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午後，一輛從杭州駛向上海的汽車，在海寧城郊遭遇一群身著藍衣黃褲的人。兇徒們朝車內瘋狂射擊，車中一中年男子逃至水塘，中彈身亡。他就是《申報》的總經理史量才。史量才之死，是中國現代史和新聞史上轟動一時的血案。11月14日，《申報》以大號字刊登《本報總理史量才先生噩耗》。一代報業鉅子的名字，以這樣慘痛的方式登上了自己的報紙。
《申報》總經理史量才遇刺時乘坐的汽車
《申報》書影
發生在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的史量才被殺案，是繼報人邵飄萍、林白水被軍閥殺害後，又一起報界聞人被民國黑暗政治扼殺的慘案。
輿論所指，其幕後主使正是國民黨神秘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因其成員崇尚意大利黑衫軍和納粹德國褐衫軍，均著藍衣黃褲，也稱“藍衣社”。復興社在1938年宣佈解散，之後，它也有一個更著名也更讓人不寒而慄的名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BIS）。無論是藍衣社還是軍統，深居幕後的領導人，正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
史量才究竟做了什麼，讓蔣介石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其中的原因，仍與史量才背後的那份報紙有關。
史量才手中的《申報》，是佔據中國報業半壁江山的輿論武器
如果需給舊中國報史描摹一文化地圖，上海是當之無愧的中心所在；若給上海作一報業生存掃描，《申報》乃無可爭辯的巨擘之一。
在歷史的資料間爬梭，創刊於1872年4月30日，停刊於1949年5月27日，前後共辦了77年，共出版25600號的《申報》是近代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商營報紙。
《申報》書影
位於上海市漢口路309號的申報館大樓
《申報》以平實曉暢的語言、常保時效的新聞、為民敢言的“報格”，加之售價低廉、毗鄰江浙的市場優勢，佔領了了民國時期華文報紙發行的“半壁江山”。一時“申報紙”成為“新聞紙”的代言。
在中國報業發展歷史上，能做到以一抵萬，領中國近現代報紙風氣之先，《申報》，無疑有著特殊的魅力。而史量才，便是這份報紙的掌舵人。
史量才（1880-1934）
關於史量才的軼事很多，紅粉知己沈慧娘傾囊相助讓史盤下《申報》，所謂“談申報必要談史量才，談史量才必要談沈秋水”；青幫大佬杜月笙引史為知交，並助其立足上海灘，都是坊間津津樂道的談資。在杜月笙的見證下，史量才曾與蔣介石有一番著名對話。而談話不久，史量才即蒙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基於愛國義憤，《申報》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大加撻伐，蔣對《申報》處處與之難堪頗為惱火。杜月笙念及與史量才交情，曾主動陪伴史往南京見蔣，意圖調和。可惜談話並不融洽。蔣當時即恨言：“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卻冷然答曰：“我手下有一百萬讀者。”
“我手下有一百萬讀者！”史量才是有資格說這句話的。
他曾帶給了《申報》以新的生命。1912年，當史量才初次接手《申報》時，其發行量僅為7000份，瀕臨破產；而到1920年，即史量才接手8年後，為3萬份，及至進入三十年代則上升為近16萬份。《申報》77年的演變歷史，大致可分為“前史量才時代”（1872年-1912年）、“史量才時代”（1913年-1934年）、“後史量才時代”（1935年-1949年）。學界以帶給《申報》22年輝煌的史量才先生的名義，為該報歷史分界定標，足見史量才對於《申報》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意義。
給予《申報》生命的史量才，同樣給了這份報紙以活的靈魂——“無黨無偏”的辦報方針。
所謂“無黨無偏”，亦作“無偏無黨”。語出《鴻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意為“不要偏私，不要結黨”。史量才於1912年10月盤下《申報》後，即將該報宗旨明確為“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國新聞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格拉士一行的招待會上，對於獨立方針曾有一段論述：“與頃者格拉士君所謂：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敝館似亦隱相符合。”
袁世凱與各國使節合影
1915年9月3日，在袁世凱大造登基稱帝輿論的背景下，《申報》決然刊登了一則《本館啟事》：
“有人攜款15萬來滬運動報界，主張變更國體者……再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雖少急激之談，亦無反覆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實難贊同一日，特此布聞。”
原來，袁世凱令“臣記者”薛大可欲以十五萬金來上海收買《申報》，希望這份頗具影響力的報紙，遙為他北京登基一呼。作為反擊，除了刊登啟事，史量才還要求《申報》刊發北大教授、歷史學家孟森的《民主國之憲法》一文，闡發了將制憲權交給國民的設想，以此反嗆籌安會“帝制更適宜中國”的理論。
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而《申報》於此歷史事件中更為著名的操作，便是刊載了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
報紙在三期編者按中分別以“……洋洋萬言，切中情勢，為關心時局者不可不讀。”和“全篇洋洋萬言，籌安會中人聞之曾特至天津阻其發表”。《申報》立此旗幟，既是對袁某人倒行逆施的明確反對，也向讀者展現了史量才的獨立人格，與《申報》的獨立“報格”。
在史量才掌管《申報》22年的時間內，《申報》的歷史又以1931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九一八事件，成為《申報》的分水嶺，它從一份能夠堅持客觀報道、旨在商營逐利的報紙，躍升成以愛國為號召的進步人士的輿論武器。史量才也由此走上用筆抗爭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道路。
《申報》與蔣介石的“蜜月期”，因“九一八事變”戛然而止
蔣介石不該忘記，在他1927年以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緩轡進入上海時，《申報》的擁蔣傾向是明顯的。甚至在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磨刀霍霍的前夕，《申報》依舊在為這位“革命軍總司令”有原則、重穩定、具有和平誠意的形象進行賣力宣傳。
“蔣到滬後的當晚7時，接受了《申報》記者採訪。當問到對工人糾察隊如何處理時，蔣答道：‘他們有組織，有紀律，按照黨義，可以武裝自己，惟此軍事期間，應該受軍事當局的節制。’” （《申報》1927年3月27日載）
“3月28日，總工會交際部長趙子敬見蔣，蔣表示：‘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餘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對於恐有流氓乘機搗亂糾察隊及總工會事，‘當由余嚴行制止，儘可放心’。”（《申報》1927年3月29日載）
“蔣在公共場合表示對租界不訴諸武力的態度，3月30日上午10時，在接見日本新聞記者團談話，作出‘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的保證’。是日下午，在接見德、美新聞記者時又表示：‘當用和平方法，政治手續，決非使用武力解決者’，此事‘當俟政府訓令，惟陳友仁部長不久亦將來滬，將來當有外交委員會設立此間’。蔣保證道：‘我將鎮壓一切不規則舉動’。”（《申報》1927年3月31日載）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舊影
這些頗有混淆視聽嫌疑的報道，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屢見報端，極大地麻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工農武裝。這也讓一部分研究者對史量才“無黨無偏”的編輯方針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足見這一方針的虛偽性”。（參見吉家友《史量才的報刊活動及編輯思想》）
有果有因，依史量才敢於言聲，勇於擔當的性格而言，此間必有更為重要的事情，從而迫使他不得不在政變前後有所收斂。我注意到了1927年，發生在《申報》上的三則“舊聞”：
- 《申報》在1927年12月1日連續刊登蔣介石兩則啟事，一是蔣宋聯姻，一是蔣的離婚聲明。聲明稱：“毛氏髮妻，早經仳離，姚陳二妾，本無契約。”
- 1927年，《申報》購得上海三大報紙之一《時事新報》的全部產權，1929年又收購了上海第二大報《新聞報》的大部股權，真正成了中國報界的“托拉斯”。
- 蔣介石在1927年開始在滬實行新聞檢查制度，在各大報館設置新聞檢查員。獨有《申報》未接受這一制度，蔣亦不作下文。終史量才執掌報館，蔣終未強行派遣。
上述三件事，雖各自成事，但實則相關：蔣雖初入上海，但軍權在手，且與杜月笙、黃金榮等幫會勢力勾結，權勢煊赫；尤當蔣向記者表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以租界為託的《申報》自當心生感激。
同時，史量才自1926年便已籌劃的收購上海大報的計劃，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作為前提，蔣是保證這一前提的重要人物。蔣反共而不反民族資產階級，這在很大程度上不致引起史量才的反感。
而蔣介石自身也亟需要通過《申報》的影響力來鞏固其在滬地位，《申報》的擁蔣態度使得蔣對其頗多關照——將兩份私人啟事付諸其報，同時也不深究史量才對其制度的抵制，對史收購各報股權一事遵循“黨不宜直接插手民間報紙股權糾紛” 而予以放行。
但是，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合作，以四年後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爆發，戛然而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東北發動侵華戰爭。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公開發表“四不”外交原則，即不絕交、不宣戰、不簽訂割地之約、不籤喪權之字，將東北主權拱手相讓於日本。舉國譁然，民意洶洶。《申報》如實報道了由於蔣介石實行的不抵抗政策導致瀋陽失陷的事實。
9月21日，《大公報》發表《救災救國》等文章，援引李鴻章的“忍辱請成”和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其觀點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背書。《申報》卻在9月23日的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提出“惟自衛乃能自救，惟熱血乃能洗恥”，《申報》發表時評：“我退至山海關，日亦逼至山海關，設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仍節節進逼，我其將始終退讓毫不抵抗耶？”這篇時評主張立即抗戰，並批評國民政府的妥協與退讓，在當時影響很大，蔣介石為此大為光火。
對於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際聯盟通過“調停”主持所謂正義，《申報》再次發表文章，“會議在大軍壓境之下進行，何異於城下之盟，吾人甘受城下之盟之奇恥大辱乎？”
1932年12月《申報》刊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新聞
1932年底，隨著史量才加入以宋慶齡為領導人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申報》實際上逐漸成為各種反蔣勢力的輿論大本營。1933年3月，廖承志等一批共產黨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報》不僅刊登了“同盟”營救過程，還為廖承志發表辯護聲明。
種種情狀，令蔣介石對史量才和他背後的《申報》痛恨至極。《申報》強調的“無黨無偏”，便成了史量才被當權者忌憚的“催命符”。
1934年，史量才被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後，《申報》在次年發佈的年鑑中刊登了史量才的遺像。
歷史將給予《申報》“無黨無偏”以公正評價
“他（史量才）的辦報思想，是中國儒家史學工作者傳統的民主意識，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新聞理論的揉合。”——李錦雲《淺析史量才的報業思想及實踐》
事實上，縱觀19世紀末上海商業報紙大都以商業新聞和信息為主，報館都害怕“以言論招禍”，不刊登長篇政治評論，而是增加新聞通訊，盡力以事實為主，絕少摻雜評價。這些影響都深深地印刻在《申報》早期發展歷史上。根植於近代無序中國，《申報》前期的“無黨無偏”，更偏重於傳統士人普遍遵循的“允執厥中”——
近代報紙“不觸怒當道”的傳統和上海複雜的政治環境，令《申報》保持中立。《申報》作為一份商業報紙並不是以政治內容為主，何況在中國風起雲湧的政治風潮中，因涉及政治而得罪當道對一份旨在營利的報紙而言實在不是明智的選擇。《申報》地處上海，政黨、幫會、財閥、社團勢力交錯，報界雖大，終各自為政，勾心鬥角，同時依託租界也需要報紙在涉及租界利益時為之作言。對於一家報館來說，上下言路所繫，左右虎狼環伺，“無黨無偏”方針之提出，既是保身上進之道，更是無奈求存之舉。
在“張、陳”主持下的力求穩健平和的作風，使得《申報》在時事評價上“很少越位”。事實上，在1930年之前，筆政和業務並不需史量才親自過問。經理張竹平、總編陳景韓（筆名：冷、冷血）是其左膀右臂。張竹平善於經營，以利益為先，凡事只求和氣生財；而陳景韓主持筆政以“沉穩”為先，他的時評“始終保持不過火、不偏激的冷風格”儘管時局如火如荼，但他的“溫吞水”般的文風在他主政期間始終影響著《申報》的言論。而陳景韓本人也實在算不得一個積極參與社會進步的人。“說他是個利己主義者，亦不算過分。他為蔣登廬山、講孫子兵法，一貫憧憬於資本主義美好的未來天堂。”可（據孫恩霖《回憶申報及其他》）以想象，《申報》的“無黨無偏”也是多了一層“無關痛癢”的註解。
但“九一八”改變了《申報》，也逐漸動搖了史量才對於“無黨無偏”即中立旁觀的理解。也是在當年，史量才為“無黨無偏”的辦報方針，添加了“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的新註釋。
應當承認，在紛繁複雜的民國社會，“無黨無偏”的出現，是史量才以及《申報》經過權衡的，慎重思考的，並且始終與時俱進的一個歷史的選擇。
透過“無黨無偏”，我們可以看到，史量才的可貴，在於他並非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有公心，有品格，兼具了中國文人悲天憫人的情懷，且深懷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信仰。他在有限的空間內，為中國報業的健康發展騰挪出了一片自立、自強、自尊的新天地。
他曾經對獨立之精神發表感言：“誓守此志，辦報一年，即實行此志一年也！”對報紙迫於政治混亂而停刊抗議的行為，他惋惜的並非利潤的流失，而是“停刊一天，就少了這一天的記錄，將留下歷史的遺憾”。他一直強調的“史家辦報”原則，深深鐫刻著他作為一名傳統中國文人所具有的“鑑既往，示將來”的入世情懷。
有兩段歷史細節值得一書：
1913年3月19日至26日。《申報》連續八天刊登《收買全份舊申報》的“本館告白”，一位名叫張仲照的老人將自己訂閱、妥善保存了整整40年的全部舊申報捐贈報社。一時傳為美談。在1922年《申報》發行50週年之際，史量才特地宴請包括黃炎培、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在內的眾多專家，編纂了名為《最近五十年》的百科全書式的史書，詳細記載50年來中國和世界發展演變情況。他還特地委託黃炎培設計了一本大型精製紀念冊，將張仲照老人的照片印在首頁下方，而上方是創始人美查夫婦的照片。
作為《申報》有力的競爭對手，新記《大公報》較《申報》出現晚，持續時間長，並且一直保持著同國共兩黨的良好關係。而對懷有知遇之恩的蔣介石，其主編張季鸞曾說：“我的人生觀，很遷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報親恩，報一切恩！”他還不止一次地對《大公報》在渝分館總編輯王芸生說：“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兩相對比，史量才的品格，在民國亂局中，便顯得更加卓爾不群。而他的悲劇背後，正是近現代中國的畸形發展，誘使內外部反動勢力聯合，帶來的對甦醒的民族資產階級“獨立精神”的聯合絞殺。
史量才生前曾說：“‘申報’這二字，印在報紙上，別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紅的。”在人生終局一刻，他用鮮血回應了這句讖言。
參考
徐鑄成《報海舊聞》
宋軍《申報的興衰》
吉家友《史量才的報刊活動及編輯思想》
龐榮棣《史量才——現代報業鉅子》
劉小清、劉曉滇《中國百年報業掌故》
李錦雲《淺析史量才的報業思想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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