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邂逅屈原：君子信仰，至死不渝

一个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一个是安史之乱前后的贫苦知识分子；

一个是“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重臣左徒，一个是应试落第，困居长安十年之久，于战乱中奔波，苦觅皇室的小官左拾遗；

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

这样比较下来，似乎很难将这两人联系起来，但是在更高层次的信仰、精神和人格上两人又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跨越了时空界限和地位履历，呈现出一脉相传的渊源。

屈原有着儒家的君子人格和意志，他以美人喻君子，以香草比德行，心中燃烧的是与宗族情感相联系的忠君爱国之火；杜甫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立下济世报国之志，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贯穿了屈、杜的整个生命旅线，至死不渝。

爱国之情无时无刻不在灼烧着他们的生命，光是贬谪流放不足以让屈原绝望，然而国君死了，国家亡了，却使屈子毅然走向死亡；虽早过了不惑之年，听闻天子落难，杜甫决然抛下家庭，孤身寻主，历经波折，抵达凤翔，终得安心。

屈原忠直，哪怕因小人馋讥流放，也决不妥协；杜甫耿直，以卑弱之力为房琯求情，哪怕触怒天颜，遭遇贬谪也绝不后悔......

比较了屈原和杜甫的部分异同，不难看出，他们的人格精神确是渊源深厚，这种相似对一个人的影响远远大过阶级和时代背景。

杜甫经历了国破山河碎，孩子因饥饿夭折，有志不能伸的悲惨人生，大半生都处于困顿窘迫的潦倒之境，这比屈原放逐之痛来得更彻骨，更摧磨人的意志，可以说所谓王道政治将更大的残酷给予了杜甫，他信仰王道却切身受着来自于君王政治的伤害。

在此情况下，杜甫也对信念产生了怀疑。他也曾怒吼“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他也曾失望“纨绔不饿死，儒官多误身”，他比屈原更直接的提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怀疑，甚至我们会怀疑他已经要放弃儒家信仰了。

然而，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像王维一样去寻找另一条更为舒坦的道路。我想他这里的“怀疑”其实和屈原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对深深信仰的东西的失望的发泄，所谓爱之深而责之痛。

所以在一番发泄后，杜甫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他会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他会忧“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杜甫，一个在儒家一重世界里执着前行的人。

然而，杜甫为何没自杀的问题还没解决，哪怕他最终也是悲惨的病死在一艘小船中，但是，是什么给予了杜甫坚持下去的力量，而没有选择“解脱”？难道贵族出身的屈原就比历经苦难的杜甫的心灵更脆弱吗？

我觉得是希望，杜甫心中还有屈子已不存在的希望，也就是信念。但是这种信念不再是单纯的君子王道信念，而是参杂了人生百态的感情。

当时，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唐王朝并没有灭亡，皇帝依然还在，也就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还没有完全破灭，他的心中还有忠情，而楚王已是亡国之君，屈原心中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出身楚国王室的他一时家国俱灭，哪还有什么精神支撑？而且杜甫是个重情的人。他还有妻子孩子，怎能忍心抛下他们独自离去？

最后，杜甫心中更大支撑在于“以一己之心为万民之心，以个体生命承担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命运，把个人命运与世人和历史命运系在一起”，也就是他心中真正放不下的是黎民百姓，那些同他一同受苦，一同罹难的贫苦之人。

杜甫这种精神其实与基督颇为相似，以自身的受苦来传达爱和信仰，来让他人获得拯救。但是，基督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二重世界，对于儒家来说只有一重现实世界，“未知生，焉知死？”

杜甫拯救的不是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百姓，而是后世的许许多多的人，有诗人，有文人，有失意的政治家，有普通贫苦的士子......他虽然没出过儒家的一重世界，但他为自己搭建了一方温暖的支撑，照亮了前路，哪怕走的艰难，哪怕产生过失望怀疑，但他在切身体味百姓之苦中又回到了深化了的儒家伦理和道德自觉，

儒家的一重世界似乎给予了中国诗人深厚的苦难，他们的出路从自杀，惨死，到另寻他路的放弃，为我们带来或悲或喜的感受，而且在此之中，他们强大坚毅的人格力量，执着向前的精神品质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