊員從北京撤離。
最終，1383名醫護人員“零感染”。
在第一批醫務人員離開前的三天，2003年6月20日上午小湯山醫院的最後18名康復患者，在醫生和護士的簇擁下，抱著鮮花走出了醫院大門，在離開前他們第一次看清了朝夕相處的醫護們的面容。每一位康復者在離開這裡的時候，都收到一張來自醫院的賀卡：走出小湯山，一生都平安！
出院時合影
但是五十多天前，他們進入小湯山的時候，是另外一個樣子。SARS患者送到小湯山都是在夜裡，他們一下車看到是荒郊野外的“幾排平房”，牆上的攝像頭和站崗的武警更是增加了他們的恐懼，張雁靈在《回望小湯山》中寫道，有的病人下車後死死抓住車把手，一位40多歲的女患者，下了車就靠著牆哭：“這是醫院嗎？是正規治療嗎？你們能治好我的病嗎？為什麼把我們弄到荒郊野外？是不是‘死亡集中營’？是不是拿我們做‘731試驗’？”
為了安撫充滿疑惑和恐懼的患者，院長張雁靈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每一個入院的患者。
儘管患者都受到了個體化的治療，但SARS病毒對人的傷害不僅在器官上，它還給患者的心理帶來了很大的創傷。小湯山醫院收治的患者中，有70多人入院之初就產生過輕生的念頭，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不但不配合治療，還打罵醫護人員，甚至揭醫護人員的口罩。醫生和護士沒有生氣，因為他們理解患者恐懼與絕望，許多診治過SARS患者的醫生都曾親眼見到，SARS病毒就像抽水機一樣突然、迅速地抽走患者的生命。許多看起來身強體壯、狀況良好的患者，突然間會被一個起床動作累得急喘不止，然後在十幾分鍾內突然死亡。
這種恐懼就像病人身上的疾病一樣，需要慢慢散去。醫生和護士每天被病人問到最多的問題是：我是不是要死了？為了配合患者的治療，小湯山醫院成立了心理諮詢中心。醫院甚至安排有碩博學歷的醫生為患者補習英語，漸漸地才開始消除病人的恐懼。
醫生會診
非典十週年，重回小湯山的患者邱明月回憶說，當時自己住在4病區21床，十多平方的房間裡，兩張窄床躺下來能相互拉到手，衛生間僅能容得下一個人，儘管有電視，但是沒人看得進去。自己與外界唯一能交流的，是一個三層玻璃的小窗——食物和藥品都從那個窗口送進來。
“那時候就覺得氣不夠用，一不吸氧氣，感覺就會死，呼吸機維持我的生命，每天掛進去的藥，有幾大瓶。我不是個堅強的人，那時候我丈夫每天開車到醫院附近，隔著高牆給我打電話，說離我很近很近，鼓勵我堅強。就這樣一天天熬過來了。”
曾經連日高燒，邱明月經歷過窒息一樣的缺氧，一個月後她才能坐起來，最後死裡逃生。6月19日，醫院通知她可以出院了。她脫下病號服，洗澡，然後護士幫她全身消毒，最後穿上了一套便裝。扶著柵欄走出病房，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虛弱而激動的邱明月雙腿發軟。
丈夫揮著手來接她，旁邊還有單位的同事和自家社區的代表。不過有趣的是，向她送花的人幾乎是把鮮花扔過來的，不敢與她有一絲的接觸。
2003年6月，北京市小湯山醫院最後一批非典患者出院
丈夫開車帶著邱明月駛出了小湯山。這個時候坐在車裡的她還不知道自己的母親和兩個哥哥，在北京兩家醫院因SARS不治先後去世。儘管從病毒的魔爪下死裡逃生，但邱明月和倖存的親人都留下了後遺症。
整個SARS疫情期間，小湯山醫院創造了多個奇蹟：七天七夜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傳染病醫院；先後收治了從北京60家醫院轉入的680名患者，佔全國非典患者總數的七分之一；患者中年齡最大的79歲，最小的只有13歲，除8例死亡外，其餘全部康復。不到1.2％的病死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在這所全世界收治非典患者最多的醫院裡，1383名醫務人員無一例感染。
2020年2月16日，為應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北京小湯山醫院宣佈重啟的改造工程病房區裝修已基本完成。
參考文獻：
1、《回望小湯山》，張雁靈，2008年
2、《小湯山奇蹟》，李忠效，報告文學，2003年
3、《七晝夜建成小湯山醫院》，劉長永，中國經濟週刊，2019年
4、《非典十年：當年北京一位重症非典患者與記者一起重訪小湯山》，王蕊 魏志陽，錢江晚報，2013年
5、《非典十年回顧：患者哭問小湯山“是不是死亡集中營”》，呂天玲，民生週刊，2013年
6、《小湯山醫院設計師：沒想到圖紙再用，希望新醫院效果更好》，韓沁珂，新京報，2020年
7、《醫院消失，“小湯山精神”永存》，李楊，半島都市報，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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