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說史

很簡單，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各種徇私舞弊。清朝，死刑分為兩種，一種是斬立決，一種是秋後處斬。一般能夠用這種所謂的死囚替死都是那種在縣級府級辦理的案子，只要買通縣令或者府臺衙門就可以，如果上到刑部，那難度就很大了，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斬立決這都是那種比較惡劣性質的，這是縣衙或者府衙的權力範圍，但是這種也是舞弊最嚴重的地方。那種汪洋大盜往往是有那麼一大筆錢，這麼一筆錢足夠買自己一條命了。比如我們經常說的，三年縣太爺，十萬雪花銀。十萬兩銀子值多少錢呢？清朝的時候一兩銀子大約是現在的4000塊錢（清朝的人均收入是每年3～5兩銀子）。這一個小縣哪來的錢？都嘛是靠這種舞弊，替人買命替死賺下來的。

優己

清朝鄭板橋曾在擔任濰縣知縣時，遇到過這樣“宰白鴨”的情況。

1753年鄭板橋剛剛上任，就接手了上一任知縣留下的遺案，這是一個強姦殺人案，已經結案了，只需要他去監斬就可以了。

結果鄭板橋監斬的恰逆天晚上，就怎麼也睡不著，不知道是緊張的還是怎麼回事，反正他覺得哪哪都不對。於是到了半夜時刻，他實在躺不下了，就起來決定連夜提審將斬的犯人。

等到犯人被壓上來鄭板橋一看，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就問他家住哪裡，姓名年齡，離被害人家住多遠。

兇手回答說他家在黃莊，名字叫王小三，今年剛剛十三歲，離被害人的家有五十里地。鄭板橋又問他在家做什麼活，兇手回務農。之後兇手交代了罪行，說他當天是去柳河走親戚的，剛一進村，就看到前面有一個小姑娘長得賊好看，一下子就精蟲上腦沒控制住，就先奸後殺，以絕後患了。

鄭板橋問他用什麼兇器殺得？兇手說小刀。鄭板橋又問他去親戚家為什麼帶小刀。兇手又說為了好玩。之後鄭板橋再問他怎麼殺的，要把詳細過程再重述一遍，結果兇手扔像背書一樣，重說無誤。

鄭板橋看他說的話如背流水賬，懷疑是替人戴罪，於是好言對他勸導。結果王小三沒繃住，就被鄭板橋給說動了，才說出實話。他說自己家中秦瓊，母親還是個啞巴，自己家兄弟九人，結果就剩下他大哥二哥還有他哥仨。

他們縣裡有一個叫陳富的花花公子，家裡父親是個大員外，整天仗著家裡有錢到處為所欲為。哪天他是去尋花問柳的，途中發現柳員外的女兒長得好看，就上前調戲，結果遭到了謾罵。於是陳富強行姦汙了她後又害怕告官，就用隨身帶的小刀將她殺害。

柳員外得知女兒慘死後，就盜縣衙伸冤，要求捉拿兇手。陳富也比較害怕，聽說了這事後就暗地尋找“替罪羊”。正好這天他碰上了王小三的爹王原中，王原中窮的叮噹響，就鬼迷心竅要拿兒子換錢。

等王原中回家和老婆商量後，老婆是死活不同意，王小三挺孝順，看到了之後就跪在地上要用自己換錢，給他兩個哥哥娶媳婦，為王家續後。於是陳富就和王原中籤了協定，用五百兩銀子買命。

王小三按照陳富編好的供詞，帶上小刀就去自首了。而審案的縣官朱球也已經被陳家收買了，所以很快就給王小三定了死罪，決定近日問斬。

王小三還告訴鄭板橋，他聽村裡老人說，只要為人頂罪下輩子就一定會變成富人，窮人窮怕了，都甘願為人替死。這種事情，村裡發生過多次了。民眾叫做“白鴨”，被官府處死的就叫“宰白鴨”。

鄭板橋反覆核實後，上報給了刑部，最後才將陳富緝拿歸案。而這之間升任知府的陳球還幾次三番阻撓，陳富也派人去王小三的家裡威脅他父親，揚言要殺光他們全家。幸而鄭板橋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勸說了王小三和他爹王原中，最終案件大白天下。

“宰白鴨”這樣的案件在鄭板橋時期也就是乾隆時期才開始出現，後來到了道光年間，僅在福建每年因“宰白鴨”而死的就不下百十起案件。

發生這樣的問題，有窮人財迷心竅的原因，也有富人與官吏串通一氣的原因。而這樣的案件在案卷上也看不出絲毫的破綻，不瞭解的人根本無法斷定那些是“宰白鴨”，哪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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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白鴨”是封建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在死刑案件中僱人頂包的一種現象。這裡所說的白鴨，並非人們經常食用的鴨子，而是借喻案件中代替犯人頂包的人。

宰白鵝現象，古代早已有之，晚清尤其嚴重。當時福建的漳州與泉州，是宰白鴨現象最為嚴重的地方，頂兇案之多反映了清晚期僱人代死的獄政腐敗情況。

宰白鴨現象出現的原因並不複雜，一是古代封建社會官場腐敗所致；二是參與其中的各方形成環環相扣的利益鏈，三是社會上有許多難以活命的待宰“白鴨”。

傳說，康熙曾在茶樓目睹過一起宰白鴨現象，茶樓老闆向他解釋說，如今的大戶犯了死罪，又不想去世，就花錢買個窮的沒法活下去的替身，這叫宰白鴨。

這些當白鴨的人，有些本身就有死罪，以一人死而換得家小有人贍養，有些則是家中出了大事，急等用錢而拿命去換。這種現象的核心因素就是利用需求。

下面我們來看幾起案件，可以直觀的瞭解一下宰白鴨現象。清代有一起兇殺案，陳官員從屍檢得知，案件並非一人所為，但令他奇怪的抓獲的人僅有16歲。

在提審過程中，這位少年對答如流，與案卷所書分毫不差。最後經陳官員耐心勸導，他才哭喊冤枉，於是案件被髮回重審，等再提審少年時，他死不翻供。

無奈的陳官在衙門私問少年為何要這樣，少年哭著說，他父母把賣他的錢早已花光，如果他翻供，父母就會丟了性命。無力迴天的陳官員，只好辭官回鄉。

康熙年間，王姓兄弟以把持公倉罪，被判處死刑。一位胥吏對他們說，你們每人如能拿出五百兩黃金，我便可讓你們活命。兄弟兩目瞪口呆的問如何辦到？

胥吏便告訴他們如何來找人頂替，一旁的同僚提醒胥吏這是殺頭之罪，胥吏說如果此事暴露，我們固然要死，但難辭其咎的審官不會為此毀了自己的前程。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那位胥吏是深諳此道，對當時的絕大多數官員而言，保住權力猶如保命。官場利用環環相扣，沒人為兩個“白鴨”性命而弄丟烏紗帽。

宰白鴨並非牢不可破，光緒年間就有一起案件中的“白鴨”被救下。據文獻記載，光緒年間有個大盜名叫胡體安，此人膽大妄為，竟然敢偷盜當地的首富。

案件很快報到省裡，河南巡撫塗宗瀛下令抓捕胡體安。胡體安平日裡與一幫胥吏相交甚好，他們商量後準備讓胡的家童王樹汶來做“白鴨”，替自己入獄。

王樹汶當時只有十五歲，在胥吏們的嚴刑拷打與許諾不死後，他被迫同意頂替來做“白鴨”。胡體安上下打點之後，縣令閉著眼將羸弱的王樹汶草草定案。

這一案件的原則是“從快從重”，在王樹汶被押赴市曹斬首之時，他才知道胥吏的許諾是假的，於是大喊冤枉，結果被不明就裡的圍觀群眾打的滿臉是血。

群眾的瘋狂行為，引得拉囚車的騾子受驚而狂奔，這一幕正好被巡撫塗宗瀛看見。他被喊冤的王樹汶所吸引，在瞭解案情後，塗宗瀛下令讓所司複審此案。

同時，塗宗瀛發函給鄧州知府朱光第，命他將王樹汶的父親王季福找到送來。但在尋找王季福的過程中，一些得到胡體安好處的官員開始出來人為設置障礙。

他們讓朱光第不要去找王季福，並且警告他，如果翻案可能會牽連整個官場，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但朱光第對此並未理睬，他只說了一句話，民命重於天。

王季福被找到後，在公堂上馬上認出了跪在地上的兒子王樹汶，父子兩嚎啕大哭。而此案並未結束，官場利益鏈猶如食物鏈，不能有一環出現斷裂的現象。

新上任的河南巡撫李鶴年立即進行干預，他指示屬下衙門立即殺王樹汶滅口。但案件已經傳至全國，一時間輿論譁然，朝廷於是派河督梅啟照再次複審此案。

這個梅啟照為了官官相護，同樣要將王樹汶斬立決。梅啟照的荒唐行為，引起了御史們彈劾，慈禧下令再審，最終才判決王樹汶無罪釋放，此案到此才結束。

貪腐的官員中，只有一個縣令和知府被革職戍邊，其餘人毫髮未損，而真正的人犯胡體安卻逍遙法外。為民請命的鄧州知府朱光第，卻被罷官，終窮困而死。

在封建社會里，一個人的生死，與他有沒有罪毫無關係，決定其命運的，只是與官僚體制的穩定性有關。這些“白鴨”宰或不宰，只看既得利益者餓與不餓。

綜上，宰白鴨現象是封建社會的特有頑疾，是專制統治下民不聊生的一種體現，也是黑暗官場腐敗的一種映射。在這種背景下，難以活命或者有利益交換的一些人，就甘願成為待宰“白鴨”，任人發落。

野史也是史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喜歡的話可以關注我。

電視劇《雍正王朝》裡有這樣一個故事，江夏鎮土豪劉八女殺人犯了死罪，同鄉的張五哥頂替劉八女被判了斬刑，幸虧康熙及時趕到，查明瞭案情，張五哥才得以免死。

這裡的張五哥就是宰白鴨，所謂宰白鴨，就是有錢有勢的富戶犯罪後，花重金找無業遊民或者貧寒子弟來頂死，貧寒子弟因為貪利而主動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殺的白鴨。清朝詩人黃霽清曾寫過一首《宰白鴨》來諷刺這種行為。

清代宰白鴨盛行於福建、廣東兩省，當時僅僅泉州和漳州兩地，因宰白鴨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陳其元所著的《庸閒齋筆記》就記錄一個宰白鴨的案子。

說當地發生了一起兇殺案，衙役抓到的兇手是為名十六歲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齡很大的彪形大漢。官員就心生疑問，審問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暢，又問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複數了一遍。官員心裡就明白了，這名少年是宰白鴨來頂死的。在官員的開導下，少年是開口說了實話，他果然是名白鴨。官員把案件發回重審，結果沒兩天，下屬就把案件又報上來了，而犯人還是那名少年。少年說，他回到監獄後，衙役就對他嚴刑拷打，並且他的父母也到監獄來罵他，說賣他的錢已經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會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認罪也是死，不認罪也是死，那還是不給父母添亂，認罪好了。而那名官員見此情況，也就糊里糊塗的結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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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宰白鴨，實際上就是花錢買命。

在清朝，一些大戶人家發生特殊命案，也就是當家裡有不懂事的子弟殺了人，但殺人的子弟身份比較特殊（如家主的獨子）時，家主極有可能會利用錢、權來保其一命。

其中的一種做法是：

花重金收買貧寒子弟或者無業遊民，讓他們頂替真正的兇手，再到官府認罪伏法。因為這些為了錢財而主動去送死的頂兇者，其行為看起來就好像是因為貪利而被人任意玩弄和宰割的白鴨，於是就稱之為宰白鴨。

在清朝，類似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

康熙年間，有一個叫方苞的散文家因受《南山集》案牽連，被關在了刑部監獄，整整被關了兩年時間。出獄後，他將自己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書——《獄中雜記》。

在這本書中，方苞揭露了清代監獄的黑暗與醜陋。比如：死囚犯只要花一千兩，就能通過監獄書吏買到替死鬼，從而逃脫一死。

按該書所說，當時有兄弟兩人，因犯搶劫公倉之大罪，被判處斬立決。判決書一下，一個管文書的書吏嗅到了發財的機會，他就找到了兄弟二人，說：“我有辦法保住你們的性命，前提是你們要給我一千兩銀子。”

兄弟兩人為了活命，就急忙追問書吏。

書吏微微一笑，說：“這倒不難，到時候我給你們另外準備一份判決書，判決書的內容倒不用改動，只要把判決書後面兩個沒有親屬的同案從犯換成你們兩人的名字。等案文要加封上奏的時候，偷偷換一下即可。”

“予我千金，吾生若。”……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易之而已。”

隨行的另一個書吏有些擔心，問道：“我們自然能騙到死者，但可瞞不住主審官，到時候等主審官發現後，我們可就活不成了。”

書吏笑道：“如果主審官發現，他必須重新上奏請示，請求重新開判決詞，到時候我們固然活不了，但主審官也得罷官走人。但對主審官來說，這只是兩個不相干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審官是不會深究的。”

結果呢？這兄弟兩人真的活了下來。

當時方苞被關在監獄時，還曾見過，同牢房的犯人指著兄弟二人說道：這兄弟兩人就是用誰誰誰的命換他們的腦袋的。

之所以出現宰白鴨現象，其實不難理解。

對犯人和犯人的家屬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親屬能夠活命的，所以，他們就會想盡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活命，對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來說，花錢或利用關係保全一條性命，自然就是最常用的手段了。

對官員來說，一部分官員並不知道實情，但普通的命案他們也不會去深究，因為深究後極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業績”，進而影響到自己的升遷發財之路。而更多的官員其實是收了黑錢的，他們收了黑錢，就和有錢有勢的人沆瀣一氣，相互勾結而故意錯判。

而有些家庭因為窮，人口又多，因實在養不起這麼多人，於是就將自己的子女當成禽畜般售賣，後者也就成了宰白鴨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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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後漢書》之中記載，“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而裂”。

可見清朝的宰白鴨想象其實並非是第一次盛行，任何喪失人性事情的出現必定是早有苗頭。而在清朝晚期，官僚腐敗，各人各掃門前雪，所謂官府其實也只不過是權貴之人的遮羞布，普通百姓只是他們的的刀下亡魂。

宰白鴨這事，在歷史上常有，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最能反應的還是早期的《雍正王朝》影視劇之中的張五哥，張五哥在影視劇之中的角色便很好的闡釋了“白鴨”這一說法。

太子胤礽經過一廢一立後，再次坐上東宮之位時，恰好碰上雍正受命追繳國庫存銀。而胤礽之前從國庫取出錢財四處揮霍，現在是一分也償還不上。太子無法償還，自然是需要下屬出力。而面對剛剛得來的東宮之位，太子自然是極力彌補錢財虧空漏洞。於是開始暗示下屬，四處撈錢。

太子雖然再次復位，但是八爺黨已經堅定了要將太子拉下馬的打算，於是趁太子門人撈錢的機會，再次給太子製造漏洞。而九爺的門人任伯安的弟弟正好碰上了一樁殺人案，需要找一個人頂替。

張五哥便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出現的，“宰白鴨”這種事情是自古有之，而張五哥也明白替人做幾天牢房，便可以拿一筆錢財。哪裡知道，這時的坐牢是替人去死。張五哥頓時就不幹了，但是斬令已經下達，而判刑之人便是太子門人肖國興。

肖國興事先拿了任伯安的銀子，雖然是替太子網羅錢財，但是也是替人辦事。所以張五哥所謂的冤枉，也被當做死前的掙扎。而八爺黨所設的局也是非常周密，當初雍正與十三阿哥替康熙辦事之時，在張五哥家借宿一晚，雖然是小恩小惠，但是雍正看重的就是這些。自然最後張五哥被救出，太子再一次四面楚歌。

這便是所謂的“宰白鴨”，權貴之人犯了死刑，為了逃脫罪責，便會在民間尋找以頂罪之人。一般只有老百姓實在是日子過不下去，為了妻兒老小的日子，這才替罪。而官員也是得到了好處，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也就將計就計，這麼一樁稀裡糊塗的案件就這樣促成了。道光皇帝雖然在這件事情上呵斥過，但是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所以宰白鴨這種遊戲乃是權貴之人的遊戲，權貴之人花錢便可以撿回自己的一條命；而替罪之人可以用得來的錢，護住一家老小，對於這兩類人來說，是非常合理的買賣。先期政治清明，官員們自然是不敢頂風作案，但是到了後期尤其是晚清時期，天下早已經大亂，各地雖然表面臣服朝廷，但其實已經是各自為政，官場黑暗更加助長了此類事件的發生，於是“宰白鴨”便更加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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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雍正王朝》的人想必都清楚這麼一段劇情，那就是刑部冤案，說的是任季安殺了人，讓張五哥去頂了包。最後即將被砍頭的時候，張五哥的妹妹找到了老十三胤祥，並通過康熙帝劫了法場，救下了人，由此拉開了刑部冤案的大戲。

很多人覺得這段劇情匪夷所思，哪裡有這麼愚蠢的人，不是自己的罪，為什麼要認？

這種行為也有一個名字，就叫“宰白鴨”！此種冤案的確是清代非常有代表性的陋俗，可能有很多人不太明白何為“宰白鴨”，下面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宰白鴨”並不是指的殺鴨子，而是指當時有錢有勢的地主豪紳，家中有人得了殺頭的大罪之後，用重金買下貧寒家庭中的活人，來頂替真正獲罪的人去被殺頭。清朝有個地方官陳其元曾經寫了一本名為《庸閒齋筆記》的書，其中記載道：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不僅如此，出重金的大戶人家有時不但買通了貧寒家庭，還會打點提審這個官司的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和有錢人家串通一氣相互勾結，即便是有良心的父母官想翻案，也因為“證據確鑿”而無從下手。

在古代用錢買命是真真實實存在的，道光皇帝曾對此現象龍顏大怒，當即就向各地官員下達了嚴禁這種非法行為的命令。可是這種事可不是說一說就能杜絕的，首先一部分官員辦案昏庸沒有追究到底的信念，收了好處就給人辦事。其次上來頂包的“犯人”來之前把口供都背得滾瓜爛熟了，他自己都承認自己殺人，還簽字畫押了，這玩意尋死誰能攔住？

採用《我不是藥神》中的一句話，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治不好，那就是窮病！是的，這種被宰的白鴨，往往就是得了窮病，治不好。

清朝有位叫陳鰲的官員曾經破解了一起“宰白鴨”的冤假錯案，兇手殺了人之後讓一個面黃肌瘦的瘦弱孩子前來伏法。陳鰲當即就判斷出這是一件頂包案，儘管這位少年對自己的行兇過程描述得十分詳細。但是在陳鰲的開導下，少年最終還是沒有放棄生的希望，承認自己是被冤枉的，於是陳鰲將此案打回下屬縣城要求重申。

但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過了幾天這位少年又一次被送了回來，還是承認自己有罪，陳鰲不解，百般勸解無果。最終只能以處死這個少年為果結案，陳鰲難以釋懷，便在行刑前詢問這位少年為什麼不翻案，少年哭著說：

“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毋寧順父母而死耳。”

此番言語令陳鰲心灰意冷，可以看出“宰白鴨”這種現象已經不是官方下達幾個命令就能解決得了，那麼就像我們開頭時所問的，為何會發生“宰白鴨”這樣蔑視法令的事情呢？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古時的法律制度是不健全的，相信不光清朝再往前倒幾個朝代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那個時候信息交流不發達，每個案件不可能透明公開的展現在大眾面前，沒有媒體也沒有輿論壓力，所以很多富家子弟仗著自己家產萬貫，鑽法律的空子也是難免。

其次，部分清朝地方政府為官不仁，也正因為天高皇帝遠，皇上不可能每件案子都親自批申，地方官手握生殺大權。心黑一點的收了錢的就辦事，也不在乎是不是冤假錯案；懶政怠政的雖然不收錢不勾結地方豪紳，但是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口供對上了就直接判了；少數擁有責任心的官員，例如陳鰲這樣的即便是翻了案，也不能改變“宰白鴨”盛行的現狀。

最後，清朝底層人民的生活已經難以想象有多麼貧苦了，為了錢就甘願把自己的親生骨肉或者親朋好友的命賣出去，上演一出周瑜打黃蓋的“好戲”，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基層地方官懶得追問，貧寒家庭愚昧無知，更為悲哀的是百姓對此還習以為常，這樣的社會風氣就製造了“宰白鴨”這種陋習滋生的土壤。

二月河老先生好像很喜歡披露清朝這個陋習，不僅《雍正王朝》中有刑部冤案一說。在小說《康熙皇帝》中也有一段“宰白鴨”的故事，講的是康熙帝下令處死一個強~奸少女的惡霸。行刑那天康熙帝剛好在附近喝茶，結果發現根本不是同一個人，結果店小二勸他：

“萬歲爺不知，如今，有那一等一的大戶，犯了法，又不想去死，就花錢買個替身……這就叫宰白鴨。凡是當白鴨的，不是窮得沒法兒活，就是家裡出了大事，急等用錢，只好拿命去換了。”

到了清朝末年，還有一樁“宰白鴨”案子，叫王樹汶案：

也是冒名頂罪，但是王樹汶並不知道自己會判死，結果行刑那天，拉車的騾子受驚，跑到了城隍廟。正好驚動了督辦該案的河南巡撫塗宗瀛，他覺得事情很蹊蹺：

一是這個王樹汶才十五歲，身材過於瘦小，根本不可能殺人；二是這個案子是自己督辦的案子，底下的人竟然也敢徇私舞弊，實在是不把自己放在眼中；三是，本來就要砍頭了，但是一群差役竟然拉不住一頭騾子，冥冥之中猶如神助，這是天意，不能殺。

重審之路也一波三折，總之還是慈禧“老佛爺”最終下令釋放了王樹汶，很多徇私舞弊的官員沒有受到追究，而真正的殺人兇手卻逍遙法外，反而是為民請願的鄧州知府朱光第：

“貧不能歸，竟卒於豫。”

清朝腐敗到如此地步，不亡那就真怪了！

楊角風發作

宰白鴨的陋習最早出現在乾隆年間，在一些沿海地帶時有發生。所謂的“宰白鴨”就是一些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有人犯罪時，用錢財收買貧苦人家的子弟來頂替真正的兇手，代之去認罪的作法。

據說當時僅福建漳州、泉州兩地每年因“宰白鴨”枉死的人就不下百十起。

據《清史錄》記載，道光皇帝曾因得知有這樣的陋習而大為惱火，令人嚴查嚴辦。

可是這種事情往往是官官相護，查案之人或受人錢財，或屈於權勢，幾乎無能為力，只要頂替者認罪，幾乎只有受死一條路可走，而真正犯罪之人大多逍遙法外。

這些甘願替他人頂罪的多是窮的揭不開鍋的人，有的為了家人能活下去，甘願受死。有的是被家人逼著替人頂罪，只為了其他親人能活下去，總歸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沒人願意去替人頂罪。

在此講兩個有關“宰白鴨”的真實案例

一、清朝有個叫陳鰲的官吏，在一起兇殺案裡抓了一個“犯人”，是個才16歲的少年。但在審案的過程中發現此案有多處疑點，死者不可能是這個瘦弱的少年所殺。

於是對少年百般規勸，最後少年才說出實情，原來是被父母逼迫來替人頂罪。陳鰲便將此案打回，可沒過多久，該案又被提審上來，犯人仍是原來的少年。

原來案件被髮回縣裡以後，縣官對少年用了酷刑，使他生不如死。少年的父母也來罵他，說之前賣他的錢財已經用盡，如今他來翻供，讓他們怎麼辦，只能一起去死嗎？

少年不得已，只能承認先前的供詞，最後此案還是以少年的供詞為準結案，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就此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此案聽來令人唏噓不已。既嘆息如何會有這樣狠心的父母，又嘆息那世道的不公。

二、晚清年間，有個叫胡體安的人橫行霸道，他本是位捕快，卻知法犯法，常常帶著同夥為非作歹，一旦事情敗露，他便找人來頂替他的罪行。

那些查案之人要麼和他是一夥，要麼受了他的賄賂，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人敢管，這使得胡體安愈加猖狂，百姓們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有一次這胡體安搶了個布商，這布商是個有頭腦的，知道報官是沒用的，便自己帶人查找胡體安的罪證，證據詳實之後便直接報到了省裡。

所有證據都證明胡體安有罪，待要捉拿他的時侯，這胡體安又用老辦法，找了一個15歲的王樹汶來替代自己。

他許給王樹汶銀兩，只說不會要他性命，這王樹汶家裡是個窮的，以為拿了錢坐幾天牢就可以出來了，可沒想到胡體安的罪行越揭越多，最後竟判了個死刑。

這下王樹汶不幹了，他年齡雖小，卻也懂得生命的可貴，為了幾十兩銀子搭上性命，他肯定是不幹的。因此在法場上，王樹汶大喊冤枉，監斬官一看此案有蹊蹺，便下令停止行刑，此案又得以重親審理。

可是重審的過程中許多官員都為胡體安打掩護，這其中雖有一些正義的官員依法辦事，怎耐清朝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就算最後驚動了慈禧太后，依然不了了之。

王樹汶雖得以保全了性命，可胡體安也沒有被法辦，因著胡體安一個人，清朝上上下下的官員們可謂是醜態百出，可最後他依然逍遙法外，甚至還換了個名字，跑到別的地方繼續當官去了。

由此可見清朝的“宰白鴨”之風正是整個朝廷的腐敗造成的，即使有個別清正的官員想要按照法律規定辦事，也無法扭轉當時的社會風氣，那時的清朝的根已經爛了，清廷上下已經無力迴天，最終只能被新的社會形態取代，這也正符合了社會更迭的規律吧。（以上圖片均來源於網絡）

千水千山

什麼是宰白鴨？

清末進士郭則澐在《十朝詩乘》中，給出了答案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宰白鴨”其實是捉生替死一種，歷朝歷代都不缺

關於捉生替死最早的記錄是春秋時期，在趙氏孤兒影片中有體現

說是晉國趙氏家族因“謀反”被滅門，上下三百餘口皆死，只有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被醫生趁亂帶走。後來晉國大索天下，沒辦法的情況下，這名叫陳嬰的醫生交出自家的娃，而保存了趙家孤兒……

性質雖然不同，但那個陳家嬰兒實質就是白鴨

史書有記錄，古代小說也有類似情節，比如清初小說《二度梅》

主角梅壁家因為父親被陷害家破人亡，自己和書童投奔準岳父儀徵令侯鸞，可這個侯鸞並不可靠，不僅不可靠，反而想把自己的準女婿下獄問罪，送往京城請功。如果不是書童早一步和梅壁互換衣服，死的就是這公子

主動替死的書童，自然也是白鴨

前頭那兩隻白鴨，義字當頭可歌可泣，下面這個白鴨則是正兒八經的捉生替死

訟師秘錄《珥筆肯綮》中記載了一個常威現實版，說是一貧民到外地做工，某天工地上發生了打群架案件，一工友被人扔石塊砸死，案情發生後，當地地方保護，袒護真兇，反而把這個外地貧民捉去頂罪結案，

這個被頂罪的貧民，是不是白鴨呢

雖然有義字當先之說，但天下間願意替死的畢竟少數，而這個被頂罪風險又大，一些人犯下必死案子又不想死，咋辦？拿錢買唄

律法畢竟是律法，拿錢銷去死罪自然不能，但折中一下，拿錢找一些貧困人家替死呢？所謂民不舉官不究，案子結了，死的人又不會去翻案，皆大歡喜，清末那個年代，此宰白鴨又如何不能風行？

綜上，只要有利、義在，宰白鴨就有市場，不奇怪

靈石蘊珠寶

話說清康熙年間有個叫方苞的人，他生於安徽桐城縣，自幼聰明，讀書很好，尤其擅長古文。作為一個文學家他在歷史上留下很濃重的印記，開創了頗有名氣的散文流派——桐城派，與劉大櫆和姚鼐合稱桐城三祖。

按理說這麼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書生應該和“宰白鴨”這種下作手段無關，可人間事就是這麼搞笑，偏偏就是這老兄第一個把這套業務曝光的。

事情還得從康熙四十一年說起，那一年方苞給老兄戴名世的《南山集》作了一篇序，本來是就文人往來的戲作，方苞很快就把這事兒給忘了。其實他在寫序的時候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兒，戴名世是個翰林，他是混官場的！

混官場的人少不了構陷同僚，也少不了被同僚構陷，康熙五十年十月，戴名世被同僚給構陷了。都御史趙申喬參他“狂妄不謹”、“語多狂悖”，證據就是那本《南山集》，裡面居然敢引用南明的年號，簡直不知道死字怎麼寫！

就這樣，碼字兒不自審的戴名世被砍了腦袋，給他作序的方苞被扔進了監獄。要說方苞這老兄也有趣，進監獄了還繼續寫稿，蹲兩年大獄寫了不少東西，大約這老兄也跟吐槽機一樣，生活潦倒，靠碼字兒混飯吃吧！總之方苞的代表作中最有名的就是那片《獄中雜記》。

《獄中雜記》的好玩之處就是以一個書生的視角，好奇的觀摩監獄中形形色色的古怪事，我估計可能是因為這傢伙的名氣太大，在監獄裡沒人虐待他，否則他也沒心情寫那玩意。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兒，方苞從來是不恥下問的，所以和一個老胥吏關係不錯。

時間長了，這個老胥吏做啥壞事兒也就不揹著他了，某日他親眼目睹了一次“宰白鴨”的過程。那是兄弟兩人把持公倉買賣官糧，這絕對比一般民間案件嚴重的多，所以壓根沒等秋後，直接判了個斬立決。

老胥吏找到這哥倆告訴他們：“給我千金，我能讓你們活！”

那兩兄弟也不傻，就問他到底用什麼法子。老胥吏答：“這有什麼難的？再寫一篇案卷，什麼都不用改，把案子最後那兩個沒親戚的罪人換成你倆的名字就行了。”

老胥吏的同僚有點害怕：“死人能欺瞞，活人咋騙啊？這事要是漏了，咱倆全沒命！”

老胥吏哈哈一笑：“我倆固然沒命，上官就能跑了？最少是個丟官！你說他會不會替我們遮掩？”

最後這個傢伙真的就這麼做了，事情也真的成了，主官果然不敢多問。之後方苞又零散記載了很多類似找人頂包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花錢買個職業頂包的“白鴨”。

其實找人頂包這種手段由來已久，只是清朝中後期變得公開化而已，說來也一點都不稀奇，古代的刑獄和案件偵破本就漏洞百出。而且在古代通常有限期破案一說，一定時間案子破不了捕快要被打屁股的，隨手抓人定罪的事情都常有，這種首尾比較少的“宰白鴨”自然是大家都滿意的第一選擇嘍。

關鍵字: 替死 歷史 中國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