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最近都在思考流行病，在試圖瞭解我們目前的困境時，回顧歷史，往往可以尋找和借鑑到一些經驗教訓。通常，人們總是認為，只有相對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才會遭受那些可怕的疾病傳播。然而，回顧過去我們會發現，就在幾代人以前，世界上許多最發達的城市，也曾面臨大規模疾病的爆發和為了控制病毒帶來的種種挑戰。從長遠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公共衛生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依然在不斷髮生著，世界各地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是如此。
作為一個領先的國際大都市，紐約在應對和適應全球流行病的歷史上做出了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例子。今天很少有案例像紐約1918年遭遇西班牙流感那次具有歷史意義。
在19世紀末和 20世紀初，紐約市乘坐有軌電車的女性都有意識地避免讓她們的裙襬接觸地面。因為許多乘坐有軌電車的男人有嚼菸草的習慣，經常會直接在地板上吐痰，時間長了，那些聚集在地板上的痰混合形成了傳染病的主要滋生地。
“當心吐痰者！”布魯克林抗結核委員會發布這樣的警告。類似這種積極的運動通過鼓勵加強公民的衛生意識來控制結核病的傳播。公共志願者和警察提醒人們注意禮貌，通過公共監視和輕微罰款，改善了公共衛生。為了隔離受感染者咳出的痰，他們還推出了燒瓶和可燃燒紙杯等醫療設備，雖然後來被證明這些方法不一定有效。
紐約州波特堡，醫務人員帶口罩以避免流感。
還有諸如房屋改革法要求改善通風，以及分發衛生小冊子等努力，改善了街道清潔。最重要的是，紐約認識到有必要將這些小冊子翻譯成意大利語、德語和意第緒語等，以跨越其不同居民人口中的各種語言和文化障礙。多措並舉使紐約變成了一個非常乾淨的地方。所有這些公共衛生工作都為1918年的流感做好了更充分的準備。
當1918年流感爆發時，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紐約創新的衛生疫情應對系統進一步升級。據估計，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感染了大約5億人，奪去了多達1億人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此受損的中青年士兵比例遠遠高於老年人或更年幼的人。更糟糕的是，為了避免戰爭時期在敵人面前顯得軟弱，對流感的報道很少。
西班牙流感期間美國士兵帶著口罩前往法國
由於沒有診斷測試、疫苗、抗病毒或抗菌藥物，也沒有像呼吸機那樣的ICU支持，人們依靠阿司匹林、奎寧、松節油、鹽水、局部按摩、以及Bovril（牛肉湯）來緩解症狀。紐約市實行錯峰辦公，以避免高峰時間擁擠，並建立了150多個緊急衛生中心。分批次隔離確保了物資可以繼續流入歐洲為戰爭提供支持。還有在結核病時代發起的大規模宣傳活動，提醒了人們注意打噴嚏和咳嗽，減少吐痰，並報告感染。對受感染者進行隔離和檢疫，降低了直接接觸的交叉傳染，從而有針對性地改變人們的行為，通過病例報告鼓勵信息共享，也都有助於減緩疾病的傳播。
美國陸軍醫院。不僅使用口罩和隔間， 病人的床位也會被顛倒放置。
然而可悲的是，在1919年西班牙流感結束時，還是有33000名紐約人去世了，這讓560萬紐約市民對未來感到震驚和不安。最終紐約市的死亡率為4.7%，而波士頓和費城的死亡率分別為6.5%和7.3%，考慮當時的極端形勢，這個數字著實算是優秀了。紐約市的經驗就是一個範例，說明如何將傳統和創新方法結合起來，從而解決不斷變化的公共衛生事件。
如今，隨著疫苗、藥品和醫療器械供應的改善，城市儲備了一些直接面對疫情的資源。加上重點推行公共衛生宣傳來調整個人行為，以及實行病人隔離、檢疫、鼓勵信息共享等措施，疾病控制的前景是充滿希望的。相比於一個城市在一個多世紀前做出的防疫工作，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防止傳染病爆發，並在威脅出現時及時作出反應。下一波公共衛生實踐的改進，特別是應急工作的改進，一定會取決於我們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做好這種準備，並將上一個時代的成果標準化，以造福全人類。
—D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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